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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媒介化:从文坛事件看文学场的位移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赵勇 参加讨论

    近年来的文坛爆发了许多事件,弄得文学场颇不宁静。比如,根据媒体的岁末总结,2006年文坛的十大热点事件是:韩寒白烨论战众人混战,余华出版《兄弟》惹争议,郭敬明抄袭拒不道歉,“梨花体事件”以闹剧收场,湖南作 协暴力事件,洪峰乞讨引起文坛震动,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80后作家张一一求婚事件,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面世。2007年的文坛相对平静,但依然有如下事件发生:王朔复出;十博士“倒于”;80后加入作协;顾彬继续炮轰文坛,引发文学界内部之争;铁凝题词写错字,贾平凹鼎力相助;作家富豪榜再次出笼,入榜作家不买帐。2008年似乎是多事之秋,在已经过去的半年里,南方雪灾、火炬被抢、火车相撞、汶川地震——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天灾人祸挡着,今年的文坛才悄无声息。但在这些国家大事的背后,依然有文坛亚事件发生。6月以来,文化名人余秋雨的《含泪》之文,山东作协王兆山的那首“鬼词”,已把网络弄得沸沸扬扬。依我之见,它们是完全有资格进入2008年文坛大事记的。
    文坛如此多事,不得不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事实上已有许许多多的“场”存在。为什么其他“场”比较平静,而文学场却成了是非之地?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场里也发生了许多事情,但两相比较,二者有无区别?2003年,北京大学的邵燕君博士曾有《倾斜的文学场》一书问世,她分析的主要是90年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当下的文学场是否还在继续倾斜以致失去了某种平衡?除了市场化转型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新闻化转型和娱乐化转型?
    检点一下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场,我们大概能发现如下事实:文学场始终处在一种与其他场的密切交往之中:起初是与政治场斗争,后来是与经济场合作,再后来则是与新闻场和娱乐场卿卿我我,勾勾搭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的自主性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我手头有一本80多万字的大书,名为《1979-1989:十年文艺理论论争摘编》,选编者在书中分列16个专题,而这些专题之下出现的论争大都与政治问题相关。这也意味着在经历过一个非常的年代后,文学及其文学场正试图摆脱政治与政治场的干预,一步步走向自治。所以,按照我的理解,1980年代文学场中发生的许多事件与争端,大都隐含着左与右的冲突,姓社还是姓资的矛盾,文学场与政治场的斗争不言而喻。
    进入1990年代之后,文学场与政治场的斗争暂告一段落,文学场仿佛也获得了自主、自治、自律的幻觉。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幻觉立刻变成泡影。在“市场经济了,文学怎么办”的呼吁与焦虑中,有了延续几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有了“抵抗投降书系”的出版与争端。今天看来,这其中的讨论与争端显然与经济场向文学场渗透、文学场被经济场裹胁有关,而争论的双方也隐含着他们对二场交往的不同理解。
    回顾这一时期的争端,我们也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一、争论的话题往往严肃,它们不可能有太多的新闻价值与娱乐价值,也不容易被媒体利用。二、争论往往局限在文学场之内,形成了场内争论场外看的局面。在一个大众媒介相对匮乏的时代,场外之人即使有话要说,也常常是排不上队插不上嘴。这种局面也保证了争论的严肃性。三、争论愈演愈烈,往往就会酿成事件,其中赤膊上阵、刺刀见红的场面也时有发生,但争论者大体上还能体现出争论的风度,恶语相加,攻击谩骂的情况还不多见(王蒙骂王彬彬是个例外)。所以,相比之下,那个年代的争论还相对纯净,而争论的结果虽然很可能也是不欢而散,却留下了许多值得在学理层面继续思考的问题。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十多年前的“马桥事件”略作分析。1996年年底,由于评论界张颐武、王干向创作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发难,引发了所谓的“马桥之争”。1997年3月,因韩少功把张、王等六被告告上法庭,“马桥之争”变成长达一年多的“马桥之讼”。1998年5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被告向韩少功道歉并分别赔偿经济损失费1750元。被告不服,继续上诉。8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结果以原告全面胜诉而告终。
    今天面对这一事件,我更关心的是哪些人、哪些媒体都参与了论争,他(它)们对于事件的进程意味着什么。韩石山说:“在马桥事件中,有个现象很值得回味,那就是声援韩少功的,大多是韩少功的部属和朋友。声援张王二人的,大多和张王二人毫无干系,有的连面都没见过,有的还竟是先前对张王没多少好感的。”(《马桥事件: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6期)这一现象确实令人深思。而据《〈马桥词典〉纷争要览》(田原,《天涯》1997年第3期)和《〈马桥词典〉:文人的断桥?——“马桥诉讼”的前前后后》(余果,《新闻记者》1998年第8期)二文介绍,当时追踪报道与评论此一事件的虽有业内报刊(如《中华读书报》、《文艺报》和《文学自由谈》等)与主流大报(如《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等),但亦有许多行业小报与晚报晨报介入其中,如《为您服务报》、《服务导报》、《劳动报》、《深圳商报》、《羊城晚报》、《粤港信息日报》、《今晚报》、《特区时报》、《武汉晚报》、《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生活报》、《文化时报》、《金融早报》等。事件延续近两年,报道与评论数百篇,参与论争的报刊近百家。论争尚未终了,已有人迫不及待地推出《文人的断桥——〈马桥词典〉诉讼纪实》一书,可见当时的影响之大。