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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和大卫·哈维都将19世纪现代之都的桂冠赋予给巴黎，认为巴黎是最能表征现代性的19世纪都市。然而，是爱伦·坡笔下的伦敦民众和在伦敦大街小巷中追逐人群的无名老人最先启发了本雅明对游荡者的思考，本雅明遂将19世纪初出现在伦敦街头的派头十足、注重仪表、有钱有闲、无所事事的“丹蒂”（dandy）视为巴黎游荡者的先驱。对于被誉为“现代性预言家”的波德莱尔而言，“不是法国，而是英国为他的诗歌提供了现代素材”。确切地说，另外一个现代之都——伦敦的现代性为波德莱尔的诗歌创作注入了灵感与活力。还有雷蒙·威廉斯，他在解释“城市”这一词语时指出，“城市作为一个独特类型的定居地，而且隐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现代意蕴，是从19世纪初期才确立的”。而在他的视域中，城市指的就是伦敦，伦敦是城市的代名词。 作为一个能自我指涉的符号，伦敦对英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笛福、华兹华斯、狄更斯、伍尔夫、莱辛等各个时代的知名作家都从不同视角对伦敦进行过细腻的刻画，伦敦是他们最钟爱的城市。尽管有时他们会在文本中揭露伦敦阴暗的一面，或公开表达对伦敦的不满，但这只是他们抒发对伦敦关爱的特殊方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已经演变成可与巴黎相媲美的现代之都。在此过程中涌现的诸多变化、新奇特征深刻地改变了英国文学的形式和气质；相应的，此时的英国文学也以各种新的艺术形式再现了伦敦的都市化过程和现代性的多副面孔。 伦敦政治化的民众 尼采将19世纪称为“民众的世纪”；勒庞解析了民众的心理机制；西美尔认为民众的出现使学者们发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巴尔扎克在小说中演绎出一种独特的民众美学。在从不同视角对民众进行探析和书写时，无论是尼采、勒庞，还是西美尔、巴尔扎克在某种程度上都将民众置于城市语境中。本雅明关注了文学作品对民众的处理手法，在评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他详细地分析了巴黎民众在波德莱尔作品中的再现方式、爱伦·坡对伦敦民众的书写特征，以此对“游荡者”（flneur）进行了阐释。他把民众视为19世纪后期巴黎人窥视城市的利器，将民众比喻为一层面纱，“民众是一副不安的面纱，波德莱尔透过它可认识巴黎”，“熟悉的城市在这层面纱的遮蔽下如同梦幻一般向游荡者招手”。在对游荡者的解读中，本雅明建构出一种富有特殊意义的巴黎城市美学，开启了探析文学文本中民众书写的先河。 巴黎、伦敦、纽约等19世纪现代之都深刻地影响、改变、滋养了当时的文学叙事主题和模式。作为城市的主体，民众成为当时诸多作家观察、思考、书写的焦点，演变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和再现对象。喧哗骚动的民众在狄更斯叙述伦敦底层人命运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扮演了展示伦敦现代性图景不可或缺的角色。 到19世纪中期，豪斯曼对巴黎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后，巴黎星罗棋布的小巷被“抹擦掉”，街道被拓宽，开始出现崭新的林荫大道，巴黎的街道才得以现代化。这是民众在伦敦比在巴黎更早成为城市意象与现代性因素的重要客观原因，也是本雅明将伦敦的“丹蒂”视为巴黎游荡者先驱的所在。约翰·普洛茨精辟地分析了城市、民众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城市中杂乱的民众在伦敦街道上的邂逅创造出一种既令人感到愉快，又令人感到威胁的平淡无奇的都市新型社会生活。世俗的户外生活逐渐包括与陌生人邂逅，莫名的聚集，突发的暴力事件，以及在固定场所同全体他者的偶遇”。 很大程度上，普洛茨的观点是19世纪英国作家在文本中对伦敦民众叙事的写照、归纳、总结。华兹华斯是19世纪第一个关注伦敦民众的作家，在《序曲》第七卷《寄居伦敦》中，当初到伦敦、漫步于街头的诗人对伦敦抒发了一番奇思异想，开始描述伦敦的整体街景时，民众构成的人群成为他视线中的第一个重要城市意象。“啊，朋友！有一种感受，它凭借独有的权利，属于这个大城市，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多么常见，我在人群中前行，对自己说：‘掠过我的每一副面孔，都是一个谜’。”对诗人而言，城市就是现代性本身，伦敦的一切都蕴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新奇感，人群中的人都各行其路，互不干涉，彼此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种疏离感，都是西美尔所言的城市中的“陌生人”。华兹华斯捕捉到的伦敦民众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征，以一种不断变化的姿态出现在伦敦的街头巷尾，在有序和无序两极之间来回变换。换言之，在将伦敦民众描写为一种众人之间在街上单纯的、平常的偶遇的同时，受法国大革命中攻陷巴士底狱的巴黎人民在欧洲被定义为人群政治的中心意象、被称为“暴民”（mob）的影响，华兹华斯也给伦敦人群“涂抹上”一种政治美学，展示出伦敦民众清晰可见的混乱一面。