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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狂乱、暴躁和动荡的世界上，他是清醒、稳重、人道和优雅的代表。瑞典学院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罗伯特·麦克拉姆 经历了去年的闹剧，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回归正常。 10月5日，我们迎来了一位“传统的”新得主。他虽曾志在音乐，却是专业作家，以文学为生——真是令人惊喜。 不仅如此，他当天就规规矩矩地露了面，老老实实和颁奖机构通了电话。他将肯定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而不是让五十二岁的斯泰茜·肯特代他出席典礼，唱一首注定会中途忘词的歌。他也将亲笔写出讲稿，无需到中学教辅网站上摘抄词句。他将登台演讲，时间就在年底，我们不必等到明年6月，熬一冬，一春，到了夏日，仍是乱局。 【洗头】 特大喜讯打乱了石黑一雄（Ka⁃zuoIshiguro）的许多计划。 他自称没有想过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他甚至不知道10月5日开奖，“不然我会先洗个头。”六十二岁的石黑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他一头油发，活像两口子前晚所看老电视剧里的美国大侦探柯龙波。 当天也是她妻子洛娜·麦克杜格尔的染头日。她午前去了美发店，要把头发从暗红色染成金色，中途接到丈夫的电话：“好像在传我得了个诺贝尔奖，但我们不太确定，我们还在等确认。”石黑夫人赶紧告诉美发师住手：“我说，您能不能停下来，我想我丈夫可能得了诺贝尔奖。”她匆匆跑回家，帮助一雄更衣纳客。记者们已经在门外的路上排起了长队。 头发的故事有些魔幻，但狂野程度不及前辈。1983年的这个时候，威廉·戈尔丁正在奋力驱车，飞也似地穿越康沃尔郡的乡野。 “他让警察拦下了。”石黑一雄对加拿大《环球邮报》说，“他告诉人家，‘实在抱歉啊警官，我没看到自己开的有多快，因为我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不觉得警察相信了他；他们认为他完全是妄想，编出了这个最不可能的借口。所以（我的故事）没他那么疯狂。” 石黑夫妇原定当晚去瘸子门，出席蜷川幸雄版《麦克白》在北伦敦瓮城的首演，此时决定不去了。“我们不得不取消，因为肯定会有日本媒体到场，我们觉得那样会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他说，“我们认为，大家应当怀念伟大的蜷川时，如果他们试图为了诺贝尔奖而采访我，那是不对的。” 【振奋】 石黑的朋友和编辑们普遍把他叫做“老石”（Ish，但也许音同あいシ）。老石甚至乐于让陌生人也这样叫他。 《观察家报》副主编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McCrum）是费伯和费伯公司的前任总编辑，也是石黑最早的一位责编。 10月8日，麦克拉姆在《观察家报》撰文，以《我的朋友石黑一雄》为题，回忆两人长近四十年的友谊，并不失时机地点明，英国人民水深火热，老石这个奖意义重大。 “在这英退（Brexit）之年，英广电台四频道的《头排》节目形容这一结果是‘英国作家队伍的一次大捷’，具有特殊的振奋意义，说明我们的文学代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全球视野。”麦先生写道。 【记忆】 瑞典学院指出，石黑一雄最大的主题是：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 伯恩茅斯大学青年讲师张玉锦（YuginTeo，音）在2014年出版了《石黑一雄与记忆》（KazuoIshiguroandMemory）。瑞典学院将该书列入了关于石黑的参考文献。 张先生在书中援引了保尔·利科（PaulRicoeur）的晚期著作《记忆，历史，遗忘》（Memory,History,Forget⁃ting）。利科注意到，国家权力在将其历史观输于人民时，往往存在着对集体记忆的滥用，与此同时，一种欺骗式的遗忘也发生在个体中间，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自行就其行为进行描述的原始动力。这是由于记忆某一事件的义务不仅为国家权力专有，与事件相关的个人也有自行讲述的义务。