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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我就是天真的老书生” 他５０年前就已双耳失聪，３０年前就剩了右眼０．０１的视力；除了《红楼梦》研究，他更是功力非凡的书法大师、外语专家、诗词专家。听说这位８６岁高龄的“国宝”级学者手头有七本书亟待出版，时间之宝贵可以想像，——我对采访真的有些担心，如许多同行疑惑的那样：如何与他交流？面对这位博学而坎坷的老人，又从何问起？ 采访的头天晚上我竟一夜未眠。 １２月１７日下午，天阴着，在书法家史树青先生的高足荣宏君先生的带领下，我们赶到红庙某小区老人家中，才知不久前刚去世的王朝闻先生的家与之相邻。八十多平方米的老式房型，二十年前工薪家庭用的贴皮圆桌和折叠椅。没有任何装饰的泛黄的墙上，挂着三幅周老瘦金体的书法横幅。堆满了书的写字桌后，一尊白色曹雪芹雕像赫然而卧。 周老的两个女儿丽玲与伦玲招呼我们。有着满头白发的清瘦老人从屋里慢慢走过来，一脸从容、和蔼、良善，却对来人视而不见，听到女儿大声说这是记者，他赶紧有些歉意地说：记者好，来坐下！声音洪亮清晰。这就是当年燕京校园里那位与胡适雄辩红楼的少年才子？这就是３５岁就以一部《红楼梦新证》享誉海内外的红学专家？５１年前的那届北京文代会上，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让文化界“人人都说周汝昌”……几十年来他的学问已不能自理，那或身首异处或重叠在一起的文字都要由女儿连猜带问后誊抄，看着面前的耄耋老人，突然间我有些心酸。 我被安排坐在周老右首。据说除了残存的右眼视力，对着他戴着助听器的右耳大声嚷，他也能听到微小声音。“刚走了一批客人，我说的话多了，如果回答得简单了请你别怪罪啊。”用和颜悦色来形容老人最是恰当。事先做过的功课没有白费，老人见我对他还算了解，聊得非常高兴，谈到得意处，他会轻轻击掌，露出一脸慈爱又顽皮的笑，恍惚间，仿佛他仍是那个吹拉弹唱的英气少年。由红楼而“红”，又因红楼而“黑”，得到校正时，他眼前的世界已是无形。“如果我眼睛不坏耳朵不坏，可能我今天不会是一个坐在书斋中的学者型的人……”他由衷感知天恩。 上天让他遁入无形无声世界，纷扰尘世并未忘却他。由作家社出版的《红楼夺目红》半年内已加印八次，甚至地摊上都有五块钱一本的盗印书，而周老为红楼梦中人物所写的１０８首诗，也由他亲笔书就，《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记》，已有两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据说范曾有意为其配画，更有拍卖公司主动上门想为其举办专场拍卖。而只管做学问的老人却没有丝毫名利概念，“我就是一个天真的老书生”，此话最真！ 耳目坏了，是天意让我做个书生 记者：周老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每天的生活起居如何？ 周汝昌：照我的年纪来说应该算不错，毕竟都接近九十的人了。 我是一个散漫的人，生活没什么规律，年老了更是随弯就弯。耳目都坏了，最管用的是头脑，每天都想把思考的东西铺到纸上，可是我写出来的远远不如我想得多，我自认为思维还算活跃。 上午如果起得早写会儿会歇一下，有时不吃午饭，下午接着写，再休息会儿，然后写到晚上，算是一日三班吧。 记者：您失聪又近失明多年，是什么支撑您走过来？ 周汝昌：说起来话长，不是那么简单能说清的。耳朵坏的原因很复杂，我不想多说，这个问题先把它放下。耳朵要坏了最多是交流的困难，可我本是一个活跃的爱说爱玩的人，当年也是笙管笛箫样样都爱的人，老天爷让我失了聪等于一下把我拘起来了。可是眼睛当时还好啊！我小时用一灯如豆的油灯，写最小的蝇头小字，这眼睛能好得了吗？到了七十年代突然眼睛就坏了，看东西都感觉是汪着一汪水。哎呀，那个治眼的经过也不能细说。第一次进了协和最好的眼科，因为《新证》正做增订，根本躺不住，我和大夫说我得走，等我解决了出书的问题再来。后来做了手术女儿在一边改我听，这样完成的，我要没有一点精神毅力能完成吗？我女儿当时说了一句话：爸我平生不知道什么是头疼，这次我头疼了。 右眼让一位女大夫治好了，左眼没问题吧，却让一个男大夫给报销了，当时还不兴追究索赔。眼坏至今起码写了五百万字吧。 