“到时，当半个城市崩溃，激情，仇恨，愤怒，或恐惧会引起处决，街头火灾，会引发暴民，骚乱，欣喜？”在真实再现与创造性想象中，华兹华斯赋予民众一种集体性姿态，一种具有隐含色彩的暴民政治，引发了19世纪英国作家对民众政治的关注。 伦敦的街道美学 在《人的街道》中，伯纳德·鲁道夫斯基指出，英国人并不怎么热衷街道，他们喜欢躲在酒吧微醉的气氛中，他还引用了维多利亚时期著名诗人丁尼生的诗句“我讨厌广场和街道，然而还是在那里同熟人碰面”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样，日本学者芦原义信也认为，相对于意大利人，英国人并没有足够重视街道的意义，对街道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感情，他还引用了鲁道夫斯基的上述观点对此加以证实。实际上，鲁道夫斯基和芦原义信的观点略微有失偏颇，尽管维多利亚时期英国酒馆文化盛行，城市居民都热衷于在休闲时间去酒馆小酌，但是，随着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街道对城市日常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性也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伦敦、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市政府对城市中错综复杂的街道网络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道路得以拓宽，路面被平整，安装了照明设施。同时，在城市中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定期清扫街道的清洁工，在伦敦，“平均每个教区有十名清洁工，整个伦敦大约有1800名清洁工”，对城市街道的卫生改革在有序地展开。 维多利亚时期，街道已经成为伦敦居民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伦敦的街道上展示着令人眩晕的都市景观，沿街叫卖的商贩，给人算命的吉普赛人，衣冠整齐的职员，狡猾的扒手，行乞的乞丐，风骚的妓女，大量的匆匆过客等形形色色的人纷纷踏上街道，侧身于人流中，密密麻麻的人流不断地演绎着都市人群意象，街道成为表征伦敦现代性图景的主要媒介。在《人群中的人》中，爱伦·坡对维多利亚时期伦敦街道上的人群做了精彩的书写，“外面的街道是伦敦的一条主要大街，整个白天都熙熙攘攘的……街上的行人大都是志得意满，他们一个个都好像有事情要做，只想着挤过稠密的人流……天气的这种变化立刻在人群中引起了一场新的骚动，人们纷纷打起雨伞，街上出现了一个伞的世界。犹豫，拥挤，嗡嗡声，这一切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十倍……” 自从18世纪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英国兴起之初，伦敦的街道就成为小说家关注的对象，在《摩尔·弗兰德斯》中，笛福在对伦敦街道亲身体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塑造了“女性游荡者”形象——摩尔，她出没于伦敦的大街小巷，以卖淫、偷窃等手段为生。同样，在《瘟疫年纪事》中，笛福以历史事实和丰富的想象力叙述1665年的大瘟疫给伦敦造成的创伤时，详细地刻画了伦敦的诸多街道，精确地描摹出一幅18世纪的伦敦地形图。毫不夸张地说，笛福开启了英国小说对伦敦街道书写的先河。 维多利亚时期，“街道文学”成为典型的文学样式。在《荒凉山庄》《老古玩店》等一系列伦敦题材小说中，狄更斯以全知全能的叙事手法给读者呈现出伦敦迷宫般的街道系统；马修·阿诺德在十四行诗“西伦敦”中讲述了伦敦街道上的日常街景；乔治·吉辛在《底层社会》中对伦敦街道上的人群进行了反民主书写。狄更斯、阿诺德、吉辛、夏洛蒂·勃朗特、王尔德等作家用敏锐的目光观察着伦敦的日常都市生活，书写出伦敦街道蕴含的美学特征。 在《博兹札记》中，狄更斯观察到伦敦正在遭受噪音、社会压力、无法管控的街头犯罪等负面因素的威胁。在叙述奥列佛·退斯特在伦敦经历的苦难生活的故事中，狄更斯更是直接书写、揭示、批判了发生在19世纪伦敦街头巷尾的各种犯罪行为，街道成为法根等恶棍谋取不义之财的经济空间。在19世纪英国小说中，犯罪开始与伦敦的街道系统紧密地交织到一起。 英国的现代警察侦探制度建立于1842年。1852年，在《荒凉山庄》中，狄更斯采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交替变换的双重叙事手法，描写19世纪中期发生在伦敦的一系列暴力谋杀案，他将满地泥泞、雾气浓厚的伦敦街道设置成各种犯罪行为的场景，在对重重悬疑的推理、解套中，成功地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探长布克特的经典形象。在《月亮宝石》（1868）中，柯林斯在继承狄更斯对探长书写模式的基础上，对探长的形象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他刻画出的伦敦警察厅探长——克夫形象鲜明、生动，后来的侦探小说家竞相模仿。可以说，在对街道的书写中，柯林斯开启了英国侦探小说的先河。 