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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自去年以来，有关媒体时代的文学现状，尤其是媒体时代对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影响，及当代文学的处境与文学批评的出路等问题，成为当下文坛相对集中的热门话题。2007年上半年间，一些学者在署名文章中发表自己的相关看法，一些学术会议更以此为专题，进行集中而深入的现状考察与学术研讨，使得这一问题的研讨，较前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总体来看，因角度的不同与观念的有别，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与观测上，看法还比较纷纭。 1 文学的尴尬处境及其出路 面对着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影响的扩大，文学界在经历了商品大潮的冲击之后，又一次面临着新的撞击。在这种撞击给文学造成的影响及带来的问题上，虽然人们都在观察，都在思考，但不同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蒋述卓在《新媒体时代文学何为》的文章中指出，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而在我们为这个斑斓的世界而着迷的时候，有思想有智慧的学者却在提醒我们：这或许就是一个“黑洞”，一个让精神迷失的“黑洞”，一个陷入了非审美性的“黑洞”，一个会让人失语失忆的“黑洞”。文学正是在这个“黑洞”边缘徘徊的浪行者。网络、手机、DV、MP4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依赖传统的媒介（杂志、报刊等）阅读文学，文学性弥散于一些并非纯正审美的载体与文体之中，如广告、动漫、博客、手机短信等等。有的人认为，这是文学的生存危机。像世上的任何事物与现象一样，有危机就有机遇。文学是作用于人心灵的语言艺术，它通过语言作为载体让人在品读与反复的咀嚼中获得人生经验、社会阅历以及审美体验，尤其是那些蕴含深意的语言文字能将人带入一种神圣的境界。语言的特性造就了文学的独特魅力和精神感召力。语言的诗性智慧往往是图像感知所不及的。深度了解与思考依然还得依靠语言文字。他认为，文学在新媒体到来的时代，它没有消退和怯场，相反借助于电子媒介，文学得以更广泛地流传，并为未来培养了更多的潜在读者。文学为电影、电视提供了脚本，《红高粱》电影的一炮走红也为作家莫言的文字传播插上了飞翔的翅膀；网络文学使每个人都有了成为作家的可能，博客文字如果只卖隐私而缺乏语言表现力仍然缺少点击率，但网络上的电子文学文本又希望依赖纸质文本得以保存与流传，连《百家讲坛》上的易中天、于丹也免不了要去签名售书；手机中的短信文字，优美者、精巧者则成为文学，在大众中流传也激发了不少人文学创作的欲望；依靠文学性语言所创造的具有审美意味的广告往往能在铺天盖地的广告中胜人一筹，使人过目难忘。在新媒体领域中，文学还将大有用武之地。文学进入大众消费的时代，更多地会追求轰动效应、印数和销路。民间化是对文学创作的解放，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也是从民间走向经典的。其实，文学现在正处于一个调整期，它的存在方式因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异，纯文学的观念正在悄然变化，文学性的播散使得文学变得暧昧起来，边缘起来。然而新的文学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兴起，又使得文学有了新的动力源。量的增加自然会造成泡沫和繁荣的假象，但增量的比例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精品留存的可能，重视消费的当中同时也伴有重视精品的意识萌生。新媒体为文学的生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传播空间和渗透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或许不再是行走在边缘的浪行者，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它可能依然是独领风骚又不可或缺的基础与核心。 在《新世纪文学与大众传媒》的文章中，李红秀从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呈现出的大量新质素出发，来考察大众传媒在文学流通和传播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文学是由创作行为和欣赏行为所共同构成的文化现象。文学的阅读和接受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部分，而是文学本质的一部分，离开了特定的传播媒介，任何文学的接受都是不可能的。而不同时代传播媒介的不同特点必然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精神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传播的角度看，在“新世纪文学”中，报刊、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体，以各种大众化形式传播着文学作品。因此，所有传统的文学样式、文学传播方式、文学传播途径、文学作品的市场、文学作品的受众对象、文学作品的社会地位等等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 （1）文学期刊的大众化。在大众传媒时代，期刊被当做一种产业化进行经营。