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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将出现在中国读者眼前。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略萨就已随着拉美文学爆炸的声浪来到中国，从而对80年代的先锋写作产生了影响。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的人生和文学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用小说的方法结构人生 略萨奋起于上世纪中叶，以出神入化的结构艺术重新编织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与此同时，其个人生活也演绎得令人眼花缭乱，无不使人猜想他在用小说的方法结构其人生（反之亦然）。 略萨于1936年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市。和马尔克斯的出身相仿，他的父亲也是报务员，且家境贫寒；而母亲却是世家小姐、大家闺秀。无独有偶，略萨也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尽管它比马尔克斯儿时的“大屋”更加体面，甚至可以说是不乏贵族气息。但10岁时父亲的突然出现不仅生生地葬送了他的美好童年，而且不久即用几近强制的方式将他送进了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在校期间，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而在父亲眼里文学一钱不值。1953年，他又违抗父命，考入圣马科斯大学语言文学系，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由衷地信奉萨特关于“文学必须介入社会、改变世界”的观点。之后他与胡利娅姨妈相识、相爱。这被视为大逆不道，父亲多次举枪威胁儿子，但儿子依然我行我素，并于1955年与胡利娅姨妈正式结婚（1964年离异，翌年牵手表妹并接连有了三个孩子）。 大学毕业后，他的短篇小说《挑战》获法国文学刊物的征文奖并得以赴法旅行，后到西班牙，并入马德里大学攻读文学（最终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马尔克斯）。1959年他重游法国，在巴黎结识了科塔萨尔等流亡作家。同年完成短篇小说集《首领们》，获西班牙阿拉斯奖。翌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作品于1962年获西班牙简明图书奖和西班牙文学评论奖。4年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发表，获罗慕洛·加列戈斯拉丁美洲小说奖。从此作品累累，好评如潮。 浓重的载道色彩和介入情怀 略萨的成名作《城市与狗》写的是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这是一个暴力充斥的地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唯一的法则。小说出版后立即遭禁毁。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并当众将1000册《城市与狗》付之一炬。 其代表作《绿房子》通过平行展开的几条线索叙述秘鲁内地的落后和野蛮。西方语言中的“绿”相当于汉语里的“黄”。显而易见，绿房子象征秘鲁社会。主人公鲍妮法西娅则是无数个坠入这座人间地狱的不幸女子之一。跟许多印第安少女一样，她被军队抓到修道院接受“教化”，而后遭逃犯、恶霸、警察、流氓等几经蹂躏，最后沦落风尘。几条线索（伏屋、老鸨、逃犯、警察等）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在她身边平行展开。小说由一系列平行句、平行段和平行章组成，令人叹为观止。略萨因此而成为与科塔萨尔、富恩特斯齐名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砖头似的《酒吧长谈》（1969）写1948至1956年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利亚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秘鲁社会现实。小说完全把秘鲁社会描写成了现代斗兽场，其中的许多细节都能使有过类似噩梦的人感同身受。之后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仍然把矛头指向军人政权。小说在一种带有明显闹剧色彩的气氛中展开：驻扎林莽的士兵经常骚扰和强暴当地妇女，这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国防部突发奇想，派遣潘达雷昂·潘托哈上尉组建一支劳军安慰部队开赴大森林，引出了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带色的故事。 “小我”凸显的后现代时期 略萨浓重的载道色彩和介入情怀的背后其实一直涌动着强劲的自由主义潜流。正因为如此，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便以特殊的方式追踪并诠释了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极端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创作内容和审美取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与此同时，他与曾经的挚友马尔克斯分道扬镳。 一方面，他虽然继续沿着一贯的思路揭露秘鲁及拉丁美洲社会的黑暗，但力度有所减弱；另一方面，情爱、性爱和个人生活那个被压抑的“小我”开始突现并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时候，略萨潜心写作他和前妻胡利娅姨妈的故事《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作品由两大部分组成，彼此缺乏必然的联系。一部分是作者与舅姨胡利娅的爱情纠葛，另一部分写广播小说家加马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胡利娅姨妈对许多细节表示否定并愤然抛出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1983），揭露他在婚期间即红杏出墙，与表妹藕合；其次是一些读者对略萨这种完全交出自己和前妻隐私权的做法不置可否。 继《世界末日之战》（1982）、《狂人玛伊塔》（1984）、《谁是杀人犯》（1986）之后，略萨又令人大惑不解地推出了两部性心理小说：《继母颂》（1988）和《情爱笔记》（1997）。两部小说堪称姐妹篇。前者写为人继子的少年阿尔丰索千方百计拆散父亲和继母的故事；后者依叙阿尔丰索促成继母重新回到了有两个男人爱着的家。这两部小说堪称他“后现代时期”的代表作，引发了不少争议。有读者甚至攻击略萨写这些“有伤风化”的作品是一种“堕落”。虽然略萨广征博引，以期从美学的高度重构性爱文学，并对《花花公子》之类通俗刊物大加贬斥，但总体上这两部小说仍是指向形而下的下半身写作，尽管作者“形而上”地用“想象”取代了“行动”。 如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略萨在后现代思潮的裹挟下“淡化”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批判色彩，与年轻时代所信奉的介入理论渐行渐远，以至于90年代一头扎进“小我”而不能自拔。好在跨国资本主义迅速扯下了“经济全球化”的朦胧面纱。略萨也很快调整了姿态，遂于世纪之交回到了富有现实意义的宏大叙事。 重新指点江山、宣达理想 进入新世纪后，略萨明显回归，又推出了几部现实主义力作。2000年出版的《公羊的节日》（又译《元首的幽会》）就是一部反独裁小说，延续了拉丁美洲文学的介入传统。 《天堂的另一街角》（2003）书写了画家高更及其外祖母特里丝坦的故事，高更寻找人间天堂的方式是逃避现实，而他的那位来自秘鲁的外祖母则以入世（女权运动和社会改良）提供了探询“天堂”的不同路径。之后的《坏女孩的恶作剧》（2006）则以一个无心伤人却适得其反的“坏女孩”的“造反”经历为线，虽然保持了作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某些创作元素，但通过女主人公所关涉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如“革命输出”、“光辉道路”等彰显了某种社会关怀。新作《凯尔特人的梦》（2010）是写爱尔兰独立运动先驱罗杰·凯斯门特的，其特立独行、追求自由之心益发鲜明。这才是他，锋芒毕露，并写多面，且最终证明他仍是从“小我”出发指点江山、宣达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 略萨是幸运的，和马尔克斯一样幸运。他闻达文学殿堂得益于诸多客观因素。其一是冷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适逢冷战如火如荼，作为“文学爆炸”的主将，略萨和众多拉丁美洲作家成为东西方读者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一方面，文化传统使然，拉丁美洲是美国和西方的“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古巴的存在和时代的左转又将拉丁美洲推到了反帝、反美的前沿。其二是全球化。随着冷战的终结，意识形态的“淡化”，拉丁美洲率先成为美欧跨国资本的“校场”和“后院”。春江水暖鸭先知，略萨以其独特的方式感悟并且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而诺贝尔文学奖称得上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自由主义倾向和文学才华的最好褒奖。 原载：《世界新闻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