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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已经指出：《金瓶梅》中的许多历史事实表明作者写作的年代在万历年间，通过人物生年干支和岁数我们又判断出故事背景年代是嘉靖23年到隆庆5年，这就说明《金瓶梅》的写作年代的确比故事真实背景年代晚若干年，这符合小说的写作实际，至今笔者也没看到过故事边发生、边写作的小说。 值得注意，第68回写到的“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反映的是万历24年秋至万历29年之间发生在徐州的历史事件，直到第100回故事写韩爱姐去江南湖州，仍然表现的是万历29年的徐州情况。这就告诉我们：第47回及其以后的故事写作的年代一定在万历11年之后，直到万历29年《金瓶梅》仍然在写作之中。既然如此，估计《金瓶梅》真正收笔的时间应该离万历29年不会超过两年，否则作者就不会用万历29年徐州的地理状态来表现故事的结束年代了。由于万历11年是《金瓶梅》第47回中第一次出现的万历年代 ，作者有可能想借它表现他开始写作的年代，果真如此则比万历31年早20年，俗话说十年磨一剑，看来不大可能。值得注意第10回武松判刑书上写的是政和三年，按照《金瓶梅》明确标出的假托故事背景年代来看，第2—14回相当政和四年。为什么判刑书上写的却是政和三年呢？考虑到这个日期是《金瓶梅》中第一次明确出现的日期，作者很可能是为了暗示开始写作的年代才这样写的，政和四年的年干是癸巳，恰与万历21年的年干癸巳相同。看来，《金瓶梅》最早动笔写作的年代是万历21年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以肯定的是《金瓶梅》真正收笔的时间应该离万历29年不会超过两年，最晚不应该晚于万历31年。因为通过仔细研究《金瓶梅》的故事情节，我们就会发现故事中还写到了发生在万历29年的明朝的三件重大历史事件，充分说明作者是用万历29年的历史和地理事实来表现故事结束年代的，既然如此他真正收笔的时间就不会比万历31年更晚。 第71回写殿头官口传圣敕道：“朕今即位，二十祀于兹矣。艮岳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庆，与卿等共之。”言未毕，班首中闪过一员大臣来，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师、鲁国公蔡京也。俯伏金阶，叩首，称：“万岁万岁万万岁！臣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恭惟皇上御极二十四禩以来，海宇清宁，天下丰稔，上天降鉴，祯祥叠见：日重轮，星重辉，海重阔，圣上握乾符，永享万年之正统；天保定，地保宁，人保安……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际明良，永效华丰之祝，常沾日月之光。谨献颂以闻。” 通过前两章的研究和总结，我们已经知道阅读《金瓶梅》不能小说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应该把故事的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比对，这样才能区别虚构与写实。不仅小说中有关地理的描述要与历史上真实的地理事实相比对，小说写到的历史事件也应该与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相比对。第71回写的颂文是因皇帝坐朝二十年而写，宋史没有这样的事实。既然《金瓶梅》故事是假托宋朝、实写明朝的，我们也认真查阅了《明史》、《嘉靖实录》和《神宗实录》，结果在万历29年的实录中发现了大学士沈一贯献颂的历史史实，这一史实与第71回写的故事情节很相似，嘉靖19年、20年、29年和30年，万历19年、20年均没有类似史实。 《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乙丑朔，上不御殿，颁行万历三十年大统历如常仪。大学士沈一贯题：臣闻王者必世而后仁。解者曰三十年为一世，皇上神明御宇三十年于兹，今日庭颁万历三十年大统历，大小臣工莫不欢呼鼓舞，以为皇上当鼎盛之年，成久道之化。尤愿皇上法天行之键励不息之贞，自今以前三十年如一日，自今以后亿万年如三十年，则道化愈隆，洪基愈固。臣是以颂不忘规，惟圣明留意。幸甚。”