为吸引受众，期刊在现代印刷技术的支持下，版式更加活泼新颖，装帧臻于完美，由此构成的现代印刷媒体的视觉魅力，正可以用来装点轻松、闲适的大众文学。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由“皇粮”供养的文学期刊市场意识淡薄，过分追求深度价值和精神品位，这时候的文学期刊仅仅起到一种单纯的媒介作用，而非大众传媒蓄意操作的结果。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置身于市场中的纯文学期刊不得不面对生存的压力，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迎合读者口味而大量刊载通俗文学乃至亚文学，成为办刊者有意识的行为。 （2）新世纪文学与影视剧的联姻。“新世纪文学”受影视剧这种大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现在的文化运作方式与文化生活形态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的呈示与观看来实现的。而大众传媒，其实就是现代科技催生下的电影、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它们包围着我们，并构成了当今的后现代文化主潮。大众传媒尤其是影视剧的发展对传统文学的霸主地位进行了颠覆，文学艺术的神圣光环和等级秩序正在被消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进入新世纪以后，每年生产电影达几百部，超过半数以上的电影改编自文学作品。而电视文化的发展更为迅猛，全国年产电视机数千万台，电视台逾3000家，年拍摄电视剧逾1400集。可以说，影视剧文化几乎覆盖了全国城乡的各个角落。 （3）网络文学的众声喧哗。与影视媒介相比，计算机网络作为大众传媒的新宠，更是现代高科技催生下的产物。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以其快捷的信息处理，自由的信息空间，很快吸引了文学的目光，诞生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像影视小说一样，网络文学既有大众传媒“网络”的特征，又是“新世纪文学”中独有的、崭新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不但打破了时空界限，具有无限的开放性，而且改变了传统的写作行为、阅读方式和交流渠道。 周慧虹以《媒体时代的阅读》为题，论说了现代媒体与文化消费的密切联系。她指出，现在，人们的文化消费生活中被充塞进更多新的形式。不仅互联网络跃跃欲试与电视争宠，而且，从手机报纸、手机电台到手机电视等等，五花八门的移动多媒体勃然兴起，它们越来越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现代媒体几乎就是一个伶牙俐齿吃苦耐劳魅力四射所向披靡的传教士，整个世界都成了他的教堂。现代媒体的优势所在，在于其所表露出的“阅众参与”、“去中心化”和“平等对话”特征，极大降低了平民参与社会传播的“门槛”，他们可以DIY式的全方位参与表达。再者，与传统媒体特别是纸质媒体相比，现代媒体对于社会风尚的敏锐把握，以及对于计算机技术出神入化的运用，致使所产生的超级文本、立体文本、多媒体文本焕发出普通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于是，在很多人那里，读文体验让位于读图体验；或者说，读图体验占据了主导位置，它影响和引领着读文体验。 在2007年9月24日于深圳举办的“在消费时代更要保持文学的尊严”文学沙龙的研讨中，与会者分别就当下文学的处境及其文学家的姿态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大家普遍认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都有一个对文学的荣誉感、尊崇感、神圣感，而随着商品社会、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学神圣感被消解了。 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当今的消费时代背景下，文学如何找到自己的自信、尊严和位置？一些人认为，从当下的文学处境来看，我们的当代文学被甩在了潮流的后面，就是因为我们的作家承载了太多文学以外的东西。作家是文学家不是道德家。我们谈消费时代的文学尊严，不是指文学的消费时代，而是指整个社会处于消费时代，作家应当回复到对生活的真正的关注中。作家和社会是不脱节的，但现在却分开了，有时处在所在机构的角度来写作，比如一个公务员，他的写作会考虑到是否与现行政策相冲突。这种看法还认为，作家首先在精神上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贵族，处于时代的前端，作家要跟社会紧密结合，作家必须进入这个社会，要加入消费浪潮，不要反对它，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究竟什么叫做文学的尊严，这个问题提出时就有一个历史的幽灵在游荡，那就是认为文学曾经阔过、很有尊严过，其实那也不是文学的尊严，那个游魂已经散掉，再也找不回来。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文学的尊严已不是同一回事，我们现在理解文学的尊严，是五四以后逐渐构建起来的。鲁迅弃医从文，是要救治中国人心。