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抄本至少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已经出现。这是因为最早记载《金瓶梅》抄本的是明朝著名进士袁中郎(宏道),他在万历二十四年七月给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写信,问:“《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乘《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中郎为什么会赞扬《金瓶梅》“胜于枚乘《七发》多矣”呢?枚乘是西汉词赋家,《七发》是他作的一篇词赋,文中说楚太子有病,有吴客来探问,向他叙说了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论道七事的好处,指出腐朽生活的弊害,使太子深受感动,出了一身大汗,病即痊愈。看来,袁中郎认为《金瓶梅》对人的教育,远比《七发》大得多,有病的人看了它会出一身大汗,病就会痊愈。这时《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已经出现,后来,人们把它们和《金瓶梅》并称为明朝四大奇书。但是,《三国志》写的是帝王将相逐鹿中原;《水浒传》写的是英雄豪杰梁山传奇;《西游记》写的是大闹天宫西天取经;三部奇书写的都是超凡绝俗的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有《金瓶梅》写的是市井凡人家庭生活。既无传奇式的人物,也无传奇式的故事,既没有概念模式的描写叙述,也没有理想化的提纯拔高,而是精确地在复制生活,真实得无与伦比,前无古人,即便现在读起来也会为它的真实而感动。还在抄本传抄的阶段《金瓶梅》就轰动文坛,袁中郎为之拍案惊奇,著名进士王世贞、王肯堂(字宇泰)、王稚登、董其昌、袁中郎、屠本畯、谢肇浙、沈德符等都先后收藏过《金瓶梅》抄本。谢肇浙赞扬《金瓶梅》的写作方法,夸它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清朝著名评论家张竹坡则称它是“第一奇书”,他评论说:“《金瓶梅》是大手笔,却是极细的心思做出来的。(读法一O四)此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也夫。”(读法一O六)“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也。”(读法四三)鲁迅称赞它“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近代著名作家郑振铎评论说:“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尤为伟大。《西游》、《封神》,只是中世纪的遗物,结构事实全是中世纪的,不过思想及描写较为新颖些而已。《水浒传》也不是严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们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简直可以说是超人式的)。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毛泽东认为《东周列国志》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是“明朝的真正的历史”。“《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然而,也有人说它是“淫书”,自面世以来人们就对它毁誉不一。例如,明朝进士书画家董其昌就主张:“决当焚之”,可是他同时却是《金瓶梅》抄本的收藏者和传播者,袁中郎读到的抄本就是从他那里借阅的。著名进士沈德符一方面说恨不得“睹其全书”,另方面又说《金瓶梅》“坏人心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金瓶梅》是以反面人物西门庆为主角写的小说,它描写了西门庆贪恋酒色财气堕落的一生,而且把男女交合之事,房中之术,详尽充分而且反复多次地描画在纸上,达到了惊世骇俗的程度。由于中国社会长期的道德说教,人们不敢公开阅读这样的书。加之人们长期习惯于阅读正面小说,总想学习其中的一些英雄模范人物;不习惯于阅读这种反面小说,所以“淫书”之谥不胫而走。但是色欲既是人之所恶,又是人之所爱,所以有些人在偷偷地看,为了表白自己是正人君子,又口是心非地税它是“淫书”,“坏人心术”,“决当焚之”。问题在于它究竟是“淫书”,还是“云霞满纸,胜于枚乘《七发》多矣”?究竟应该怎样评论才是正确的呢!请注意开篇前写的两首词。 从西门庆的故事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幸福观就是尽情地享受酒色财气给他带来的欢乐,所以他不惜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去抢夺别人的女人和财产,破坏别人的家庭,致别人于死地。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纵欲过度必灭亡,西门庆终于不到32岁就死了。