请注意历史上的这一颂文与《金瓶梅》第71回所写的颂文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大学士丞相的颂词，大学士并非年年献颂，都是因时值关键年代而献颂，只是三十年与二十年之差而已。三十年为一世，“王者必世而后仁”，可见三十年的说法符合典故；二十年的说法查不到典故，应该只是《金瓶梅》虚构的写法。看来作者写这段故事是为了反映万历二十九年的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神宗实录》只有此一次记录。若第71回写的颂文是作者独出心裁的臆造，怎么会巧合到这种程度！作者将三十年改成二十年是有道理的，因为《金瓶梅》假托北宋，宋徽宗做皇帝不到二十年怎么能出现三十年的颂文呢？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是为了遮人耳目，保障安全，否则岂不就太明显了！而且，沈一贯这位大学士以纳贿闻名，据记载他曾经接纳楚王的贿金一千两，银一万两。他是浙党领袖，处处为神宗的错误辩护，充分暴露出“持禄苟客”，“伴食大官”的丑恶嘴脸，此人堪与蔡京相比。不仅如此，故事还通过第75、76、78回的故事反映了与沈一贯献颂词的有关历史事件，它们可以相互为证。 《金瓶梅》还写了许多送日历的故事，例如第75回写平安禀告西门庆：“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历日。”玳安儿拿宋御史回帖儿来回话：“赏了小的”“一百本历日”；西门庆说：“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二百本历日”。第76回写西门庆在家宴客，“忽有本县衙差人送历日来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门庆把五十本拆开，分给吴大舅、应伯爵、温秀才三人。第78回写宋御史又差人“送了一百本历日”。由此看来，《金瓶梅》用了三个回目不厌其繁地记述了省、府、县三级官员大送历日的故事。这种描写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看来这应该是历史事实的一种反映，不是作者凭空捏造的。有人用宋御史宋乔年的名字来解释，说什么宋的谐音是“送”，“乔”是假的意思，他送给西门庆的是“乔年”，预示西门庆将要死，你看第79回他不就死了嘛！这是典型的索引法，完全没有道理，请注意宋乔年不仅送给西门庆一百本历日，也送给玳安一百本，吴大舅、应伯爵和温秀才都分到了日历，为什么他们在西门庆死的前后没有一个死的！而且，书中不仅写宋乔年送日历，还写了府县官员送日历。看来，各级官员都送日历的故事反映的应该是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才值得《金瓶梅》如此不厌其烦地描写。 据《神宗实录》卷359 6711页的记载：万历十年，神宗宫人王氏生长子常洛，十四年郑贵妃生皇三子常洵。神宗宠爱郑妃，有废长立幼之意，迟迟不立太子。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就闹起册立太子的事件。以丞相申时行为首的大臣们屡次上疏要求册立太子以安社稷、以正国本，神宗大怒，屡次将上书之人降职罚俸禄、罢官杖责。他用高压手段封敛臣口，如此持续十余年。万历二十九年仍然如此，五月初七，都指挥郑一泰在奏本中说：“太子不立，天下震动”，此乃“万古纲常所系，宗社安危所关”。万历皇帝大怒，下谕内阁，指责郑“狂肆”。五月十一日“礼科右给事中杨天民等疏催册立，言皇长子二十龄矣，册立之期已过十年，冠婚之期已越五载……。”神宗大怒，将进士出身的杨天民、王士昌等俱降为边远典史。由此看来，册立已经成为明朝神宗时代的一件历史大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大学士沈一贯上疏催立，神宗才突然“嘉其忠爱诚恳，深合朕心。遂有降谕举行之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面子？据历史记载这是因为凑巧皇太后严词督促神宗立太子之事，神宗方才改变了主意，决定立太子，沈一贯是否听到了什么风声才上疏催立，不得而知，可以肯定他上疏的时间正值神宗决定立太子后，于是神宗就答应了沈一贯的请求。沈一贯因此大受感动，以为这是皇帝“世而后仁”的表现。十月初一朝廷颁行历日，万历皇帝没出席，沈一贯为了讨好皇帝并显示自己的功劳，借颁行历日之机献上了一篇颂词。在这一颂文发表后不久，皇帝于十月十五日正式“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大奖群臣，并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仪式和庆典。