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西游记》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从历史真实到民间流传再到“说话”，再由文人加工再创作而完成，可以说是一部世代积累而成的巨著。《西游记》从成书到流传的过程中却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西游记》是在文人手中最后定稿的；第二，《西游记》成书于明代中叶，而明代中叶正是小说繁荣之际。以上两点所共同传达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小说这种历来被文人士大夫所诋毁的通俗文学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西游记》创作的目的不同于唐代《大唐西域记》的真实记录，也不同于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院本《唐三藏》、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单纯“娱心”。“文以载道”的传统必然会使创作者在加工之时有所创新，这种创新不会是简单的整理连缀，而主要是完成文学质的飞跃，这种飞跃除了会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更会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紧密关联。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思想发生重大飞跃的标志，而这个转变的根基，就是王阳明的心学。 明代中叶，明王朝皇权旁落而宦官专权，皇族内部以争权夺利为要务，官僚体系内部以互相倾轧为能事，社会矛盾导致战争时有发生；同时在手工业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随之而来的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人大多言行不一，社会一片颓败气息。封建文人直接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批评，不仅促进了小说的繁荣，而且也使得小说的内涵有了深刻的变化。明代社会的现实在作为文艺作品的《西游记》中也有所反映，但这些表象只能说是小说的形式，《西游记》受到时代影响最大的还当属精神文化层面。 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维系主要依靠道德，而在明代儒家道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原本力量强大的封建纲常礼教的精神绳索已经松动。在对旧有道德体系失望的前提下，王阳明继承宋代陆象山开创的“心学”并加以发展，完善了“心学”体系，其学说也在明中叶前后风行天下影响极大。 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致良知”。所谓“致良知”其实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1](P1228)，“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2](P84)通俗地讲，“良知”就是要求人要“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同时，良知也不是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付的日常起居之间”，重视日常起居中潜移默化实现的价值体系。但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在求诸于心的同时，又强调言行相顾，即所谓“知行合一”。“心学”从开始，王阳明及其信徒就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构建上，他们很注重“化俗”。王阳明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有许多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樵夫、陶匠等，这种在社会下层中讲学传道的风气，有力地冲击了理学的僵化思想，而思想界的这一变化对文学不可能没有影响，王阳明的“心学”在客观上撬动了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打破了原有的理论体系，为新思想的出现打开了一扇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个性十足的思想。小说《西游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单只从其中总计二十九个与“心”字有关的回目即可看出“心学”对其的影响。
取经故事的主体由历史真实到民间传奇再到文人小说共历三变。 起初玄奘西行的事迹形诸文字只是客观叙述，所涉人物只有玄奘一人。《旧唐书·方伎传》中关于玄奘西行的记载是实录其事：“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由玄奘口述，经其弟子辨机整理的《大唐西域记》和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尽管在历史事实之上夹杂了许多宗教故事和神异传说，使得取经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但是取经主体依然是唐代和尚玄奘。 宋元时期取经故事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这类作品有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宋元南戏留有《陈光蕊江流和尚》、《王母蟠桃会》、《西池王母瑶台会》等许多名目，金代院本则有《瑶池会》、《唐三藏》、《蟠桃会》等名目，元杂剧中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可以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从众多的篇目名称和残留的故事可以看出取经故事在这个阶段变得更加丰富，取经的主体也开始发生变化。 