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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影响中国文学转变的媒介常常已不是一种而是由两种以上构成的泛媒介场了。泛媒介场作为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媒介组成的对文学活动产生交互影响的多媒介传播情境， 正在对公众产生轮番轰击、挤压、烦扰、娱乐等综合效应， 迫使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心中比较、累积、增减、变异大量的文艺信息， 编织起一个泛媒介的文艺信息网络， 以为这些泛媒介信息恰恰正是文艺本身[1]。不妨尝试设想一下， 你现在阅读一部小说可能会先后经历如下若干泛媒介步骤: 先通过央视早间新闻“ 朝闻天下”而得知几位明星正参与某著名导演执导的影片拍摄； 继而先后阅读《新京报》或《北京晚报》而得知这其中某男星与某女星拍摄中擦出情感火花； 又习惯性地上网浏览到网上有关新闻， 包括网友互动信息； 接下来在短信中与朋友交流相关信息； 再就是与朋友相约到电影院观看这部“著名大片”； 最后才找来根据这部影片剧情而同步撰写和出版的小说来读。在这里，诱导你最终进入小说阅读的媒介至少有6 种: 电视、报纸、互联网、移动网络、电影和纸质书本。显然， 你如今已并不只“ 读”语言文字构成的小说了， 而是在一种由电视、报纸、互联网、移动网、电影、纸质书本等交织成的泛媒介场中多方面地“ 体验”小说， 这包括看、听、玩等综合过程。可以说，当今影响公众的每一次文艺媒介事件，其实往往表现为具有泛媒介性质的相互渗透， 形成一种具体地影响文艺的泛媒介互动场。随着更加丰富多样的泛媒介互动的形成， 文学的转变正在呈现一系列新的可能性。这样，问题就出来了: 当今中国文学的泛媒介互动情形如何？或者说，当今的泛媒介场正在给予中国文学以何种互动影响？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考察这个问题，这里仅仅打算谈谈文学的泛媒介互动的几条主要路径(方式)。 1. 纸媒借影视复魅或还魂。虽然人们不住地哀叹文学的纸质媒介已让位于影视媒介而退居边缘， 但无可否认而又有趣的是， 纸媒借影视复魅或还魂却是当前文学的泛媒介互动的一条主要路径。如今的一个见惯不怪的现象是，一部小说在文学圈内有口皆碑似乎算不得真正的口碑，而只有当它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而实现热映、并反过来让文学原著重新走向畅销时，口碑才真正形成。当今文学的口碑圈如果有的话，确实不是在文学圈内部了，而是远远扩展到影视圈。近十多年来，文学在公众中的声誉不是靠自身而是靠影视去变相承认的著名实例就有:莫言《红高粱》、《白狗秋千架》分别改编为电影《红高粱》和《暖》； 苏童《妻妾成群》、《红粉》、《米》和《妇女生活》分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大鸿米店》和电视剧《茉莉花开》； 余华《活着》改编成为电影《活着》； 王朔小说被分别改编成影片《顽主》、《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轮回》、《大喘气》、《无人喝彩》、《永失我爱》、《阳光灿烂的日子》、《甲方乙方》等， 他本人还编写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和《爱你没商量》等；刘恒小说分别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黑的雪》改编成为《本命年》，《伏羲伏羲》改编成为《菊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先后改编成为同名电影和电视剧。以纸质媒介为主打媒介的文学确实退居边缘了，但它难道不正巧妙地借助影视之类核心媒介而使自己在中心重新闪现出一种位置？重新闪现固然不同于重新定位而只属于一种闪烁不定的依靠他力的非稳定的存在，但毕竟闪存过了。 2. 与影视同步到纸媒。或许正是意识到上述纸媒借影视还魂之路动荡不定，一些作家索性直接开辟一条与影视同步到纸媒的新路径。与影视同步到纸媒，意味着不再是先有小说次有影视再后有小说畅销， 而是小说与影视如影随形地双体同生，实现同步传播，也就是一边热播影视一边热销同名小说。《手机》正是一个合适的案例。