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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回本《西游记》九十八回有这样一段描写，当唐僧师徒发现被传授的真经变成白纸本子后，便怒不可遏地到佛祖那里去告阿傩、伽叶的状。佛祖对此的解释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状告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被佛祖奚落了一番。那么，上述情节反映的社会实质是什么呢？蔡铁鹰认为阿傩、伽叶掯财情节所反映的是明代的官场制度。蔡先生对此的解释是：“明代的京官，向来比较‘穷’，正规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开支，而弄外快又无路可入，只有向外官(地方官)伸手。外官虽然正规的收入也不高，但捞钱的方法多”。因而，“外官为办事方便向京官贿赂，也就成了常例。阿傩、伽叶向唐僧索要‘人事’，也就不足为奇了。”[1]山昌文先生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作者生活的明朝中后期的现实社会，即使是到了社会顶层也仍然有黑暗存在。”[2] 由于，《西游记》主题的复杂性及其作者为谁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西游学界对小说部分情节理解的多义性。但是，《西游记》中阿傩、伽叶掯财一事，佛祖纵容到了极点，甚至还为他俩的索贿辩解。如果说这只是反映明代中后期官场现实的话，试问哪一个当朝者会这样赤裸裸的纵容下属？而且这种解读还割裂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有种片面追求问题答案之嫌。因而，本文试图以《红楼梦》凤姐“泼醋”与《西游记》阿傩、伽叶掯财情节作比，依据两段情节的相似性，创作两部小说相似的社会背景，并结合《西游记》文本整体与局部之间密可不分的关系，认为唐僧师徒所犯的“忌”实属儒家“道”的根本“孝悌”。 一、《红楼梦》凤姐“泼醋”与《西游记》阿傩、伽叶掯财共性 以《红楼梦》凤姐“泼醋”反观《西游记》阿傩、伽叶掯财情节，且看以下两段文字的描述。《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3]中当凤姐席间多喝了几杯，提前离席回去歇息，却撞破了贾琏与鲍二媳妇的奸情。凤姐偷听得贾琏和鲍二均赞平儿，认为平儿也脱不了干系，遂打平儿出气，大闹一场，贾琏不但不服软，反而仗剑追王熙凤，凤姐见状吓得直跑到贾母那儿去告状： 凤姐哭道：“我才家去换衣裳，不防琏二爷在家和人说话，我只当是有客来了，吓的我不敢进去。在窗户外头听了一听，原来是和鲍二的媳妇商议，说我厉害，要拿毒药给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儿扶了正。我原气了，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儿两下。问他为什么要害我，他臊了，就要杀我。”……贾母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她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说的众人都笑了。[3] 《西游记》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4]中的描述： 行者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掯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教我们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望如来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到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捡几卷与他，来此报数。”[4] 乍一看，一个为佛教故事，一个为家庭琐事，似乎大相径庭。其实这看似一宗教一世俗的两段描述却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一是文中的“执法者”西天佛祖和贾母，都具有至高的威权，一个是佛界最高领袖，一个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二是“判决”结果出乎预料的均是原告唐僧师徒与王熙凤败诉；三是“告状者”都是犯了某种“忌”，因而被最高执法者警示：“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鉴于二者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凤姐与唐僧师徒所触犯的是什么“忌”？他们与当时主流社会文化之间有何联系？ 《红楼梦》的主题除个别学者，如俞平伯、林语堂提出“色空”说之外，[5]多数学者仍持社会说。因而一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宝黛爱情故事为主线，揭示了封建家族的兴亡史。当王熙凤撞见贾琏与鲍二媳妇偷情时，始则怒不可遏、大吵大闹；继而又在贾母面前避“实”就“虚”，不说她撞见贾琏与人偷情，也不说她自己骂贾琏、打鲍二家的，只说贾琏与鲍二家的合谋要害她，她生气才打了平儿；之后又与贾琏、平儿二人的交谈中，表现出“又是惭愧，又是心酸”的神态。对后一点，她是自觉的，但对前一点她承受起所谓“贤良容人”的妇德却并不自愿。作品在描写上述事件时，一方面着墨铺写王熙凤满怀嫉妒、大肆“泼醋”的种种情状；另一方面字里行间却露出些许的叹意——如凤姐这样手握贾府管家大权，又深得贾母宠爱的孙媳妇，也有不知所措之时；凤姐之所以不以通奸之事来指责贾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怕被扣上“嫉妒”的恶名。