遗忘既是主动行为，也是被动行为，个体让事件得以记忆的义务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同等重要。忽视，或不愿意旧事重提，构成了遗忘的主动行为。而个体对重大事件的叙述（或证词），对记忆和凭吊过去的需要，正是利科的道德关切所在。他还警告我们注意遗忘与宽恕的关系，因为处理历史暴行时引入的赦免机制有可能轻易把宽恕变成遗忘。 石黑的小说几乎无一不是关于记忆或遗忘的。“什么时候记得会比较好？什么时候遗忘会比较好？”在一段《被掩埋的巨人》的宣传片中，石黑一雄说，“我是那种对于过去的不安回忆很敏感的人，但假如你太执着于过去发生的某件不愉快的事，它可能会伤害你的现在，伤害未来，甚至伤害你周遭的人。但假如你拒绝回望过去，拒绝面对过去做的事，同样也会造成问题。我想这是我们多数人在不同阶段经常面对的问题：什么时候遗忘、前进、放下比较好？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真的回头看，诚实面对过去？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花了大部分的写作生涯在探索这个问题。我也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很感兴趣：一个社会、国家、族群是如何记忆和遗忘的？什么时候一个社会最好抛下难堪的过去，继续往前进？什么时候最好回头，面对族群和国家曾经做过的那些让人不安的事？什么时候要记得，什么时候要忘记？这样的问题总是深深吸引我。”（商周出版译文） 【虚幻】 就石黑一雄获奖，瑞典学院给出的理由是：“在具有强大感情力量的小说中，就人与世界的关系，暴露出了我们虚幻感觉下的那方深渊。” 压抑，遗忘，曲解，甚至日常生活表面上的平静，都可能是虚幻的一种，下面就是深渊，一不留神就会跌落。 学院常务秘书萨拉·达尼乌斯介绍：“简单地说，如果你用简·奥斯汀跟卡夫卡混合，就能得到一个石黑一雄，可你还得往这混合体里加一点点普鲁斯特。然后你搅拌，别太狠，就能得到他的作品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极为端正的作家；目不斜视。他搞出了自己的一片美学天地。” 她自称最喜欢《被掩埋的巨人》，尽管这本书是石黑遭受最多劣评的作品。 时任《纽约时报》首席书评家角谷美智子批评此书是“一部古怪、拙劣的神话故事，带着从《贝奥武甫》、亚瑟王传奇和杂七杂八的民间故事里剽窃来的混乱情节。叙事采用了浮夸的、形式主义的语言，似乎有意让人想到古色古香的时代，故事发生在神话般的不列颠，既让人联想到《魔戒》，又让人想到《权力的游戏》”，做作的叙事，令人厌倦的对话，但“更糟糕的是，他未能在书中创造出一个令人信服或具有充分想象力的虚构的世界”。 五十一岁的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JamesWood）理解评论界的不满。他说，“你能看到他的作品与另一位英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威廉·戈尔丁有相似之处：两位作家都偏爱寓言、历史小说和奇幻风格的探索（石黑最晚近的小说《被掩埋的巨人》设定在六或七世纪的不列颠；戈尔丁的《继承人》写的是一个尼安德特人之家）；两位作家行事都带着一种泰然自若的纯粹——他们专心做自己的事，冷对文学时尚、市场需求或批评家们间歇性的缺乏理解。我也是那些批评家中的一员。” 伍德非常喜欢石黑的三本早期小说：《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和《长日留痕》，而《无可慰藉》太朦胧，《被掩埋的巨人》过于刻板，也过于模糊了。无论如何，伍先生最欣赏《千万别丢下我》，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小说之一……石黑完美地混合了现实主义和反乌托邦的奇想，创造出了一个有着深厚而绵长力量的寓言”。 【写作课】 根据伍德的说法，作为东安格利亚大学所属创意写作学校的毕业生，石黑一雄很可能是诺贝尔奖得主中第一个写作专业的产品。 他的女儿石黑直美（NaomiIshiguro）也在上写作课。 【让世界快乐】 宣布石黑获奖之后，萨拉·达尼乌斯希望今年这个选择能“让世界快乐”。 文学界果然立刻表达了普遍的欢迎态度。美国作家大卫·范恩（DavidVann）在接受德国之声的电视采访时说，在去年鲍勃·迪伦带来“震惊”之后，石黑一雄的获奖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当真是我们最好的在世作家之一。《长日留痕》是我此生读过的一部最好的小说。