还在刘震云协助冯小刚拍摄影片《手机》之初，双方就明确了一个制作方针:：刘震云著同名小说须与影片《手机》一道发行。李冯的长篇小说《英雄》也是如出一辙地与他本人担任编剧的影片《英雄》同步发行。而在最近，与冯小刚导的影片《夜宴》上映几乎同步，编剧盛和煜和钱珏合著的同名长篇小说也在2006 年8 月由中信出版社隆重发行。 这条影视与纸媒同步传播路径凸显了一条新门道。作为电影《手机》编剧和小说《手机》作者的刘震云本人这样赞美冯小刚：“我是觉得他有一副有力的想象的翅膀。而且， 与中国大多数导演不同，冯老师不仅知道往东南飞，也知道往西北飞，他总能找到问题的出路和关键。这一点他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新电影》2003 年第23 期) 这段调侃话语道出了作家心头的真实体会: 正是电影(导演) 才使得困境中的文学(作家) 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当然， 这句话其实最好改一改: 文学借助影视而插上传播的翅膀。因为这里实现飞腾的与其说是想象力不如说是传播效率， 与其说是审美魅力不如说是销量。不过，有时销售效果并不能与初衷相吻合: 尽管有影视的神力扶持，小说《英雄》和《手机》都算不上卖了好价钱， 只是相当于与电影捆绑销售、或者说搭售而已。可见影视媒介也不总是万能的， 并不总能拯救文学于水火中。文学的拯救终究还得靠自己。 与影视并行到纸媒的一个介乎文学与非文学的传播实例是，厦门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授易中天先后走红电视和纸媒。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 通过电视媒介讲解小说《三国演义》与史书编撰之异同得失，很快引发同名纸质书本的热销，相信这对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销售会起到持续拉动的助推作用。相同的实例还有研究员阎崇年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据报道， 到2006 年9 月止， 随着央视收视率的持续攀升，不仅易中天的《品三国》销量火爆， 而且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销量也已突破20 万册， 后者还将从9 月至12 月在百家讲坛连续演讲48场。阎崇年自己承认，“的确我书卖得多了， 稿费也多了， 但最为重要的是， 我与读者的心灵通过百家讲坛得到了沟通。百家讲坛使我的研究让更多人知道， 拉近了我和读者的距离。”确实， 电视热播的直接后果是， 纸质书本的销售空间大大拓展了， 直接拉近了书籍作者与读者(观众) 的传播“距离”。 3. 从互联网到纸媒。文学的泛媒介互动的第三条路径该是从互联网到纸媒了。鉴于国际互联网在当今公众中的与日俱增的媒介征服力，先在网上成名再进展到纸媒成功， 显然可以从新兴媒介高地笑傲传统纸媒市场， 属于一条比借影视还魂更易成功、比与影视并行到纸媒更加新锐和更具前景的泛媒介互动渠道。安妮宝贝从1998 年10 月开始在网络上写作和发表作品， 2000 年起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告别薇安》( 2000)、散文和短篇小说集《八月未央》(2001)、长篇小说《彼岸花》(2001)、摄影散文集《蔷薇岛屿》(2002)、长篇小说《二三事》(2004)、小说散文集《清醒纪》(2004)、长篇小说《莲花》(2006) 等。她的所有作品都持续登上书店系统销售排行榜， 进入全国文艺类书籍畅销排行榜前十名， 在众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她尽管从2000 年起就 已不再在网上直接发表任何原创的文学作品， 但网络的超常人气帮助她强势地现身纸媒， 在强手如林的文学纸媒市场占据了稳定的一席之地。另外， 所谓“80 后”写作(韩寒、郭敬明等)、打工文学或草根文学(知名网络写手章无计的长篇连载小说《我的人渣生活》等) 也是从互联网到纸媒的成功实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互联网博客的火爆把影星徐静蕾的《老徐博客》从网络成功地移植到纸媒， 创造了又一个网媒与纸媒联姻的传媒神话。 4. 从移动网络到纸媒。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门径是从移动网络到纸媒， 这是指把手机传播的成功置换成纸媒的成功。