伦敦的交通文化 笛福、菲尔丁、狄更斯、吉辛、亨利·詹姆斯、威尔斯、伍尔夫等作家在对伦敦进行书写时，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了伦敦的运输方式与交通工具。在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小说中，有关伦敦街头生活的章节中都出现了马车这种传统的交通工具，当时，马车是货物运输与人们出行的主要工具，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双轮马车，还是四轮马车，都直接表征出当时生产力与生产技术极其落后的现实状况。随着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1825年9月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格兰建成，现代运输业开始出现。 小说是对社会现实变化回应最及时的媒介之一，在1846年出版的《董贝父子》中，狄更斯就详细描写了铁路的出现与火车的诞生对伦敦市区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可以说，铁路与火车对城市空间的传统格局进行了重塑。火车成为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萨克雷的《名利场》与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玛契》等小说中都有对乘火车旅行书写的情节，“没有一种19世纪的发明比铁路更能让维多利亚时代人感到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 1863年1月伦敦的第一条地铁正式投入运营，这不但展示出人类在交通技术方面更前进一步，改变了伦敦地下空间的形态结构，给普通民众的日常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激发出维多利亚小说家对“伦敦地下世界”的多重想象，在《新格拉布街》《时间机器》与《乌有乡的消息》等小说中，吉辛、H.G.威尔斯和威廉·莫里斯等小说家对地铁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不管是铁路，还是地铁，都是英国社会技术层面现代性的重要表征，这两个意象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反复出现就体现出英国社会的氛围在不断迈向进步与文明时的兴奋与激情。 与吉辛、H.G.威尔斯和威廉·莫里斯一样，伍尔夫也注意到伦敦地铁塑造出的都市空间与个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在《海浪》中，她通过对伦敦地铁的书写，揭示出地铁与都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对伦敦人造成的异化影响。小说中，主人公珍妮形象地表述了这种状况：“我正站在地下铁道的车站上，所有引人的地方都在这相会——皮卡迪里南段，皮卡迪里南北段，摄政街，甘草市场。我在伦敦市中心的街道底下站了一会。无数的车轮正在我的头上驶过，无数的脚步正在我的头上踏过。条条文明的大道在这交汇，又伸向四方。我正置身在生活的中心。可是瞧啊——那里有面镜子映出了我的身形。多么孤单，多么憔悴，多么衰老！我已不再年轻。我已不再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了。……我就像一只吓得两肋不住起伏的小动物似的站在这儿，心里直跳，浑身发抖……”在伍尔夫的视域中，伦敦的新兴交通工具是等待她去破译的符号，通过她不断地观察、思考，揭示出这个符号背后隐藏的秘密，讲述一个又一个伦敦故事，刻画出一幅又一幅伦敦现代性的图景。 维多利亚时期，无政府主义、价值观错位、失序、混乱成为伦敦主要的社会基调。伴随着伦敦的现代化转型，相应地，众多隐含的社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贫富悬殊、劳资冲突、环境污染等现象迅速出现，变得日益尖锐，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伦敦的新变化激发了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对伦敦的想象，狄更斯、吉辛、柯南·道尔、伍尔夫等善于观察、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敏锐地注意到伦敦出现的诸多新变化、社会问题、时代特征，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变化、问题、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以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记录伦敦历史上的这个重要时期，以及社会各个层面在此时浮现出的诸多社会问题，并力图探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方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07月13日1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