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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经历了三次转型：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的要求，追随主流意识形态而定位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二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思想解放浪潮中重新回归文学家园，这也是文学重新回归五四传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对“十七年”文学题材单一、内容与形象概念化是一次深刻的反拨，而且文学从“阶级斗争工具”和“政治观念的图解”的束缚下完全解脱出来。三是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电视、网络等电子文化媒体的渗透，个体完全从集体中解放出来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解放，文学开始重新整合、诉说自己的话语，然后朝着多元化世界迈进。 在以上的三次转型中，前两次转型的主要动因都是主流意识形态，即政治体制变革对文学的控制与需要塑造着文学的审美形态和内涵。但第三次转型的语境最复杂，而艺术嬗变也最为复杂和多元，这一次转型的主要动力是电子媒介，即文学进入了电子媒介时代。特别是90年代后期“第二媒介时代”，即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化转型和文学转型的一个重要社会动力是“信息方式”的转变。它改变了人们思考主体的方式，也带来了改变社会形态的前景。这一时期，随着媒介发展程度越来越高，体制越来越健全，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互动起来。就积极影响而言，电子媒介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具体来说，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发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与商业文化接轨 90年代以后文学的一个重大转向就是和商业文化接轨，商业化写作和消费主义写作标志着文学由少数社会精英的文化行为变成了大众通俗文化的亚形态。这是一个重大的审美转向。有学者这样评判90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的世俗化精神在历史之手的播弄下不仅完全浮出了地表，而且极有可能在文化转型的嬗变时期跃升为文学写作的主导精神，影响乃至支配着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精神走向和文化想象。与此同时，五四文学以来的启蒙主义精神及其与之对应的宏大叙事，在世俗化进程的浪潮拍打之下，被行色匆匆赶赴物质大餐的人们晾在一边，渐渐暗淡了往日的风光，时至今日尚未找到既能摆脱困境又能与时俱进的精神通路。”应该说这位学者的评判并没有多少故弄玄虚的成分。王岳川在一篇文章里，也有类似描述，他说：“前现代时，文化是审美，对文字有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神秘感——‘吟安一个字，捻断数径须’……到了现代时期，文化成了审丑。因为人类在现代社会遭遇到异化的恐怖，遭遇到一种生存的挤压。而后现代社会连审丑这种反抗性都没有了，艺术是消费……大众消费时代，人们不再谈艺术的审美价值，而津津乐道它的价格。价格成为人的身份、人的尊严，也成了人的师承的未来。” 试想想在一个人们整天都被大众媒体商业广告，特别是电视广告包围的时代，文学怎么可能在传统的“纯文学”里孤芳自赏呢？更何况文学创作、出版和阅读本身已经被纳入了商业机制，文学已经成了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不单与时代环境相关，也与文学生产的方式密切相关。”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影响生产，而当下的媒介实质上已作为文学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参与到文学产业中来。 二、审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转型 这一时段，中国文学和文化也由审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转型。一方面，审美现代化依赖于传播方式的现代化即大众媒介的发达，因为正是大众媒介的发达为审美现代化提供得意展开的现实传播网络和社会动员场域；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发达本身并非外在于审美现代性，而是构成它的一个基本层面。小说中的审美信息需要由特定媒介传递给受众。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媒介便没有文学审美。而审美现代性是在相应的传播媒介中萌发和生长的。具体地说，正是现代大众媒介取代古典媒介这一必然进程，使审美现代化成为可能。 应该说，现代传播媒介（报刊杂志）确实影响了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发生。但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后，文学现代审美开始朝后现代性转型。谢少波在《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指出，“从80年代起，跨国资本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长驱进入亚洲生产方式和毛主义（maoism）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联合禁区。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生产大幅度商业化，后现代主义也在通俗文化中得到令人忧心忡忡的表达：充斥于大众文化市场的是摇滚乐，卡啦OK，功夫片或录像带、侦探故事、畅销书和寄生在以前西方文化之上的形形色色的模仿作品。西方声称的表面上的道德、知识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在这个为光荣的过去和自卑情结所困扰的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受到广泛和难以想象的欢迎。”看得出来，电子媒介在西方后现代文化向中国渗透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后现代文化对文学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主体性危机的发生，文学开始失去了往日作为文化支点和精神支点的力量，大众文化，特别是其中的通俗文化，尤其是粗俗的流行文化媚惑着作家，使其难以把握严肃的创作姿态，而丧失应有的艺术高度和精神维度。 三、参与到全球化语境中 电子媒介对文学传播的作用力还有一个显著的突破就是文学开始从真正意义上参与到全球化语境中来。 在80年代，中国文学界曾有一种“走向世界”的强烈冲动和要求，这看似具有勃勃野心的“扩张”欲望，所隐含的恰恰是弱势文化渴望在第一世界那里获得认同的诉求，起码要占一席之地。但十几年过后，当电子媒介占据了生活的各个角落，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想象，而成了一种语境。文学作品的传播无论是外部的翻译引进，还是中国作品的输出都在快速进行，使得中西方文学交流实现了“对接”。近几年来，西方文艺理论、文化理论大量被移植到中国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是媒介对文学传播进程的加快，文学参与全球化的脚步才迈得如此之快。另外，文学参与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有那些经典的、宏大叙事的作品才有机会走出去、流进来，媒体的力量强化后，民间意识形态的个人化的创作也进入到传播视野，通过纸质、电视、影视、网络等多渠道传播、发散，传播空间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多元的文学格局。 文学参与到全球化语境的结果是，文学创作、阅读与传播不再主要是个体行为或地域行为、民族行为，而可能构成一种全球性的行为。而且全球化语境使得文学经验也可能变得全球化。 原载：《学习时报》 原载：《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