鉴于移动网络在生活中越来越方便快捷的传播优势， 应当讲， 这是一条从理论上说会很成功但实际上未必如此的新锐路径。号称“中国短信写手第一人”的戴鹏飞， 曾以如下幽默短信誉满网络:“老鼠没女朋友特别郁闷， 终于一只蝙蝠答应嫁给他， 老鼠十分高兴。别人笑他没眼光， 老鼠说， 你们懂什么， 她好歹是个空姐。”但其实他仍然无法靠此道养家糊口。“与其他兼职写手比算得上专职， 但也从没指着短信吃饭。短信写手这行薪酬从来不保险， 如果光靠短信，我最多时一个月能挣一万， 可最少时一分钱都挣不着，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两三千块。即使在2003 年， 我也主要靠在报纸上开专栏或给电视节目做策划挣钱过日子。这半年我就没写过什么短信。说实话， 我已经打算淡出短信写手这个行业了， 因为它根本算不上一个行业。”戴鹏飞说出了作为短信写手的职业苦衷:“做短信写手心理压力特别大， 因为写手和SP (网络运营商) 签约时， 它会要求你每月甚至几天内提供几十条作品， 几天内创作几十条有质量的短信， 确实很耗人。单纯做个网络短信写手，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交出的短信何时能挣到钱， 能挣到多少钱。我去年和某个网站签约， 它要求我每月向它提供120 条短信， 每条60 元， 当时我还算着一个月至少能挣到六七千， 可百余条短信交上去，真正登出来的才只有10 条， 没有登出的当然不能算钱。”于是， 鉴于职业短信写手生存前景暗淡， 戴鹏飞不得不选择改行， 把短信小说和彩铃作为新的主攻方向。 其实， 短信小说写手想说成功也不容易， 准确地说并不比短信笑话容易多少。原因有两条: 一条是短信写手的美学要求其实很高， 因为你必须确保阅读短信的人在半分钟内立时发笑， 这就像过去要求诗人每首短诗必须保证听众喜爱一样， 谈何容易？徐志摩、戴望舒、穆旦、卞之琳等现代诗人一生才写出多少首高质量短诗？诚然， 短信与短诗不能做如上简单的美学类比， 但短信要取得真正的高质量， 显然也依赖于创作者的高水平或不俗的水平。近年传诵很广的《这年头》说:“ 这年头， 警察横行乡里，参黑涉黄，越来越像流氓；流氓各霸一方，敢作敢当，越来越像警察。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 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教授摇唇鼓舌，周游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频上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明星风情万种，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谣言有根有据， 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夸大其辞，越来越像谣言⋯⋯”这则短信虽有把所涉人物绝对化的偏颇，但毕竟对时下流弊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堪称不可多得的短信“经典”。这样的短信显然具有社会批判和美学感染双重力量， 可以令俗读者捧腹而让雅读者品味， 是雅俗同赏的短信范例。另一条原因是短信篇幅太短， 无法像长篇小说那样能有效地借网媒成名而在纸媒赚钱， 因此利润率太低。下面的简单比较就可见分晓: 安妮宝贝的长篇小说写作成功了，其巨额字数与版税是有力保障； 但戴鹏飞的短信写作再成功却也难掩其先天不足——没有巨额字数与版税作保， 除非与移动网络运营商和出版社建立有效的版税运作与利润分成新机制。 上面只是谈了当前文学的泛媒介互动的四条主要路径， 而这类路径总是交叉的， 这些交叉小径可以有很多条。但它们无论有多少条，几乎条条都与纸媒相关， 或者都取决于纸媒。这表明纸媒，具体说纸质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因为已经有电子报纸、电子杂志、电子书籍了) 仍然是当前文学的泛媒介互动的主渠道，尽管这条主渠道正同时受到或极大地依赖于影视、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轮番交叉渗透。也就是说，文学在公众中的传播力量主要依靠影视、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强势扩张 但其最后落脚点却还不能不是纸媒。