死后,他的妻妾或与人通奸,或改嫁,或死,儿子也不是他的,财产也被别人夺走,这就是贪财好色者应得的报应。这不是迷信,是生活规律,人生哲理。李瓶儿、潘金莲和庞春梅也都因为贪淫而先后可耻地死掉。故事之所以要多次描写性交活动,不是宣淫,而是为了表现贪色者的低级下流,只知交配,与畜生何异!作者通过第80回祭奠西门庆的祭文写的很清楚,直接把西门庆说成男人的生殖器,他的帮闲们则是配件,常在胯下随帮。多么可耻,又多么可怜。骂的狗血喷头,维妙维肖,不亦乐乎!充分表现出作者对西门庆及其狐朋狗友的蔑视和仇恨。诚如第81回回前诗所说:“堪叹西门成何业,赢得奸名富半生”,这种人除做了一些奸淫邪恶的事,害人害已,没对人类和社会留下什么有益的贡献,白白活了一辈子,浪费了可贵的人生,糟蹋了社会的物质财富。 为什么明朝著名进士袁中郎(宏道)在写给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信中,会赞扬《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乘《七发》多矣。”就是因为《七发》只是一篇正面说教的词赋,文中说楚太子有病,吴客来探问,向他叙说了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论道七件事的好处,对比指出腐朽生活的弊害。太子深受感动,出了一身大汗,病即痊愈。其实,正面说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金瓶梅》就不同了,它以西门庆和金瓶梅三个女人贪恋酒色财气活生生的反面典型生活为例证,对人的教育就深刻的多了。西方现代哲人尼采说:“无论在造型艺术还是音乐和诗歌中,除了美丽灵魂的艺术外,还有着丑恶灵魂的艺术;也许正是这种艺术最能达到艺术的最强烈效果,令心灵破碎,顽石移动,禽兽变人。”(《悲剧的诞生卷》p128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11月)真正看懂《金瓶梅》的人心灵必然受到极大的震动,怎么敢再步西门庆的后尘,也不屑于重复禽兽的行为。犯了错误的人也会从此走上正道,只有尽早改过才能避免覆灭的危险,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能称得起人的人。 但是,很多人没有看懂《金瓶梅》,不知道它是戒淫的书。只看到故事中有许多淫荡的情节,就以为它是“淫书”。说《金瓶梅》是“淫书”的人,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不会从全局看问题,只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鲁迅先生为淫书画出了一个界限:淫书“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是这样的书吗?我们应该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来评论它,不应该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为例,它共删除19161字,其总量还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二。即便保留这些内容,也不能说作者写作《金瓶梅》意在宣淫,恰恰相反,它是为了充分表现那些贪淫者的卑鄙无耻和低级下流。它表现的是被揭露者的品质。不这样写,该怎么表现他们的无耻呢?难道只说他们是奸夫淫妇就可以了吗?值得注意,《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主要集中在潘金莲的身上,她正是作者专门从《水浒传》中借来做批判靶子的;再就是王六儿、如意儿,作者很少这样描写李瓶儿、吴月娘、孟玉楼,也不描写韩爱姐和王三官之妻,连春梅也写的不多。如果作者“意欲媟语”、“专在性交”,他应该在所有能写的地方都写,事实并不是这样。还应该指出,《金瓶梅》书中的性描写大部分是从比它早一百多年的《如意君传》抄袭来的。 说是“淫书”的人也不知道《金瓶梅》作者是王寀,王寀的故事就反映出他有“饶贴亲娘还磕头”的耻辱家史,他写《金瓶梅》就是为了控诉他的仇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写作“坏人心术”的宣淫的小说呢?不可能。问题在于很多人自己有问题,他们从心底里对淫荡情节感兴趣,虽然《金瓶梅》通过故事情节已经告诉读者贪淫的人没有好下场,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对于这些不知悔改的人来说,不是《金瓶梅》害了他们,只能怪他们自己不见棺材不落泪。 《金瓶梅》不仅写了西门庆这个人,而且,通过他联系到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朝廷、官场、市井,各行各业,各种人物,揭露了明朝整个社会的腐败。西门庆善于财权交易,利用霸占妇女所得的财产开店铺、贿赂官员,买来提刑官。再利用官职,官商结合,官买官卖,放高利贷,结交达官,贪污腐化,成为利用社会转型之机发大财的大投机商。武松告他毒死其兄、霸占其嫂时,他只能找皂隶李外传打听消息,还不能直接找到县官说上话。他当了官、特别是与朝廷大官结交以后就大不相同了,他的客厅里不仅坐着巡按、御史、而且有钦差大臣,堂堂太尉。