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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时代，小说何为？ 当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虚构就显得越是重要，文字书写就越是珍贵。 到今天为止，电视、网络等传媒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且还将越来越深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幸福观，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想象世界的方式，都可能因为传媒的强势介入而发生变化。这种影响将是全方位的，而被影响的人更是全体性的。 在这样一个传媒时代，可能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许多人都会认为，与其读小说，还不如读报、看电视。人们之所以舍小说而读报纸，舍小说而看电视，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人们觉得新闻报道是真实的，而小说是虚构的。小说通过虚构达到真实，需要通过一个转换，而新闻报道直接面对真实。然而，新闻并非完完全全地再现真实。通过剪辑或者信息的重新整合，即便所有新闻素材都是真的，它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未必是真的。用一个真实去掩盖另一个真实，或者用局部的真实去掩盖更大的真实，从而得出一个未必真实确凿的结论，成为一种惯用的伎俩。尽管我们知道这种种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镜头、文字、图像极有可能或多或少包含着“重构现实”的成分，还是有很多人，包括我，仍然愿意把很多时间交给电视、报纸、网络。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的虚构形式是否还有其存在的必要？在传媒狠狠地吸引住大众的时代，小说何为？我的观点是，当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虚构就显得越是重要，文字书写就越是珍贵。因为，虚构本身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由于非虚构世界的存在，可能使小说存在的理由显得更坚实、更充分。事实上，当今天的这个世界过多地沉浸在非虚构的语境中时，在某种意义上，虚构就成为了马尔库塞笔下的“他者”。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正是这种“他者”，这种异于现实的美学，让我们得以与体制化的现实疏离开来。而正是这种疏离，这种暂时身在庐山之外，不仅让我们得以认清现实，而且可能使我们的文字具有一种介入现实的力量，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确立自我的身份。 传媒对现代小说的影响 无论它离我们或近或远，中国近现代小说的肇兴都与现代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现代传媒的介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小说。 说到历史上文学与传媒的关系，例子太多了。比如，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来自大众传媒的影响，鲁迅笔下的人情世故会不会是另外一副模样？先不说鲁迅的杂文都曾经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事实上，就连鲁迅的小说，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而且，鲁迅先生极有可能因为报纸版面的某些变化，随时调整作品中每个段落的字数。我们不妨作一假设：若不是编辑催稿过急，阿Q先生说不定还可能多“活”几天呢？他要是多活几天的话，还会发生什么故事？说不定鲁迅先生不让他死呢？如果诸如此类的假设成立，我们过往从阿Q身上发掘出来的很多意义，会有多大的不同啊？ 再比如，另外一位在我们看来是桃花源中人的作家——沈从文。无论是他看世界的方式、想象世界的方式，还是表达世界的方式，都曾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沈从文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长河》，最早就连载于香港《星岛日报》副刊。后来，《长河》出单行本的时候，沈从文重撰题记，我们从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没有在京城生活的经历，如果没有接触到现代媒体，沈从文很可能就不会写《长河》和《边城》。 在《长河》当中，沈从文不仅频繁提到现代媒体，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创刊于1872年，解放前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而且，凭借着一系列用民间话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大众传媒话语，呈现出一种新的现实。此外，即使现在重新翻阅《长河》，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它与一般长篇小说的迥然不同。与其说它像是一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更像是一部由一系列碎片连缀而成的地方志、风物志、小品文，甚至有点像卡尔维诺所提出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我以为，也可能是误以为，这是沈从文这样一个作家，在他那个时代，对小说作出的一种必要调整。 如果再联系到沈从文同一时期写下的《边城》，我们会发现他的调整实际上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把大众传播当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把大众传媒与现实的关系当成一种新的现实，从正面进行表述。另一个似乎是，完全逃离现场，背对现代文明，去描述一个未被现代社会所浸染的边城。那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非常自足的世界，一座塔一条河，一个老人一个少女，一条船一条狗。真实世界中的边城，毫无疑问不是沈从文描述的那个样子。据说，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有其夫人张兆和的影子，都是脸盘长得很好的俏黑女子。但我们不要忘了，张兆和是个颇具才华的新式学堂的学生。而翠翠却像是一个美好的小动物，她最大的玩伴不是书本，而是那只黄狗。这无意中透露着，沈从文就是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带着对新时代女学生的感受来写《边城》的。 从表面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沈从文的小说称为地方性叙事。