它对我和一两代作家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确信，对世界各地的作家来说，这是个好消息。这一次的奖励真是实至名归。” 秘鲁大作家、2010年诺贝尔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很高兴。10月6日，巴先生为西班牙《国家报》撰文指出，瑞典学院今年的选择当然好于去年颁奖给音乐家鲍勃·迪伦的决定。他还说，石黑是一位大作家，虽有日本根，却完美地融入了英国文学和英国社会，这种融入的一个绝佳范例就是他的小说《长日留痕》。 在瑞典学院宣布今年的大奖得主之前，七十七岁的加拿大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最被看好的作家之一。得益于西方文艺界的反特朗普浪潮、剧烈反弹的女权运动，特别是《使女的故事》在进步群众中激发的巨大热情，阿特伍德的声望一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道歉，因为得奖的人不是她。”石黑一雄告诉《环球邮报》，“我曾真心认为她很快就会获奖。我从没想到过我能得。我总以为很快就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了；现在我仍然这样想，我仍然这样希望。” 谦逊者石黑还对加拿大人说：“我非常自豪能追随艾丽斯·芒罗的脚步。” 八十六岁的芒罗是加拿大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四年前折桂。 【电影】 电影在石黑一雄的事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长日留痕》1989年所获的布克奖让他享誉文坛，但只是到了四年后由大明星安东尼·霍普金斯和埃玛·汤普森主演的同名电影（俗译《告别有情天》）上映，他才扬名世界。 《千万别丢下我》则不仅被好莱坞搬上了大银幕，还被东京放送改编成了十集电视剧。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戴铮在今天的报道中说，石黑八本书到目前为止在日本的总销量是一百万册，其中《千万别丢下我》独占五十万册。这想必要归功于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吧。 2011年访日期间谈到日本电影，石黑说，他最喜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品，近期的一些也有喜欢的，比如《鱼的故事》。但他最喜欢西部片，如约翰·福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塞尔焦·莱昂内，还有萨姆·佩金帕；也喜欢七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如马丁·斯科塞斯和弗朗西斯·科波拉；希区柯克在去美国之前的三十年代拍了很多精彩的英国影片。此外还有七十年代的意大利电影。还有《瑟堡的雨伞》。 【辗压迪伦】 英国大作家萨尔曼·鲁什迪通过《卫报》发表了贺信：“恭喜我的老朋友老石，从第一次读到《远山淡影》开始，我就一直喜爱着、欣赏着他的作品。而且他又弹吉他又写歌！辗压鲍勃·迪伦（RolloverBobDylan）。” 罗伯特·麦克拉姆回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9年在费伯和费伯的会客室，当时我是个年轻的编辑，正在寻找新才子。东安格利亚大学新开的创意写作课很火——他在那儿的老师包括安杰拉·卡特和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老石背着一把吉他，还有一台奥林匹亚牌的便携式打字机，装在一个整洁的蓝匣子里。他穿着破牛仔裤，一头长发，沉湎于鲍勃·迪伦，正在写歌，满怀着要当表演型歌手的雄心。（他现在仍然经常弹吉他。）但他那时对英语文学的传统已经有了一颗票友的心。就算成了摇滚明星，他还会写小说。” 扛吉他的文学青年带来了三个短篇，麦克拉姆很快签下了他。没过多久，老石便通过经理人送来一部长篇：一百页的处女作《远山淡影》。费伯和费伯为此预付了“超高”的一千英镑稿酬。 在英国广播公司1987年的一期《书签》节目中，青年石黑在镜头前用吉他表演了自己的音乐技艺。 获得诺贝尔奖后,石黑对迪伦的赞美是真心的。他还将另一位加拿大音乐家和诗人引为导师。“对我的写作有最大影响的加拿大人大概是伦纳德·科恩，他的歌，哎呀。他对我的成长和我转向写作有过深远的影响。”他告诉《环球邮报》，“对我来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那真是极其悲伤的一天。