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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媒体的时代，特别对于处在社会主流中心位置的城市来说，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乎可以说一切公共或个人的生存活动，都需要通过媒体作为中介，而媒体出于自身的需要便充满了攻击性，它无限扩张自己的话语霸权，强行侵入各个领域，文学自然也不会幸免。看一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轨迹，不难发现，媒体充当了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一种文学时尚的兴起和消退，都与媒体有很大的关系，诸如媒体的副刊热带来散文热，副刊对小情趣的需要又造成小女人散文等文体和文学趣味的流行；还有新写实主义、官场小说、80后文学、底层文学，甚至美女文学、小作家文学，等等，其所以形成气候，都离不开媒体的炒作。 媒体时代还有另外一个同义词，这就是消费时代。媒体时代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就是消费的不断膨胀。而消费的心理基础则是人的欲望的极度释放和扩张。欲望至上，更加速了理性主义权威的消解和颠覆，既然理性主义权威被彻底颠覆，那么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学批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因此，在当代消费时代，文学批评便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这也许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比方说，欧美这些年出现的以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的学术趋势，从社会环境的视角来分析，就不排除这方面的因素。 但这只是文学批评目前遭遇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媒体具有一个消化功能极强的巨大的胃，它可以吞噬性质各异甚至与自己完全相佐的物质，以一种狸猫换太子的颠覆方式，变成与媒体终极目标相一致的东西。于是，媒体也对文学批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它需要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权威面貌、理论色彩和评判立场，但支撑这一切的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却被阉割掉，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媒体的实际利益。随着国内媒体大战，促使媒体批评迅速发展起来。媒体批评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文学批评变成了公众化的角色，而另一个结果便是造成了社会的普遍误解，以为媒体批评就是文学批评的全部内容，媒体批评的强烈光芒遮蔽了其他的批评活动。很多时候，人们对媒体批评表示出不满，便把这种不满倾泄到所有批评家的身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有人将媒体批评的特点归纳为：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即非历史化），青年性（即亚文化性），尖锐性（攻击性或挑衅性），宣泄性，普及性（即大众性）。 媒体与消费的合流，形成当下的文化主体，他们对文学批评采取的是一种收买的政策。收买的结果是造成了许多变异的批评活动，同时也使得批评有可能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也使得整个社会的批评格局发生倾斜，一些批评者选择文学批评的动机便带有更多的实用性。举一个小例子。我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说，他们今年招收研究生，报名的有数十人之多，但绝大部分是报考当代文学（这是最能发挥文学批评实用性的专业），而古典文学、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等专业几乎无人报考。从这件小事中所反映的社会心态应该是耐人琢磨的。 对于一个文化建设环境比较完善的国家或社会来说，文学批评的格局应该是多元的、立体的、系统化的，也是充满秩序感的。既有媒体批评的空间，又有学院批评的空间，也有主流批评的空间，它们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构成批评的合力。所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营造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文化建设环境。而对于文学批评自身来说，也许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加强学理性，一是张扬起文学批评的理想精神。 二、中国社会的媒体 媒体批评是媒体与文学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媒体批评受到的攻击和贬斥多于对它的褒奖，究其原因，大概主要在于媒体批评基本上是站在媒体的立场而不是站在文学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媒体立场与文学立场是难以统一协调起来的。但进一步追问下去的话，就发现我们对媒体与文学的关系的判断充满偏见，至少对媒体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所谓媒体批评，是指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的对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进行评说的文章。媒体批评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大概也就是新世纪前后的事情。2000年3月的《文汇报》登载了一组专门讨论媒体批评的文章。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从1999年传媒掀起的“批判热”说起，认为一种新的批评———媒体批评已经出现。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一文则谈到媒体批评出现的必然性、媒体面目的暧昧性和建设媒体批评的必要性。其后，不少讨论媒体批评的文章见诸报端。但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对于媒体批评的准确定义并不是非常清晰。事实上，这个媒体批评中的媒体并不是指所有的媒体，而仅仅是指“大众媒体”。更重要的是，即使限定在“大众媒体”，具体到实际之中时，仍会发现这个“大众媒体”的指称是暧昧不明的。“媒体批评”可以是指类似于《新京报》《北京晚报》上的文章，而不会是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的文章。 造成定义不清晰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媒体的特殊性。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二者统一在市场法则下。