他不再拜求知县和其他文武官员,相反的倒是他们需要走他的门路,他竟能插手省市文武官员的升级,其权势达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在地方上俨然一霸,他贪赃枉法,玩弄妇女,为所欲为,皇亲国戚都要向他低头。他之所以能如此飞黄腾达,靠的是女人和财产,西门庆通过玩弄妇女掠夺别人的财产,再靠钱去任意玩弄妇女;又靠重金去贿赂官员,用金钱购买权势,再用权势转化为更多的钱。财、权、色互相交易,翻来覆去转手几次便成为妻妾成群、有钱有势的官员和财大气粗的富翁了。这样的人似乎很能干,其实他是在错误的人生道路上愈滑愈远。“弄珠客”序已经说的很清楚,看过《金瓶梅》“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乃兽耳”。何去何从,关键在于自己,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在作者笔下,西门庆一类的人物,是那样罪恶深重而又多姿多彩,那个社会是那么的暗无天日又五光十色,这是一幅非常形象生动而色彩丰富又变化莫测的图画。画中的人物,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觉得栩栩如生,似曾见过。郑振铎说,“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地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在那个习惯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世界里,它竟敢撕破种种真善美的纱幕,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兜底翻了出来!这说明《金瓶梅》不仅是人生哲理小说,也是揭露官场腐败、社会黑暗、讽刺朝廷的政治小说。万历年间,社会财富有了很大的增长,这对于中国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可惜从皇帝到平民普遍存在享乐腐化的风气,万历皇帝就是一位“四贪俱全”的典型,又听不进任何正确的意见,所以明朝不久就灭亡了。显然《金瓶梅》有讽喻万历皇帝的意图,可惜这个人和那个社会病入膏肓,已经无药可救了。后世评论:明实亡于神宗,《金瓶梅》对此已经作出预言。 第62回写“四更天”李瓶儿睡下,“没半个时辰”,迎春起来看,李瓶儿已经“呜呼哀哉,断气身亡。”至此李瓶儿的故事就基本结束了。第79回写西门庆:“到于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时分,相火烧身,变出风来,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捱到早辰巳牌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从第62回到第79回之间,《金瓶梅》插入了反映神宗皇帝立太子的故事,例如第71回写殿头官口传圣敕道:“朕今即位,二十祀于兹矣。艮岳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庆,与卿等共之。”言未毕,班首中闪过一员大臣来,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师、鲁国公蔡京也。俯伏金阶,叩首,称:“万岁万岁万万岁!臣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恭惟皇上御极二十四禩以来,海宇清宁,天下丰稔,上天降鉴,祯祥叠见:日重轮,星重辉,海重阔,圣上握乾符,永享万年之正统;天保定,地保宁,人保安……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际明良,永效华丰之祝,常沾日月之光。谨献颂以闻。”这篇颂文是因皇帝坐朝二十年而写,宋史没有这样的事实。既然《金瓶梅》故事是假托宋朝、实写明朝的,我们也认真查阅了《明史》、《嘉靖实录》和《神宗实录》,结果在万历29年的实录中发现了大学士沈一贯献颂的历史史实,这一史实与第71回写的故事情节很相似,嘉靖19年、20年、29年和30年,万历19年、20年均没有类似史实。只有万历29年年有类似记载,据《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乙丑朔,上不御殿,颁行万历三十年大统历如常仪。大学士沈一贯题:臣闻王者必世而后仁。解者曰三十年为一世,皇上神明御宇三十年于兹,今日庭颁万历三十年大统历,大小臣工莫不欢呼鼓舞,以为皇上当鼎盛之年,成久道之化。尤愿皇上法天行之键励不息之贞,自今以前三十年如一日,自今以后亿万年如三十年,则道化愈隆,洪基愈固。臣是以颂不忘规,惟圣明留意。幸甚。”请注意历史上的这一颂文与《金瓶梅》第71回所写的颂文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大学士丞相的颂词,大学士并非年年献颂,都是因时值关键年代而献颂,只是三十年与二十年之差而已。三十年为一世,“王者必世而后仁”,可见三十年的说法符合典故;二十年的说法查不到典故,应该只是《金瓶梅》虚构的写法。看来作者写这段故事是为了反映万历二十九年的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神宗实录》只有此一次记录。如果第71回写的颂文是作者独出心裁的臆造,怎么会巧合到这种程度!