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马桥事件”,是因为这一事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一方面,争论的双方都是严肃的,无论争论者是韩少功的亲友团,还是张王二人的啦啦队,大体上都是创作界和评论界人士。这既保证了争论的明达理性与明辨是非,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争论限制在文学场之内。但另一方面,由于韩少功把争端交给了法庭,此一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文学事件因而上升为法律事件、新闻事件和社会事件。而众多小报的介入,又使事件不同程度地公众化、娱乐化了。因为小报晚报既不可能做深度报道,也不关心事件背后的学理价值,它们需要的是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普通百姓既没读过《马桥词典》也没读过《哈扎尔辞典》,他们也不会在乎模仿、照搬、抄袭等等背后的学理区分。对于他们来说,这一事件只是他们的消遣对象,是他们喝着茶、剔着牙时的谈资。
    韩石山说:“马桥事件”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我们也可以说,“马桥事件”意味着一种争论模式的终结。从此之后,文学事件取消了从场内移步场外的过程,而是迅速与新闻场、娱乐场接通,开始了新闻化、娱乐化、眼球化、泡沫化的进程。以“韩白之争”为例,2006年3月初,韩寒通过自己的博客引发一场网络恶战,一方是挺白的评论家解玺璋、作家陆天明、电影导演陆川、音乐家高晓松等,一方是拥韩的无数网民。一时间,口水翻飞,秽语狂舞,眼看一场对簿公堂的官司大战即将打响。但是到3月底,韩寒却突然在博客上发出“热闹完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帖子,网络大战顿时平息,媒体与公众转而去关注其他的新事件了。写到这里,我不由得会想,“马桥事件”如果晚发生十年,该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人们还会平心静气地争论那些学理问题吗?韩少功还会去打那场“赢者输”(反用布迪厄之说)的官司吗?我觉得悬。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今天的事件变成这个样子呢?在我看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从总体上开始了新闻娱乐化的进程。平面媒体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大报小报化,小报低俗化成为其发展趋势。既然需要如此这般的新闻素材,文学场就成为媒体重点关照的对象之一。这时候,文学场里一旦有风吹草动,媒体记者必定会一哄而上,跟进报道。与此同时,众多时评写手也不甘寂寞,纷纷亮出家伙说三道四。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风风火火,好不热闹。然而,就在这种喧哗与骚动中,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1980年代(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90年代)文学场还掌握在作家与批评家手里,那里还是他们言说与对话的风水宝地,那么,新闻场介入文学场之后,话语权却转移到媒体记者和时评家手里,他们开始控制局面,并成为其言说主体。新闻娱乐话语对文学批评话语的入侵与掌控,意味着切入角度、行文方式、话语风格等等均发生了变化,文学事件也就不可能不被并入到新闻化、娱乐化的轨道之中。
    其次,必须意识到网络时代到来后互联网在文学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网络本来就对诸多事件有一种扩展和放大的功能,加上网络时代众多网民有了发言的机会,所以一旦事件爆发,往往会成为万众瞩目、众口评说的对象。而由于匿名发帖、本我出场的效果之一是可以说大话,出秽语,口无遮拦,所以许多网民一上场就拎着板砖,爆着粗口,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狂扁,致使争论迅速陷入情绪化的口水仗和狂欢化的话语秀之中。而自从开了博客,诸网站(新浪网首当其冲)出于娱乐化与商业化的需要,常常会通过标题置顶、加粗、套红和编辑推荐等方式把诸多充满火药味的博文推向前台,然后挑逗群众斗群众。现在想想,2006年以来发生的文坛事件,哪一件没有网站和博客的“功劳”?它们或者是直接肇事者,或者是事件的推波助澜者;而一旦事件发生,则意味着网民又迎来了自己的狂欢节。
    第三,文学场被媒体控制,固然有媒体的原因,却也是文学场内部人士拱手交出自主性的重要标志。布迪厄说:“若科学场、政治场、文学场受到传媒控制力的威胁,是因为在这些场的内部,有一些不能自主的人,以场内的专业价值衡量,他们很少得到认可,或拿句常用的话来说,是一些‘失败者’或正走向失败的人,由于他们在场内得不到认可,所以热衷于到场外去寻求认可(快速的、过早的、不成熟的或一时的认可),此外,他们往往被记者们所看好,因为他们不让记者们感到害怕(与较为独立的作者不同),时刻准备按照记者们的要求行事。”(《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依我之见,今天到文学场外寻求认可的已不光是那些“失败者”,也包括那些如日中天的文学成功人士。比如,《兄弟》出版之后,余华频频接受记者采访,网上网下大造其势,结果,《兄弟》招骂,“给余华拔牙”的声音铺天盖地。但令人奇怪的是,《兄弟》却越骂越火,一年左右销售上百万册,作者与出版社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起事件余华输了吗?没有,布迪厄说输者赢。《兄弟》的文学价值可疑,但是它却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也许这才是余华移身场外的真正目的。
    综上所述,我想表达的是如下意思:文学场不应该是政治场、经济场,当然它也不可能是媒介场。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与媒介场的交往中,文学场却已挪用着媒介场的游戏规则,结果导致自身规则的严重失效。有民谣曰:“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这里说的就是游戏规则的混乱。于是,文学场的混乱与移位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它不过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象,如此而已。  
    原载:《博览群书》2008-11-07
    
    原载:《博览群书》2008-11-0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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