现代意义上重新建构的文学事关人心和精神，不管过去作家如何受尊重，在于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人的精神建构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而现在文学尊严之所以出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文学还能不能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施加影响，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一支有效力量，且不说能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改造人的精神。如果说我们对文学丧失了信心，某种程度上并非仅仅因为媚俗、庸俗，其实这是正常甚至很好的事。文学是个生态系统，就是托尔斯泰同时期也有其他很多媚俗的作家，杂草丛生，不可能清除干净。文学的娱乐功能、从俗功能比后来出现的精神功能的历史还远得多，在现在的消费时代，在消费观念的宰治之下，搞文学的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什么价值是必须坚持的，这点可能很多人都茫然。关于文学的基本价值、人生的基本价值和这个世界的基本价值，我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还需要文学，文学究竟在什么点上对精神发生作用，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的回答。 2007年10月11日《文学报》在《左还是右？新媒体时代下文学期刊的尴尬》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几位文学刊物主编的文章，从文学期刊的角度论说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期刊的境遇与对策。《上海文学》副主编杨斌华提出，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如果论及文学杂志的生存困境及其自我救赎的努力，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依靠自身的革新与突破，在于以“变”应变，以“变”谋发展，在于怎样重新激活、培育适应市场化挑战的生存能力和持守能力。他认为，文学杂志要建立有效的自我评价尺度，重新召回社会读者人群的广泛注意力，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市场化维度的支持和契入，甚至将自身与市场、读者的关系刻意对立化，应该把文学性和市场化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寻求一种融合。《芳草》主编刘醒龙认为，做刊物关键是刊物的风格，刊物的定位。栏目的设计，一定要新颖。不要追逐一些明星写手，这些写手会为刊物带来一定的效应。但是你一年也许只有一两篇这样的好稿子，没有这些稿子你怎么办？期刊是一条大河，关键是你上游的生态保护做的怎么样。我们文学刊物如果一味追求时尚、追求潮流，在新媒体那么发达的时代，是要被淘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期刊是否具有一种权威性，文学期刊的主编是否称职。一个刊物不在于你发了多少好稿子，而在于你一年发了多少差稿子。这会衍生出来很多的话题，但是我想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必须有权威性，这有利于刊物坚持自己的风格。《长城》副主编刘建东在《我们在蜕变的过程中思考》的文章中说道，对文学期刊的前途和命运实在不好把握。原因是原创文学期刊在文坛的位置以及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具体在哪里，还是模糊不清的。原创文学期刊到底和中国的文学现状有什么联系呢？它在文学的链条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位置有一点使我感到困惑。我们知道一个文学作品要出来，首先要作者、作家去写。作家在原创期刊上发东西，同时迫切地希望越过原创期刊，到达他想达到的目的地。因为原创期刊订数毕竟在逐年下降，可能只有选刊能达到他的真正目的，获得他在文坛的影响力。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学作品产生的链条当中，一个原创性期刊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现在我们都在说文学的危机，文学期刊的危机。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另一面，那就是从我们自身找一些答案？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在于文学期刊本身、在于文学的本身、在于文学的内核。当我们在思考文学期刊真正要走向何处的时候，从文学内部更深层次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对文学会更加有利，我们也在蜕变的过程当中去思考。 2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 媒体时代的强势到来，冲击着既有的文学生态，当然也强劲而深刻地影响着文学批评本身。因而，如何看待和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直是文学批评界近来的热门话题。在今年召开的几次文学研讨会上，这个话题成了贯穿始终和连续研讨的中心主题。一 4月末，由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报》和《文艺争鸣》共同主办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建构”研讨会，围绕着如何建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与会者在怎样评估现状和建构批评的两大问题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谈到“如何看待当前的文学批评”，彭金山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还算活跃，但批评的品质不纯粹。