[6]“嫉妒”对于封建社会的妇女来说，是属于忌讳的“七出”之一。凤姐虽然泼辣，也不敢承担这样一个罪名。在贾母看来，男人年轻时候偷情，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这是一个社会的主流：男人们可以娶三妻四妾，甚至沾花惹草，女人们则必须严格恪守“妇道”，必须宽容、“去妒”。在上述两种情绪的交织中，作家对传统“去妒”观亦是有一定的认同。这也说明，凤姐本性的一点点复苏、张扬，最终还是被强大的封建家族礼制所剿灭。愧色、妥协成了这个风波平息时的主色调。 《红楼梦》成书的时间是在乾隆盛世。从阶级对立上说，当时的社会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中，工商业还未形成一个新的阶级力量，新的因素并没有取得支配地位。[7]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处在中国封建经济瓦解或解体期中。因而《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背景，一面是封建经济的崩溃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孕育过程。物象即是心象，物象的矛盾反映出心象的矛盾，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表现出作家对传统的认同与反叛的矛盾心理。反映在小说中，即表现出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王熙凤内心的矛盾，表现在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变化，既不甘心自己的男人被别人“分享”，又害怕承担“妒”的恶名。 二、《西游记》：借神魔略呈世态 《西游记》的思想主题似较复杂。自成书以来，便不断有人试图追索其旨，“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8]也有近人提出政治说、三教合一说、诛奸尚贤说等，[9]总之，各抒己见，无法达到共识。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西游记》讽刺了佛，也揶揄了道，它的批判矛头指向的是整个神灵世界。因为这个虚幻的彼岸正是现实世界的折射。可以说表面上儒释道三教思想都有，作家的“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者，所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会不时地闪烁在小说的字里行间”。[10] 于是，《西游记》便把儒学作为书内重要人物活动的背景，在写法上采用了儒门文士的传统手法。统观《西游记》全书，许多重要情节均笼罩在或浓或淡的儒学氛围之中。书中描写唐僧道：“我已发了弘誓大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第十二回)。这是臣子对国君的忠。而径河龙王对圣旨阳奉阴违，被魏征斩于剐龙台上，此是不忠之报应。唐僧生恨逐悟空，八戒智激悟空，待他赶来救师父，却被妖怪羞辱，他却讲：“你这个泼怪，岂知‘一生为师，终生为父’，‘父子无隔宿之仇’？你今害我师父，我怎么不来救他？”(第三十一回)当初刚皈依佛教时，龙王三太子纵火烧珠，被其父告了个忤逆之罪，虽有菩萨说情，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终要受“胯下之辱”。这些都是讲劝人忠孝的道理。 悟空自从跟了唐僧，野性逐渐收敛，一路上降妖除魔，上护持师父，下照顾师弟，不计恩怨得失，亦被小龙赞誉为“有仁有义”(第三十回)。再看看悟空在儒门礼仪方面的表现。悟空受招安后，“见三清，称个‘老’字；逢四帝，道个‘陛下’。与那九曜星、二十八宿、四大天王等，俱以兄弟相待。”(第五回) 唐僧因对唐王曾有诺在先，一路上虽历经“万蜇千魔，千辛万苦”，仍坚持不懈怠。当发现所取经卷里面却无半点字迹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投入与回报的问题，而是想到“诳君之罪，诚不容诛也！”(第九十八回)这是忠君、诚信的体现。石猴当初飘洋过海寻访仙道的动力便主要是为建立功业，不料后来却被封了个没有品没衔的弼马温，岂会不造反？等到“齐天大圣”的称号获得玉帝“认可”后，才消了怒气。一路上降妖除魔时，当妖怪骂他是“弼马温”时，他非常懊恼，恨不得一棒子结果了他们；但当听到别人说他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时，却心神荡漾，乐呵得不得了，可见名分在他看来很重要。 然而，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动。许多思想家都清醒地感受到了传统儒家伦理纲常的动摇，“纪纲颓坠”、“纲纪凌夷”、“教化亡”。这正是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向社会各阶层生活渗透的实录。[11]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着市民文学日趋成熟和繁荣，小说取代诗、词、散文而成为文学的主流。于是，作为小说必然反映这种社会变革，同时，由于几千年的宗法制社会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表现在明清小说中的主人公，对传统文化有着认同与背叛共存的复杂心理。 百回本《西游记》其实是一部孙悟空的个人传奇。悟空的人生经历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期为成长、学艺、闹天宫；后期为受观音点化、西行取经、功成正果。这位美猴王天性纯洁，胆识超群，“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道，觅个长生不老之方。”