伦纳德·科恩和鲍勃·迪伦对我有过重大影响，对我想当作家有很大的关系。” 【母亲的日本语】 10月5日晚间，日本人民在社交网站上一度频繁发问：“谁是卡作·伊西古鲁？”一个明显日音、但用假名拼写、且名前姓后的人名让很多人感到一时迷惑。路透社10月6日发自东京的报道说，相对于历年“有力的候补”村上春树，石黑一雄远非日本人家喻户晓的作家。 第二天一早，情况已大为不同。日本国民开始以自豪的心情庆祝伊西古鲁君的胜利。数家全国性报纸给了这位日系英人作家头版头条的待遇。《产经新闻》称，他是继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后第三位日本出身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政府发言人也以官方名义发表了喜悦的声明。 石黑一雄五岁就离开了日本，但热情的日本媒体仍然在10月6日上午找到了他就读幼稚园期间的代班主任、今年九十一岁高龄的田中皓子。 田中先生感叹：“像做梦一样啊！”听说石黑君获奖，就像自己家的事一样高兴。 她回忆，石黑跟别的小子不一样，既可爱又安静，喜欢一个人玩，那时就经常读绘本了。 幼稚园的先生也是先生。1989年，石黑访日期间，特地到长崎看望了恩师，并与她合影留念。 由于幼稚园都没有毕业，因此石黑的日语水平不高。中华读书报记者未能检索到他在公开场合用日语发表讲话的声像资料。相反，他在2015年访日并接受《每日新闻》专访时曾刻意声明：“我讲英语，因为我是英国作家，不是日本人啊。” 在2011年访日期间的记者会上，他曾用英语为自己有限的日语理解和表达能力道歉。“我小时候唯一听过的日语，大多是我母亲讲的。所以我往往能理解女人的日语，男人讲的我不懂。”他笑着说。 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母亲静子是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石黑的朋友麦克拉姆说，老石的母亲仍然健在，并深为儿子的成就自豪。 在所著《我们曾是孤儿时》（WhenWeWereOrphans，中译本作《上海孤儿》）里，石黑借书中的长谷川上校之口说：日本有位女诗人，一位很久以前的宫女，曾写过：“一旦长大成人，童年便好比异国土地，离我们无比遥远。” 这正是他对日本的感觉。只是在最初的两部小说《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中，他才较多地写到了日本。 2011年访日时，他说自己只记得小不点儿时读过讲谈社出版的小人书。但现在日本一切极为普通的物事，街道的样貌和食物，都会唤回他深埋的记忆。 【可疑的三雄】 经理人报喜的电话打来时，石黑正坐在家中的厨房，给一位身在中国的朋友写信。“我觉得那封信最后写成了‘对不起我得走了；我好像得了诺贝尔奖’。”他说。 他与中国应该互相都不觉得十分陌生。获奖消息传到中国，似乎每个人都在说：一雄？知道知道，不就是“英国文坛移民三雄”里的一雄吗？石黑、鲁什迪、奈保尔，他们仨。 三雄的说法十分可疑，兼具事实错误与政治错误，想来又是中国评论界的独特发明。 不过，一雄在中国市场上得到的礼遇远远超过另外两雄。他的全部小说作品均已得到翻译和出版，因为他不贵，能卖钱，而且安全。 《我们曾是孤儿时》一个主要的故事发生地就是他想象的上海：“在上海我们家的花园后面，有一座长满杂草的小山丘，上面长着一棵枫树。大约六岁起，我和哲就喜欢在山丘上玩耍。如今每当我想到这位童年朋友，总会回忆起当年两人在那里跑上跑下，有时还专挑最陡的地方往下跳的情景。”（陈小慰译文） 上海译文和译林两家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了石黑全部的七部长篇和一部短篇集，译者有陈小慰、郭国良、李杨、马爱农、冒国安、张晓意、周小进和朱去疾（音序排名）。 罗伯特·麦克拉姆编辑了石黑一雄的前四部小说：1982年的《远山淡影》、1986年的《浮世画家》（获惠特布雷德奖）、1989年的《长日留痕》（获布克奖）和1995年的《无法安慰》。 “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是朋友，”麦先生写道，“虽然我不再给他编书，但老石和我总会小聚，通常吃中餐，这是我们长期交往的一个传统。我的朋友聪明、忠诚、谨慎，在智慧和同感方面储备深厚。在一个狂乱、暴躁和动荡的世界上，他是清醒、稳重、人道和优雅的代表。瑞典学院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11日0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