但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有社会学家将中国社会目前的形态称之为新二元社会。刘平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中国而言，并不是一种即将被否弃的、负面的体制结构，它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于中国社会，至今仍在现代化运动中发挥着作用，因此相对于城市和农村的老二元社会而言，他将中国社会界定为“新二元社会”。他说：“市场化改革以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单位制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亦可理解为体制内社会和体制外社会），已不是后者渐进地取代前者，而是前者以局部地区和行业为依托形成与后者的相持、渗透和互动。两种社会机制的并存和互动，以及两种社会机制在不同地区的非平衡状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二十多年来最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事实，这种普遍性当中已包含了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最主要的特征。”（《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所谓新二元社会，就是指中国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不同体制共同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妥协的特征。这对中国的媒体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它影响到媒体的运作机制不仅要服膺于市场法则，而且要服膺于意识形态法则。中国媒体的许多奇怪现象就是由于受制于双重法则而产生的。但在双重法则面前，由于运作机制的区别，不同的媒体就会有偏重于市场法则或偏重于意识形态法则的区别。例如前面提到的《新京报》和《人民日报》，前者就偏重于市场法则，后者就偏重于意识形态法则。 三、时尚化批评与实质性批评 我们必须区别对待中国的媒体，特别需要区别对待大众媒体和小众媒体。大众媒体是文学的敌人，小众媒体则是文学的亲密朋友和合作伙伴。中国目前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还有专业性的文学报纸，如文艺报、文学报，它们的发行量一般都很小，只能说是小众媒体，但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真正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不是那些大众媒体，而是这些专业性的文学报刊。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应该发挥大众媒体的强势作用，因为大众媒体拥有最广大的读者，如果大众媒体与文学联合起来，文学就会扩大自己的影响。我只能说，这纯粹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有人以为如果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一篇评论某部文学作品的文章，就会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读这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大众基本上不看这样的文章，他们在地铁里或者斜倚在客厅沙发上快速浏览厚厚一叠报纸时，他们的目光对这类文章连标题都不作片刻的停留，径直凝视在那些社会八卦新闻或明星们的绯闻上。大众媒体必须满足大众的消费口味，因此只能将自己定位于人的感官层次，所以，如果某部文学作品被大众媒体看上，某位作家被拉去做大众媒体的嘉宾，这对文学作品或作家来说很可能是一个危 险的信号。文学从来就是小众的事情，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后现代特色的娱乐化消费化的社会，文学更与大众无关，它只会在小众的范围内传播。当然，我不排除还存在着一种大众文学，它也是一种文学样式，但它属于大众文化范畴，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是，大众媒体作为社会的强势话语载体，也会影响到文学的思潮和文学的时尚。文学应该保持对大众媒体的警惕，有意识地摆脱大众媒体的影响。摆脱大众媒体的影响，也就是摆脱消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另一方面，文学专业报刊这类小众媒体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有的生存环境极其低下。我们应该努力为它们呼吁。当然，改变它们处境的根本途径在于国家的文化政策的战略性转变，就是说，应该立足于中国新二元社会的特殊性，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良性的媒体生态环境。 最后我想再回到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这个话语上来。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离不开媒体，但不同媒体上的批评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不应该以媒体批评的概念笼而统之地抹杀其区别。因此，我将大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之为时尚化批评，而将文学专业报刊这类小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之为实质性批评。时尚化批评是建立在消费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它抢人眼球，热闹轰动，但它不触及文学的实质；它会影响到大众的文学兴趣，却不会影响到文学性的消长。实质性批评是建立在精英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它静悄悄地出现，甚至出来就被人遗忘，但它触及文学的实质，它能揭示文学的走向，弘扬文学的精神价值。人们一般都将媒体批评与学院派批评这两个概念对举。我认为这两个概念并不能有效地描述文学批评现场。媒体批评和学院派批评这两个概念也不属于同一个概念族群，媒体批评是从批评载体来定义的，学院派批评则是从批评者身份以及批评者的学术立场来定义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身处媒体时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传播完全离不开媒体，区分媒体的不同类型，进而也区分出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的不同类型，才是真正的有的放矢。当然，从文学的立场出发，我们更应该重视文学专业报刊上的实质性批评。虽然在社会这个广阔的空间内，实质性批评的声音显得很微弱，但这对于文学来说实在是无关紧要。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在文学自己的空间内清除那些不必要的杂音，让实质性批评的声音更为宏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3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