正是纸媒的畅销才成为文学赢得公众的最后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人们常说的“解决战斗还得靠步兵”用在这里暂且是合适的。由此看出，那种有关文学纸媒正急速走向没落的论断是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应当看到的是，纸媒俨然成了文学声誉的最后捍卫武器。 不过， 需要看到， 随着上述泛媒介互动路径的拓展，中国文学事实上已经在发生着转变。当电视、报纸、互联网、移动网络和电影等泛媒介系统成为先于文学、环绕文学并影响文学的扩张了的文学空间时，文学文本的看来确定的表意系统其实已经被这些泛媒介系统的宣传悄然改写了， 或者说被或多或少地 改写了。这些改写构成了读者阅读文学文本的无法绕开的“前理解”场。具体到传输文学文本的特定媒介如电视、报纸、互联网、移动网络或电影， 其泛媒介互动特点往往影响着文学文本的传播方式和表意系统本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网络文学了: 借助互联网 的信息传播技术，个体与个体之间可以实现网上即时互动、跟贴、修改、争鸣、扩充等， 从而使得文学文本在这里并不只有一个作者而可以有若干， 其读者与作者的角色可以互换、并存和自由扩充， 相应地，这种文学文本的符号表意系统也随时处在增加、修改、变异、扩充等不确定的过程中。还要看到， 在网上同时作为作者和读者参与到即时写作和阅读这一文学文本的实际过程中，与在它变成纸媒后才以读者角色去专注地阅读之间，毕竟存在不同，即可能形成文本1 与文本2 (甚至文本无穷) 之间的新型差异。至于与影视并行到纸媒的文学，虽然竭力想摆脱成为影视附庸的从属地位 但毕竟存在媒介的主与次的问题，而这种主次地位当然会影响到文学文本的表意系统本身。所以， 说与影视并行到纸媒的小说只是成了影视的影子， 并不为过。这可能应该被称为文学的主媒介价值与副媒介价值的区别， 简称主媒值与副媒值。主媒值是指传输文学文本的主导媒介所实现的价值，例如冯小刚执导的影片《手机》的价值。副媒值是指传输文学文本的次要媒介所实现的价值，例如刘震云根据影片《手机》而撰写的同名同步纸媒小说的价值。有趣的问题是，如果观众是先观赏影片《手机》后读小说《手机》的话，他更欣赏哪一个文本呢？ 他是否会流连于影片而看轻小说呢？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刘震云的小说《手机》的艺术价值难与他此前的纸媒作品如《单位》、《一地鸡毛》等相媲美。当然，这些新变化涉及的问题很多，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同时， 还需要看到，随着泛媒介互动路径的延伸， 中国文学传播正呈现两方面可能: 一方面，文学传播空间正在借助于影视、互联网和移动网络而获得极大伸展，从而可以产生文学空间正在伸张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当文学空间的扩张不是靠传统的纸媒而总是巧借影视、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外力助推时，这种空间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异质力量鼓胀了，有时甚至被置换了，从而出现了文学空间正被事实上缩减的危险。于是我们面对着文学空间的伸张与缩减的悖论。其实，依我看，在文学空间的伸缩悖论中，置身于当今电子媒介时代里，文学空间的缩减是绝对而又缓慢的， 也就是正在绝对地缩减，但这种缩减又十分缓慢，慢到你总以为文学空间仿佛没有且不会缩减；而文学空间的伸张则是相对而又快捷的，但属于绝对缩减中的相对回伸，给人的表面印象是文学正在那里起劲地伸展其地盘，但实际上这种地盘正在绝对地缩减呢。 考察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的转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尤其是需要文学理论界、批评界以及整个相关的文艺研究界的协同努力。 [1] 参见拙作《泛媒介场中的京味文学第三代》，《天津社会科学》2005 年第5 期。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 2007年1期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