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沈从文的这种地方性叙事，都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乡村传说。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写作的热情，他的地方性叙事的意义，看成是外部世界影响的结果，看成是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符码介入的结果，我想这种说法大致上是可以成立的。我认为，正是沈从文这样一位乡土作家对现实的两种回应方式，使他的写作也由此获得了长久的意义。他在那个年代就意识到了大众传媒的问题，并在文体上作了回应，真的很不简单。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现代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沈从文想象世界的方法，及其作为一种地方性叙事手法的意义，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越来越具有启示性。 通过鲁迅和沈从文的例子，我们不妨稍微胆大一点来下这样一个结论：无论它离我们或近或远，中国近现代小说的肇兴都与现代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现代传媒的介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小说。 娱乐狂欢下什么被遗忘？ 这种娱乐的专制，是如此隐蔽地存在着。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再体验到那种传统的、细致入微的痛苦。而在如此这般的娱乐的专制下，个人的痛苦会显得如此不值一提。 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与鲁迅、沈从文那个时候相比，现在大众传媒对时代的影响要更为深刻、广泛。如果说在《申报》的那个时候，媒体在相当的程度上起到类似于舆论“统一度量衡”的作用，那么如今的大众传媒确实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就中国的媒体而言，这种变化当然更多是积极的，但是问题的另一面也同样突出，而且可能越来越突出。 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当代大众传媒有一个一针见血的说法。我觉得，它对中国媒体同样有效。那就是，他认为当代大众传媒其实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娱乐的声音。在此情境下，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播音员因为长得丑一点，不能带给观众视觉的愉悦，那么一旦收视率直线下降，这个播音员的下场就是卷铺盖滚蛋。 在这本书中，波兹曼提到不少有趣的事例。比如，按他的调查研究，“水门事件”之所以会暴露，是因为尼克松在电视上的形象有问题：他不像老实人，而很像一个说谎者，从而引起了别人的怀疑。有意思的是，经由一阵穷追猛打之后，尼克松还真露出了狐狸尾巴。又比如，里根当年参加总统辩论之所以能够获胜，波兹曼认为，是因为他在辩论的时候讲了个笑话。而报纸上第二天的新闻标题就是——“里根用一个段子击败了对手”。在罗列了这些趣事之后，波兹曼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像美国这样一个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正在不自觉地进入另外一种专制社会。这种专制不同于以往，它采取的手段不再是监狱、皮鞭、老虎凳、辣椒水，而是欢乐。你不得不承认，波兹曼的目光非常刁钻。如果我们承认他说的是事实，那么你会发现，这种娱乐的专制，是如此隐蔽地存在着。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再体验到那种传统的、细致入微的痛苦。而在如此这般的娱乐的专制下，个人的痛苦会显得如此不值一提。 仿佛就是对自己这句话的验证，虽然波兹曼是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但在他去世时，他的死没有激起半点涟漪。因为，当时美国的新闻媒体正专心致志于一件事，那就是以出演男性机器人著名的施瓦辛格正在竞选州长。这位好莱坞明星的参选和当选，使得政治竞选模式与好莱坞的娱乐模式实现了完美对接。我们知道，施瓦辛格饰演的都是一些未来世界里被大卸八块不仅毫发无伤，还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机器人。哦，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寓言。 当然不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由媒体控制的娱乐时代，我们就没有痛苦了。痛苦还是有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体验到的痛苦，是一种受大众传媒影响之后的痛苦，一种很新型的、听上去好像还有点别致的痛苦。比如说，如果说以前女人的痛苦，可能是易卜生笔下娜拉式的痛苦：娜拉到底是走出去呢，还是继续呆在家里？出走之后是重新回来，还是继续呆在外面？如果要呆在外面，又会干什么呢？这是女人的痛苦。那么，现在呢？如果说她们已经从那种老式的痛苦中解放了出来，从棍棒、老虎凳，从大男子主义的淫威下解放了出来的话，那么她们现在则进入了一种新的痛苦——一种面对镜子时的痛苦：我为什么没有章子怡那么漂亮，没有张曼玉那样的身材？章子怡用什么化妆品，本姑娘也得用什么化妆品，张曼玉在电视里穿什么样的旗袍，姑奶奶也要穿什么样的旗袍。于是，一种作为整体的女人形象，一个整体的人的形象，就此瓦解。女人从一种专制进入了另一种专制。当然这不仅仅是女人的问题了，男人遇到的问题同样严重，或许更为严重。而这种专制，无疑是大众传媒提供给我们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痛苦在哪里？在这样一种欢乐和谐的气氛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又在哪里？我想，小说的虚构应当要作出某种调整。 小说虚构需要调整 这种写作很多时候被命名为“狂欢化的写作”。狂欢到作者自己的眼睛和手都不够用、跟不上了。那么，这种情形下，你是否还有时间，可以在沉思和默想中、在文学的静穆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敏感的作家已经经常在强调和揣摩小说的叙事资源问题。莫言在《檀香刑·后记》向传统小说致以敬意。格非认为，他的《人面桃花》受到了《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影响。而在我与毕飞宇的一次长谈中，他就向我透了个底：《玉米》的篇名来自臧天朔的一首歌。而他写作《玉米》的情境非常有意思，他经常一边放着摇滚，一边翻着《金瓶梅》、《水浒》，一边写着《玉米》。 毕飞宇随意说出的这样一个情形，倒可能说明了当代写作的重要处境，一种复杂的处境。