至此，由万历十四年开始的册立太子事件才尘埃落定。由此可见，“太子立东宫”是多么来之不易，怎么能不令大小臣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呢！万历三十年历日的颁发给大小臣工表现欢欣鼓舞的心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样便赋予万历三十年历日一个不同于一般的意义，其他年代的日历当然不能具有这样的荣誉了。如此则可以想象得出：大小臣工将掀起一个大送日历的热潮，人们将为获得一份日历而高兴。这既表现了人们的愚忠，更表现了臣民多么期盼“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神宗皇帝能“世而后仁”，同时也是臣民对立下重大功劳、正在当权的大学士沈一贯的感谢或巴结。在这种情况下，《金瓶梅》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在《金瓶梅》中写下了省、府、县三级官员大送历日的故事，藉以表现《金瓶梅》的写作年代，就不值得奇怪了。 不仅如此，《金瓶梅》还写了“太子立东宫”的故事。例如第87回写：“太子立东宫，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第88回写“朝廷册立东宫，郊天大赦”。有人说，哪朝都有立太子的事，怎见得《金瓶梅》写的是万历29年的历史？要知道万历年间这三件历史大事是互相关联的，太子立东宫是三件历史大事的核心，既然第71、75、76、78回已经反映了大学士献颂词的故事和省、府、县三级官员大送历日的故事，作者就应该写“太子立东宫”的故事。果然第87、88回写了这个故事，这岂能偶然！互相关联的万历年间这三件历史大事全部都反映了，这只能证明《金瓶梅》作者的确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这些故事来表现《金瓶梅》的写作年代。否则，怎么可能这样巧合呢？无根据的臆造不可能如此巧合，孤立看待反映三件历史大事的故事是没有道理的。 三件历史大事全部出现在《金瓶梅》故事情节中，可以确证《金瓶梅》应成书于万历三十年之后，因为它们是互相关联，可以彼此印证的。而且，我们在本章开篇时就谈到《金瓶梅》结束之篇的第100回，故事情节反映的黄河南徙事件仍然是万历29年的历史事实，这可以再次证明作者在故事情节中写作三件历史大事是为了表明《金瓶梅》的收笔时间。既然作者如此强调万历29年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全部故事即将结束之时仍然如此强调万历29年的历史事实，可见《金瓶梅》真正的收笔时间就一定得在万历三十年之后，而且也不会拖的太久。我们认为《金瓶梅》应该成书于万历30年或31年，万历31年更合理，因为从第71回到全书结束还有30回没写完的故事情节，一年内肯定完成不了。最晚也不会晚于万历三十二年，因为万历32年总河侍郎李化龙开成了泇河，从此避开了“徐州二洪”对运河的影响，《金瓶梅》非常关注的徐州从此地位一落千丈，可是《金瓶梅》对于这一特大历史事件毫无反应，充分说明《金瓶梅》作者收笔时间在此事件之前。 据《明史》卷85记载：因为万历24年秋至万历29年之间发生的“黄河南徙”事件，致使“徐州二洪”长期“淤沙无水”，明朝的经济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因此断流近十年，这对于明朝朝廷当然是一件“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的大问题，震惊朝野。当时就有人提出要想办法让运河避开“徐州二洪”的影响，下决心完成这个工程。但是直到万历32年总河侍郎李化龙才完成了这个工程。他自邳州直河口至夏镇（今山东微山）李家口新开了二百六十余里河道，通过泇河与中运河直接连通，从而避开了“徐州二洪”对运河的影响。这对于徐州来说当然是一场灾难，从此徐州在运河上的地位就被邳州所取代。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32年后“行旅不复取道彭城。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垒，无一客可延接矣”，“军民二运，俱不复经，商贾散徙，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