（第一回）他远涉万水千山，历经十数载，拜师学艺，炼就了与天同寿的无边本领。成天无拘无束更不知礼法为何物，只身入龙宫索取兵器；单兵闯阎王殿强销名号。一直发展到欲“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第七回）终于有一天，反上天宫，打得十万天兵溃不成军，在十万火急之时幸得如来相助。而如来又用阴损之招，诱悟空上当，压其于五行山下。这里集中反映了悟空敢于与封建社会主流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善用欺骗之术的玉帝形象。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循规蹈矩、轻贤，才将孙悟空逼上了大闹天宫之路。 孙悟空在五行山下，风餐露宿五百年，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事实，靠个人的勇敢与反叛，终究还是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甚至还会给自己带来祸患。后来他只好妥协皈依佛门，刚跳出君权的欺压，又跳进了神权的束缚。曾经叱咤三界的大英雄，如今却在漫漫西天路上落得个做保镖的下场，还要时不时受唐僧这般无能之辈的控制、奚落。昔日闹天宫，那是何等的神勇，如今连小妖也不敢痛打，还时不时地要给其主子一个情面，真所谓英雄穷途！ 在此，能够看出作家对孙悟空一类的个人奋斗精神，是持肯定态度的；这里既体现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黑暗暴政的代表者——昏君、暴君，要求贤君开明政治的民主性萌芽，也包含对现存皇权制度的肯定。[12]尽管孙悟空对天界神佛统治有所不满，甚至作过激烈的抗争，但他所争取的只是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在此基础上的理想秩序，目的是加强和改善这种统治，而并非从根本上否定它，这就决定了孙悟空斗争的不彻底性。 作者在无穷无尽的艺术想象中，展示了孙悟空的斗争精神，蕴含着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这无疑是明代中叶以后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作者反抗精神的折射。因此，他几番接受招安，终于皈依了神佛，在神佛的干预下，又放走了一个个妖魔。这是孙悟空的悲剧，也是作者思想的局限。这就决定了他笔下人物的二重性格。[13] 三、《西游记》：阿傩、伽叶掯财与儒家社会 上述可以看到，百回本《西游记》如《红楼梦》一样，既展示了儒家的社会结构体系，又体现了在明代中后期及清代商品经济出现的现实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以及对传统道德、礼制的反抗。当唐僧师徒发现被传授的真经变成白纸本子后，他们便怒不可遏地到佛祖那里去告阿傩、伽叶的状。告状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结果，反被奚落。那么，唐僧师徒所犯的“忌”究竟是什么呢？ 《西游记》中阿傩、伽叶掯财情节已是到了小说的末尾，孙悟空业已完成观音交给他的护佑唐僧西行求法的任务。一部严谨的小说，其结构应该是首尾相呼应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因此，对这一段情节的考察、诠释，结合小说中取经故事的缘起分析更为恰当。且看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中，佛祖对众菩萨、比丘僧说：“但那南瞻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这便是观音奉佛旨上长安寻取经人的目的。而唐僧奉唐王旨意西天取经的目的，实则是为了大唐“法轮回转，皇图永固”。结合封建社会特点看，要使“皇图永固”，君臣须遵守儒家的家国人伦体制。它与单纯的佛教劝人为善的“善”不尽相同。观音奉旨上长安与唐僧辞别唐王西行求法，便构成了小说取经故事的缘起。那么君臣须遵守的儒家家国人伦体制应如何溯源呢？ 先秦儒家经典《论语·微子》中有一句话：“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在孔子看来，这些“贪淫乐祸，多杀多争”的原因便是天下无道。《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依此观之，儒家“道”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具体内容即孝悌。那么孔子所倡导的“道”，“吾道一以贯之”，也就是封建宗法礼制和人伦规范。因而“孝悌”便成为“道”的根本或基础。这里孝悌不但成为仁的根本，而且延伸到政治方面，抑制住人们犯上作乱的动机。“孝”便成为一把双刃剑，正面效应有利于家庭和谐和社会安定，负面则消除人们对暴虐统治者的反抗。 孟子就认为亲亲是仁，所以仁德之君是讲孝道的。他反复宣扬舜的大孝，并概括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告子下》)孟子的原意，是用仁德之君的孝道来感化人民大众，要求人们“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滕文公下》)，从而做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进入秦汉时期，由于政治的参与，伦理也就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如对父母是否尽孝就不是个人自愿的道德行为，而是国家在政治上行赏罚的根据。 先秦儒家提出的“孝悌”要求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对等关系，在道德人格上是平等的。