而当他们提到叙事资源问题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其实也在强调地方性叙事的意义，探讨着在新文化语境中地方性叙事到底有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这与沈从文当年的写作，其实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强调叙事资源，要把《红楼梦》、《金瓶梅》、《水浒》重新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到自己的案头，是因为到今天，越是全球化，地方性叙事的意义越是突出，我们自身的文学资源也就越是显得珍贵。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一种拟古式的文体造成一种疏离感，以此对大众传媒所代表的语言、文化进行个人的抗争。他们顽强地拒绝被同化。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调整。那就是，在虚构的形式上、在文本结构的编排上，吸收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一些重要元素。保罗·罗伯茨曾在他的一篇名为《一个多媒体作家的自述》文章中，提到数字技术对文本的影响。他说，以前的小说、故事，往往只能以一种方式讲述：故事一开头就是大江东去，要奔向结尾。这是一种线性的讲述方式。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非线性的，有许多可能性可以加入进来，然后四处蔓延，形成一种新型的、更为复杂的文本结构。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莫扎特”，用鼠标点开，你就可以找到有关莫扎特的所有链接。于是，你可以读到介绍18世纪的音乐或者维也纳歌剧的文章。如果你随之点击“唐璜”这个词，你可能会听到歌剧的片断，甚至读到很多这部歌剧的著名演唱者———帕瓦罗蒂的趣闻轶事。随之出现的，可能是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地理、政治、经济状况，甚至是足球、马特拉齐和齐达内……在这个信息之旅中，你很快会从一个事物跳到另一个事物，从一个词进入另一个词，从一个片断进入另一个片断。用罗伯茨的话来说就是，你沿着不同的符号路线转入各个分支通道，并根据一个巨大的文本库创造出了一个非线性的叙述文本。当然，因为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擎的广泛使用，如今的我们对这样一种描述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想起在很多年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我曾经向一个朋友谈起我想用报纸的方式写一部小说：故事围绕着一个人的命运展开，然后有无数的相关链接伸向情节的每个角落。因此，当看到罗伯茨的描述与评议时，我吃惊地发现他的感受跟我当初的担忧非常相似。什么感受和担忧呢？那就是，这种文本的零碎感会不会让人感到不适？所有的文本虽然可以相互链接，但它们实际上是彼此隔绝的。更重要的是，作家又如何亮出自己的观点？它和报纸的区别又在哪里？如今，这种写作很多时候被命名为“狂欢化的写作”，狂欢到作者自己的眼睛和手都不够用、跟不上了。那么，这种情形下，你是否还有时间，哪怕一点点时间，可以在沉思和默想中、在文学的静穆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么，你本人何在？你的意志何在？你似乎冲破了原有文本的限制，但却进入了另一种限制，你的自由写作说到底很可能是一种假象。我想，这种困境可能也是进行诸种比较极端的文体实验的人，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对此早早地保持警惕，或许是必要的。 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终于认识到，我们确实还有许多苦痛，而自己的苦痛在很多时候是无法被娱乐化、被通约的，需要你个人或者你这个写作群体独自去面对。也就是说，我们依然有个非常坚硬的内核无法被化解。虽然，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俗化浪潮已经席卷中国，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经济和文化产品已经涌入中国的大街小巷，但是，历史依然带着强大的惯性在向前滑行。 一方面中国好像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与国际社会大面积接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依然处于前现代时期。我们仍然有一种可以被称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我想，不妨把这样一种痛苦称为“重”的痛苦。我想起波兰作家米沃什的一个说法：事实上存在着“另一个欧洲”，而波兰就处在于那“另一个欧洲”。波兰人依然生活在欧洲的某一个已经结束了的历史之中，生活在欧洲的过去时。所以，他们的那种痛苦，在别的欧洲人看来，是一种过时的痛苦。对别人来说，历史可能已经终结，但对我们来说，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仍能感受到来自历史的巨大压力。它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除了这种“重”的痛苦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比较新鲜、听上去也比较别致的，但同时又很真实的苦痛。那就是，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这种痛苦或许也可以称为“无法承受之轻”。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两种或“重”或“轻”的痛苦之间徘徊，并为此发出悲鸣。 显然，这样一些经验都是我们无法轻易消化的。但是这样一些经验，这样一些无法被大众传媒吸纳的经验，都有赖于身为作家的我们去呈现。而且，或许，只有通过小说虚构去呈现。所以，在这个传媒时代，不管你作出怎样的应对、调整，你最后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用小说去面对这种种或“重”或“轻”的痛苦以及它们的繁复关系。而小说的虚构，也由此可能获得它的意义和尊严。(解放日报2008-02-10) 思想者小传 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作家，《莽原》杂志副主编。著有《花腔》、《饶舌的哑巴》、《遗忘》、《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多部小说(集)。曾获第三、第四届“大家文学奖”。长篇小说《花腔》被评论界认为是对历史中的个人、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追究，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的综合。 原载：《解放日报》 原载：《解放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