市场化的包装和操作等文艺之外的因素对批评写作影响过多，本应是公正的文艺批评被掺进了过多的媚俗味儿。一些批评家事实上已被书商或作者利用，作了广告代言人。王岳川以“本土文学批评的浮躁”为论题，从几个方面对这种批评的现状表现出深切的忧虑：一是西方流派多而本土批评少，很多批评理论都是按照西方的各种时髦理论，唯独缺少启发中国本土的批评精神，缺少关注本土的民生问题，批评精神日渐沦落；二是数量多而质量少；三是诺贝尔情节多而文学的本质思考、本真面对少；四是对文学的表扬和吹捧多而深刻剖析和批评少，使中国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学表扬学，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作者和出版商的合谋者；五是网络炒作多而批评界理性共识少，批评家们各说各话，各自为战，几乎看不到他们在某个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权威性；六是作家的反批评多而批评权威少，批评家的权威话语正在被作家的反批评剥夺。毕光明认为，当前纯文学批评或曰审美批评的萎缩，主要来自于文化批评的挤压。文化批评重文化轻审美的方法模糊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化的界限，影响了正常文化生态的建设，在取消文学的独立性时削弱了文学、特别是削弱了文学的批评力量。因此，重振纯文学批评既关乎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人文精神的建设效应。 在“如何建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问题上，刘川鄂认为，必须强调文学批评的价值坚守，树立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意识。今天的文学样式虽然越来越多了，例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像化文学等等，但对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即非如此不可的价值、足以让她伟大起来经典起来的价值应该重新讨论和重新正视，这正是批评家的责任之一。同时，在文学边缘化和文学传媒化的时代，文学批评也应突破圈内的局限，也应有面向大众的一面，改变文风，用尽可能通畅生动的文字与读者交流。谢有顺也提出，批评也应该是一种有生命感悟的写作，批评的文字背后必须有活跃的、丰富有力的灵魂支撑。同时他还强调批评的专业精神，即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的使用，这种创造出通往人心的直抵根本的写作，比任何一种理论规范都显得重要。二 7月6日，在上海举行的“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现状与对策研讨会”上，来自京沪两地文学评论家就媒体时代的批评建设热烈讨论，积极建言，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意见与看法。雷达说，就文学批评而言，现在最突出的是如何保持文艺评论的精神品格。在某种意义上，主要看批评者个人的选择和追求，看批评者能不能在批评活动中把宝贵的精神价值解救出来，能不能完整呵护文学的审美特性，能不能把文学批评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媒体如果能对批评者的独特发现给予支持，提供充分的空间，文学批评的面貌也许就会与现在大为不同。吴秉杰谈到，媒体批评是“热点”批评，文学艺术系统的批评是实践的批评，学院派批评是更注重学理的批评。他认为，文学只有坚持高端价值，才能和大众传媒所代表的娱乐性、休闲性、日常消费性文化区分开来；文学只有保持审美的高端价值，才能与大众传媒建立起一种积极的、交流的互动关系。胡平说，中国当代文学在若干方面都发生着变化，逐渐形成新的格局。评论界显然要适应这一形势。青春文学的兴起影响了格局的结构，而评论界反应迟缓。文学评论界需要现代语境下俯瞰文学界全景，树立新的话语权威。贺绍俊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营造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文化建设环境。对于文学批评自身来说，一是加强学理性，一是张扬起文学批评的理想精神。李敬泽认为，评论家应该成为创造者，在阐释中想象和创造。在网络的时代、大众媒体的时代做一个评论家是一个难题。评论家自身也应成为被评论的对象。陈晓明认为，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的内在关系使人们感到困惑。网络时代就是个感性时代，在这个时代文艺评论的功能被弱化，我们被时代洪流的力量推着走。尽管如此，我们觉得也应尽这个责任。阎晶明指出，媒体以及它传播文艺的方式，在文艺评论家那里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它是扩大了文艺的功能、影响和生命力还是将文艺的秩序、作用、纯粹性加以改变，不同的文艺评论，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文艺评论有文艺评论的品格，也有与时俱进的自身要求和大局观。 与会者也针对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引发出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王必胜认为，媒体在当下更多的是传播文艺现象、文艺热点，曲高和寡的评论是否会影响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是我们的困惑。