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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与瓦尔登湖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莫砺锋 参加讨论


    桃花源与瓦尔登湖都是通过文学作品而名扬天下的地名,也常常被人相提并论。从表面上看,桃花源与瓦尔登湖在地理位置上距离遥远:前者据说在中国湖南,后者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两者刚好相隔半个地球。它们得名的时间则相去千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约作于南朝宋永初三年(422),而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却成书于1850年前后,前后相隔1400多年。更重要的区别是,瓦尔登湖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它的准确位置是西经71度20分,北纬42度38分,也就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小城康科德,那儿距离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坎布里奇镇仅有20多公里。而桃花源却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出来的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桃花源记》中虽然言之凿凿:“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仿佛确有其实,其实只是文学家故弄狡狯而已。武陵是晋代的郡名,辖区相当于今湖南省常德市。现在的常德境内真有一个桃源县,但这是在宋初乾德元年(963)才从武陵县内析出的,其地名便来源于《桃花源记》,这是后人化虚为实的结果。至于陈寅恪先生考证出“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云云(详见《桃花源记旁证》),那是误将文学作品当成真实史料了。所以一般说来,桃花源并不是人间的真实地名,而是陶渊明的一个理想境界,它只存在于《桃花源记》这篇文学作品之中。 
    这样说来,桃花源与瓦尔登湖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名,为何人们经常在两者之间产生联想呢?或者说,《桃花源记》与《瓦尔登湖》这两篇作品,究竟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陶渊明生活在农耕时代的中国,梭罗却生活在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两人一古一今,一东一西,他们的生活态度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陶渊明厌弃污浊的红尘,在37岁时弃官归隐,回到家乡浔阳的农村,躬耕陇亩,度过余生。梭罗则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做过许多工作:教书、写作、帮助父亲制造铅笔,然后在29岁那年跑到瓦尔登湖边上,自己动手盖了一座小屋,并在那儿隐居了两年多。陶渊明亲身参加农业劳动,他认为人们应该自食其力,为了衣食而参加劳动是人生的正道。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辰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梭罗则在《瓦尔登湖》的开篇就宣称:“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据徐迟译文,下同)陶渊明的草庐处于树木环抱之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梭罗的居处更是草莱未辟的森林:“我的房子是在一个小山的山腰,恰恰在一个较大的森林的边缘,在一个苍松和山核桃的小林子的中央,……在我前面的院子里,生长着草莓、黑莓,还有长生草、狗尾草、黄花紫苑、矮橡树和野樱桃树、越橘和落花生。”“很快就有一只美洲鹟在我屋中做窠,一只知更鸟在我屋侧的一棵松树上巢居着。”更有趣的是,陶渊明描写务农的名句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瓦尔登湖》中竟然也有一章题作《种豆》,梭罗也对他种的豆子充满爱怜:“我珍爱它们,我为它们松土锄草,从早到晚照管它们。”梭罗对遥远的中华文明并非一无所知,《瓦尔登湖》中便曾数次征引《论语》和《孟子》,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梭罗知道世上曾有陶渊明这个中国诗人的存在。可是梭罗的生活态度竟与陶渊明如此相似,这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生动例证。
    陶渊明与梭罗的隐居生活,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选择。陶渊明本来是心怀壮志的,年轻时曾盼望着做一番事业。他歌颂不怕牺牲反抗暴秦的义士荆轲,他赞美以微弱之躯衔着树枝去填平沧海的精卫鸟,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朱熹指出:“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但是陶渊明身逢乱世,作为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士人,他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只好放弃兼济天下的雄心,转而追求独善其身。当他看透官场黑暗后,便义无返顾地辞官归隐。隐居生活毕竟是清贫,乃至艰苦的。陶渊明耕种所得不足维持全家温饱,有时竟不免向人乞食。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坚决拒绝地方官府乃至朝廷的征召,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41岁辞官归隐,63岁去世。这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涯,就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品节战胜富贵诱惑的胜利记录。梭罗呢?他怀有强烈的正义感,坚决支持反对蓄奴制度的运动。当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布朗被处绞刑时,梭罗不但公开发表为布朗辩护的演说,还跑到市会堂去敲钟号召群众追悼布朗。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两年又两个月的隐居生活,固然含有修身养性的意图,但也是对喧嚣城市生活的拒绝,对庸俗社会的疏离,以及对物质文明的挑战。朱熹评陶渊明的名言“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对梭罗也同样适用。
    梭罗隐居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见于《瓦尔登湖》这本书,这是他隐居生活的实录,连他盖那座小屋一共花了多少钱都记得一清二楚。当然,瓦尔登湖的山光水色和草木虫鱼也写得详细真切,栩栩如生。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则散见于他的诗歌、散文,《桃花源记》仅是其中的一篇,当然,它是一篇代表作。《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世外仙境,那里环境优美,民风纯朴,既没有压迫和剥削,也没有争夺和欺诈,人们安居乐业,无忧无虑。“世外桃源”既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也表达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那个“欣然规往”的高士刘子骥,其实正是陶渊明自身的影子。《桃花源诗》的最后两句“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就是诗人理想的直接宣示。所以,桃花源与瓦尔登湖具有共同的本质,那便是远离人寰,隔绝红尘,它们不属于社会而属于自然,它们是厌倦了喧嚣和纷争的人们的精神避难所。
    瓦尔登湖是真实的地点,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们要去寻访并非难事。桃花源却是无法到达的虚幻世界,唐人王维就已叹息“不辨仙源何处寻”,何况今人!既然前者实而后者虚,前者可以亲临而后者只能想象,那么我们能否说瓦尔登湖要比桃花源更有实际意义呢?从表面上看,似应如此,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梭罗是在空间距离的意义上追求远离红尘,他独自跑到瓦尔登湖边去隐居,便是看中了那里寂寥无人,《瓦尔登湖》中的一章就题为《寂寞》。陶渊明却是在心理距离的意义上做同样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心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在陶渊明看来,要想远离喧嚣的红尘世俗,不必躲进深山老林,只要保持清静、安宁的心态就可以了。或者说,只要在心灵深处虚构一个世外桃源就行了。所以两人追求的目标虽然相同,但梭罗的行为是我们无法仿效的。地球已变得如此拥挤,我们能到哪里去寻找一个瓦尔登湖呢?即使是那个真实的瓦尔登湖,也早已成为名闻遐迩的“州保留地”,一年四季游人不绝,梭罗小木屋的复制品之前也常有人群在参观、照相,哪里还有隐居之地的丝毫气息!陶渊明的行为却具有永久的典范意义,因为只要你抵拒外在的诱惑,“心远”是随时随地都能付诸实施的。哪怕你身居熙熙攘攘的现代都市,哪怕你把家安在水泥森林中的一间公寓,你同样可以实现心境的宁静,同样可以生活在理想的世外桃源,因为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2月15日03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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