经历了漫长的民间流传后，到明代中叶，文人创作的《西游记》中取经主体终于确定为师徒一行四人一马，这个取经团队的确定是对民间流传的各类人物的有效整合，这个整合不再只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审美需求，更蕴含了深厚的哲理。小说第32回提示：“师徒们一心同体，共诣西方”。这“一心同体”明确指出师徒们就是同一个人。而金艳也指出“包括白马在内，唐僧师徒五众实为作者精心构筑的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而西天取经，则象征着一个人心性修持、人格完善的艰苦历程。在这支队伍里，人类应有的本心、识心、欲望、情感和形体得到了综合体现，可谓五位一体、缺一不可。”[3]如果说人物的五位一体是人的内心以及欲望的形象外化，那么可以说孙悟空这个人物的各种称谓是王阳明学说中“良知”与“致良知”的形式表现。“致良知”强调“人欲即天理”，强调“赤子之心”或“童心”，其实就是肯定“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人要“率性而真”地表达自己合理的欲望。可见，“心”学主旨，即降心除魔、修身证道。而孙悟空这一形象在小说中被称为“心猿”、“心主”，比如“大闹天宫”其实就是“放心猿”，“身压五行山”其实就是“定心猿”，而“取经成佛”其实就是“归心猿”，所有这些，都说明作者是把孙悟空作为人心的幻象来写的，而悟空修行得道的“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也是“心”之别称，这个“心猿”象征着人类的欲念和臆想，可以说孙悟空这一形象是王阳明心学的研究对象“心”的象征。而当孙悟空拜唐僧为师之时，唐僧为他取名“行者”，从此“心猿”由知而行。从“心猿”而“行者”恰恰是从“心”而“行”，从“知”而“行”。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结果。可以说孙悟空这个形象凸显了小说《西游记》与王阳明“心学”的深层次联系。
王阳明认为，“良知”作为认知主体，既是一种虚灵明觉的主观精神，又是主体自觉能动性的表征。《西游记》全篇几乎都围绕着“修心”、“归心”展开，“修心”其实就是“致良知”的过程，“归心”其实就是“致良知”的结果。《西游记》以“心”为一篇之骨经营而成，西天取经的历程表面看是唐僧师徒这一取经团体的斗争历程，实质上却是“五人一体”的“心路历程”。小说第14回：“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要物。若知无物又无心，便是真如法身佛……”第85回：“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王阳明提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由此可知二者在此处有共同的认识，“圣人”也好“佛”也罢，都在每个人的心中。既然“佛”就是心，“灵山”就在心头，那么取经团队为什么还要远赴“灵山”呢？实质上取经就是要“修心”。王阳明认为，良知由天赋予主体，本来是完满自足的，但由于内心良知受到各种各样私欲的影响和蒙蔽而使人不能达到致良知的结果，因此致良知首先必须要“去蔽”。如果说取经主体有“良知”，那么取经历程就是“致良知”。取经团队的核心人物孙悟空有一显著的本领是翻筋斗云，他一个筋斗云可以行十万八千里，而西天取经路途恰有十万八千里，这一数字当非巧合，而是作者故意为之。从表面看，西天之路只是孙悟空的一个筋斗而已，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取经团队却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方能完成。 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唐僧师徒在西天路上所经历的障碍有来自外界的，但更主要的是来自取经团队内心的。取经路上的险山恶水也好妖魔鬼怪也罢，看似来自外界，但实质上都是“心魔”所致，而“心魔”生于“念”，小说第78回道“一念才生动百魔，修持最苦奈他何！但凭洗涤无尘垢，也用收拴有琢磨。扫退万缘归寂灭，荡除千怪莫蹉跎。管教跳出樊笼套，行满飞升上大罗。”要想铲除“心魔”，必须心意真诚。孙悟空接受了西天取经的重大职责，且在取经的过程中心意真诚，兢兢业业，其实就是走上了“归心”的道路。可见西天路上看似来自外界的磨难实则都是由于取经团队内心而生，是对取经团队“一心之体”的考验。“紧箍儿咒”又叫做“定心真言”，就是要使孙悟空“心猿归正”，而悟空名号中的悟其实就是要悟到佛教中的“四大皆空”。除了来自外界的磨难之外，小说还有许多情节直接写“心”。如第14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中的“六贼”，其名“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此即人的喜、怒、爱、思、欲、忧等邪思妄念；第58回把假孙悟空称为“二心”；第61回对“牛魔王”实质的提示：“牛王本是心猿变”；第67回把阻路的稀柿秽污称为“六欲尘情”；第72回把七个蜘蛛精称为“七情”；第24回“四圣试禅心”等等，都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磨难把心中的欲念——“心猿”革除，从而达到收心为佛。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的“格物”工夫，就是“正念头”，“正不正以归于正”，“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之正”。而取经团队在西天路上的磨难无不是在“格物”无不是在“正念头”，所以西天取经实际上就是在“致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取经简直就是王阳明“致良知”之说的故事版本。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金艳.《西游记》内蕴的文化意识[J].军事经济学院学报，2000，(4). 原载：《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