秦汉大一统以后，移孝作忠，伦理向政治伸延，君父对臣子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汉朝称以孝治天下，建立察孝廉、奖孝悌的制度。对孝道的提倡，用以造就一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孝悌家庭，对以家族为本位、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儿女尽孝能和睦家庭，进而安定社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对于维护汉皇朝的统治亦有安定的作用。 明清时期，理学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受到封建王朝的大力提倡。发端于宋代的理学，是在对传统儒学进行全面批判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它经过周敦颐的太极说、邵雍的象数学、二程的义理学，最后才由朱熹总其成。这种新儒学也是坚持了传统儒学的伦理纲常。明清两代皇帝都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准则。 所以，“三藏真经”与儒家经典的功用一样，可以建立一个有序的宗法礼制和人伦规范，可以使天下有道，可以使“皇图永固”。所以一部《西游记》与其说是佛家的取经史，倒不如说是儒家的修身史。 孔子为了传播他的执政理念，周游列国“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为使“邦有道”，需经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不可。因此，“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其义是佛祖暗示唐僧师徒，求取真经难，弘扬真经难上加难！让邦国代代都有“道”，让子孙后代“沐浴清化”，以达到“度化”百姓的有序性、恒久性，这才是传道、传经的宗旨呀！如传“道”不能使子孙后代尊崇宗法礼制和人伦规范，而“贪淫乐祸，多杀多争”的话，亦即是“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这里佛祖巧设一局，暗示弟子索人事不成，便送其白纸本子，待到唐僧师徒再次上门，再揭示有字真经在今后东土传播的艰难性。因此，听了佛祖的一番解释后，唐僧师徒便默不做声，最后还是被阿傩、伽叶掯走了“紫金钵盂”。它寓意般地告诉人们，《西游记》的作者认为宗法礼制和伦理规范，对社会是具有一定稳定作用的。同时，从孙悟空被阿傩、伽叶所骗，在佛祖前控诉时的怒不可遏，到后来听佛祖一番解释后，所表现出的沉默、顺从，也可以看出唐僧师徒内心的矛盾。从小说人物内心的矛盾，反映出作家对于传统宗法制的认同与背叛并存心理：一方面是追求自由的“妖界”英雄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另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神权统治以镇压来维持秩序。“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神化中的体现。封建社会人民斗争失败的历史悲剧，表现了佛法无边和封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14] 综上所述，《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凤姐“泼醋”情节，王熙凤由于触犯了儒家的七去之中的“去妒”，所以在贾母前面告状时表现出躲躲藏藏、避实就虚，这一点学术界已成共识。《西游记》第九十八回中阿傩、伽叶掯财情结与其具有相似性，而且这两部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主题的社会性，以及作品中主要人物所表现出的二重人格，都有相同之处，所以结合小说开头取经故事的缘起，依据儒家的社会人伦结构，认为唐僧师徒所犯的“忌”是儒家“道”的根本“孝悌”。 参考文献： ［1］蔡铁鹰.再看《西游记》：吴承恩眼中的现实社会[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4). ［2］山昌文.对《西游记》主题思想的探讨[J].小说评论,2010(4). ［3］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71. ［4］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文中所引原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1955. ［5］赵静娴.20世纪《红楼梦》主题研究综述[J].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丛刊,2005(85). ［6］刘玮.难以摆脱的羁绊——从《红楼梦》贵族少妇形象看作家对传统妇德观的认同[J].求是学刊,2002(3). ［7］傅衣凌.从《红楼梦》一书谈到清代的社会性质问题[J].厦门大学学报,1955(1).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17. ［9］郭健.建国以来《西游记》主题研究述评[M].江淮论坛,2004(2). ［10］谭帆.明清小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0. ［11］陈宝良.明代社会与文化的演变[J].社会科学辑刊,2006(3). ［12］朱彤.“从猿到人”——孙悟空、贾宝玉思想性格纵横谈[J].红楼梦学刊,1985(3). ［13］王齐洲.《西游记》与宋明理学[J].天津社会科学,1992(4). ［14］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03). 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