作者将三十年改成二十年是有道理的,因为《金瓶梅》假托北宋,宋徽宗做皇帝不到二十年怎么能出现三十年的颂文呢?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是为了遮人耳目,保障自己的安全,否则岂不就太明显了!而且,沈一贯这位大学士也堪与蔡京相比,他以纳贿闻名,据记载他曾经接纳楚王的贿金一千两,银一万两。他是浙党领袖,处处为神宗的错误辩护,充分暴露出“持禄苟客”,“伴食大官”的丑恶嘴脸。 据《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大学士沈一贯上疏催立,神宗才突然“嘉其忠爱诚恳,深合朕心。遂有降谕举行之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面子?这是因为凑巧皇太后严词督促神宗立太子之事,神宗方才改变了主意,决定立太子。沈一贯是否听到了什么风声才上疏催立,不得而知,可以肯定他上疏的时间正值神宗决定立太子之后,所以神宗就答应了沈一贯的请求。沈一贯因此大受感动,以为这是皇帝“世而后仁”的表现。十月初一朝廷颁行历日,万历皇帝没出席,沈一贯为了讨好皇帝并显示自己的功劳,借颁行历日之机献上了一篇颂词。在这一颂文发表后不久,皇帝于十月十五日正式“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大奖群臣,并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仪式和庆典。至此,由万历十四年开始的册立太子事件才尘埃落定。 《金瓶梅》不仅写了献颂的故事,而且写了许多送日历的故事,例如第75回写平安禀告西门庆:“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历日。”玳安儿拿宋御史回帖儿来回话:“赏了小的”“一百本历日”;西门庆说:“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二百本历日”。第76回写西门庆在家宴客,“忽有本县衙差人送历日来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门庆把五十本拆开,分给吴大舅、应伯爵、温秀才三人。第78回写宋御史又差人“送了一百本历日”。由此看来,《金瓶梅》用了三个回目不厌其繁地记述了省、府、县三级官员大送历日的故事。这种描写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实它反映的恰是神宗改变主意决定立太子的历史事实,由于“太子立东宫”来之不易,必然令大小臣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十月初一朝廷颁行历日,沈一贯献上颂词。万历三十年历日的颁发给大小臣工表现欢欣鼓舞的心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此则可以想象得出:大小臣工将掀起一个大送日历的热潮,人们将为获得一份日历而高兴。这既表现了人们的愚忠,更表现了臣民多么期盼“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神宗皇帝能“世而后仁”,同时也是臣民对立下重大功劳、正在当权的大学士沈一贯的感谢或巴结。在这种情况下,《金瓶梅》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在《金瓶梅》中写下了省、府、县三级官员大送历日的故事,就不值得奇怪了。其他年代的日历当然不能具有这样的荣誉了。 有人用宋御史宋乔年的名字来解释,说什么宋的谐音是“送”,“乔”是假的意思,他送给西门庆的是“乔年”,预示西门庆将要死,你看第79回他不就死了嘛!这是典型的索引法,完全没有道理,请注意宋乔年不仅送给西门庆一百本历日,也送给玳安一百本,吴大舅、应伯爵和温秀才都分到了日历,为什么他们在西门庆死的前后没有一个死的!而且,书中不仅写宋乔年送日历,还写了府县官员送日历。西门庆之死更加说明《金瓶梅》作者是为了讽喻神宗皇帝才写西门庆贪恋“酒、色、财、气”故事的。从第79回到第86回作者又利用潘金莲写作了她与陈经济通奸的故事,这时,潘金莲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第87回写:“太子立东宫,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武都头杀嫂祭兄,王婆子贪财受报,情节似乎又回到《水浒传》,但是武松却不能亲手杀死西门庆。因为作者是借用西门庆和潘金莲来写《金瓶梅》的故事,他有自己的写作意图。不用怎样说,《金瓶梅》的确利用了万历29年的历史事实,不仅第71、75、76、78回反映了大学士献颂词的故事和省、府、县三级官员大送历日的故事,而且第87回还反映了“太子立东宫”的历史。不仅如此,第88回再次写“朝廷册立东宫,郊天大赦”。有人说,哪朝都有立太子的事,怎见得《金瓶梅》写的是万历29年的历史事实?要知道万历年间这三件历史大事是互相关联的,太子立东宫是三件历史大事的核心,互相关联的万历年间这三件历史大事全部都反映了,这岂能偶然!它们可以相互为证,孤立看待这些故事是没有道理的。《金瓶梅》反映神宗皇帝立太子的历史事实,更加说明作者是有意讽喻神宗皇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