但是如何利用媒体的功能发展，期待更多的曾适合于小众和专业人士的文艺评论与之结合是很难得的。张颐武谈到，现在网络评论前所未有的加大，文艺评论与这个需求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现在必须注意媒介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带来很多后果。赵长天则认为，媒体不考虑市场和受众是不可能的，媒体要有分工，如果不分，这个现状很难改变。江曾培说，学理性批评与媒体批评是不同的。就目前网络发展看，尤其不可漠视网络评论，这就需要评论家写一些有思想内涵的评论，这样不仅有利于文艺批评的普及化，也便于二者结合。杨扬认为，现在的媒体过分强调娱乐性，传媒与学术界、文学界缺少对话能力，媒体缺少评论能力较强的人员。同时，传媒的文化定位也使得这一现象的存在短时间内难于解决。毛时安说，文艺批评一定要与文艺发展的实际潮流结合，要与时代的脉动结合。加强批评家自身的人格建设、艺术感觉的提升，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三 7月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现状的文化解读———2007年上半年中国文学国情论坛”上，来自当代文学界的二十几位专家学者与会，在“文学现状的文化解读”的总议题下，结合近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现实，就有关现象与问题进行了精到的解读和深入的论析，而怎样看待媒体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成为最为集中的话题。 贺绍俊指出，在中国，媒体的运作机制不仅要服膺于市场法则，而且要服膺于意识形态法则。大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之为“时尚化批评”，文学专业报刊这类小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之为“实质性批评”。“时尚化批评”影响大众的文学兴趣，“实质性批评”触及文学的实质，揭示文学的走向。两种批评模式都需要，但性质与分量明显不同，应予区别对待，至少要在文学自己的空间内清除一些不必要的杂音，让实质性批评的声音更加洪亮。 解玺璋在回顾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基础上，认为媒体的性质与任务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传统批评与历史背景的纠结，新的媒体形式与新的传播方式的联手，也使得批评本身随着媒体的变化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里表现出来的矛盾，其实是媒体资源的权利再分配。而对于媒体批评，他则认为存在着“脱离作品妄发议论”，“圈子化乃至党同伐异”和“趋赶时尚”诸多问题。而真正具有生机的批评生态环境，应该是多层次多形态的充分发展，平等对话，共生共存。然而，这种情形的形成，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和积极创造条件。 在“文学批评的处境与出路”的讨论中，张柠主张文学批评应该介入当代现实，不应该远离当代生活现场，不但要对文学作品的质量进行评价，更要对当代语言和想象的生态平衡进行监控，以文学批评特有的方式，对集中体现当代中国表达方式的文学话语进行批评。文学批评首先要强调的是“批评”，也就是积极介入当代话语批判运动，其次要借鉴媒体批评那种活泼文风和介入视野。缺少批判的“文学批评”只能是文学“玩票”。缺少“文学性”的“文学批评”最终会变成标语口号。 李建军认为现在两者所以有问题，是媒体批评不仅在方法上缺乏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和规范性，而且还从精神上消解着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他指出，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于丹在“百家讲坛”的演讲、韩寒在“新浪网上”的狂骂，就典型地表现了“媒体”与“批评”的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他认为应该给“媒体”提出最低的要求，那就是不要僭越“文学”这个边界，不要用娱乐价值替代文学价值。而他认为批评界当下面临的问题，是与媒体的关系过热，与作家的关系过热。倘若我们时代的批评家都能像别林斯基那样严格、冷静和清 醒，那么，“文学批评”就不会被异化为广告性的“媒体批评”，就可以始终保持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杨早认为，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现在的问题，一是文学批评界必须严守文学批评的边界，不必奢望在所有领域都与媒体意志一争短长； 二是媒体随着整个社会阶层的完善与族群的分化，从“大众化”进一步走向“分众化”，而文学批评缺少相应的针对性；三是媒体批评应该走向多元化与规范化，并破除“权威崇拜”、“市场崇拜”、“青年崇拜”；为公众文学阅读提供一种制衡作用，借以对抗作者的自恋、媒体的强势与广告的暴力。他呼吁应出现更多的具有独立品格的媒体批评，从而推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全面进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3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