记者：如果没有这些身体的障碍，您感觉会有现在的周汝昌吗？ 周汝昌：如果我眼睛和耳朵不坏，可能不是一个坐在书斋中的学者型的人。你想我的英语非常好，我可能在国外做教授，可能在国内做文艺，我唱京戏登过台呢，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很难说了，我自己没法判断。 耳目一坏，天意不让我走那个路子，你就老老实实地做个书生，但那种热情、能力与愿望并不受影响。工作是我最大的幸福。这都是实话，绝非官腔。 《红楼梦》的真正意义胡适没研究出来 记者：我知道您不喜欢别人称您红学家，但您对红学的研究也不可忽视，您认为自己对红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周汝昌：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见解：我平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曹雪芹原诗原思想原艺术原见解原审美等真正特点弄清楚告诉世人，并把后四十回那因政治原因的“假作”用事实依据加以揭示。 《红楼梦》出来三四十年后，没有正确的全本传抄下来，后来大概曹死后三十年出了一百二十回本，几乎垄断了二百年，真正的曹氏古抄本没有流传下来。 记者：听说俄罗斯有一个全本的曹氏版《石头记》，是真的吗？ 周汝昌：有传说，但我们没法证明。一个模糊渺茫的说法：有个俄国人在东北曾看到了一个抄本，他得到后带回国了。当时有人看了一页，其中有句话是说史湘云和贾宝玉在一起，湘云说“你怎么越唱越俗气了？”宝玉唱的什么？在哪儿唱？据说刚看到这儿俄国人就收起来了，可靠与否我不敢说。 记者：您走上红学之路与胡适是分不开的，是否可以说他引领您到了今天？ 周汝昌：应该这么说，胡适当时为了提倡白话文，找出最有影响的几部小说，研究它们的来历、版本、作者，不单是《红楼梦》，对《水浒传》、《海上花》等都做过考证，他并无偏重，没说开始就要建立一门独立的红学，他没意识到，也并不想做什么红学家。 是《红楼梦》本身的伟大决定了这门学问自然要发展，不是出来一两个胡适就建立起来的，《红楼梦》的真正伟大意义胡适并没研究出来，我说这话丝毫没有贬低他的意思，但最基本的开端是他提出来的。 我只见过胡适一面。我研究《红楼梦》跟他的鼓励有关，实际上我更应该感谢我的一个哥哥，是他偶然翻到了胡的一个考证，说胡一直找不到曹雪芹好友敦敏的《懋斋诗钞》，我哥哥建议我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查查，果然就在那里，没有一个借阅痕迹！我写了一篇小文，胡主动写信来，我的文字与他的信同时发表了。胡适对我的观点只赞成一半，我这个少年就跟他辩论，并非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胡适这人也是特别平等，虽然知道我是学生，给我写信都称我为“先生”。两人各不相让，我就一定要说服他，就开始研究红楼。 只通读过《红楼梦》两三遍，许多地方没弄懂 记者：为什么不爱人称您为红学家？ 周汝昌：我的本行不是弄红学的，而是翻译诗歌，对书法、音乐、戏剧等都爱，我的总研究对象是中华文化的总体精神，因为我学的是英语，感觉东西方的审美精神非常不同。我就想研究中国文化中的美学诗学书法学艺术学原理，后来一想，《红楼梦》本身就是集大成的作品，我不能放弃，因而才加紧研究它，这一点外人根本不能理解。你在文章中要能为我说清楚，我非常感谢。 我对《红楼梦》并不像有人一读就是十几遍。我并不迷恋《红楼梦》，而是随手翻开一读就放不下，多是零碎阅读，真正通读只有二三遍。这个过程中，除了有自己的心得，有一些俗说法也会影响我，说一句绝不是谦虚客气的话，许多地方到现在我并没真读懂。你问我正在做什么，补课！前一阵出了《红楼夺目红》，有人问我写的是什么，一句话，原来不懂的现在明白了，把新见解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因为大部头的论文写不了了。 记者：红学研究者中，您好像对张爱玲比较认可。 周汝昌：张爱玲！我的一本专著不久要出版了，到时你看看我对她的评价。我认为张了不起，不仅是作家更是个学者，她对红学研究花了十年工夫，主要观点我都赞同，我并非想抬高她，这本书是我专本研究张爱玲的红学研究的。 记者：见过她吗？ 周汝昌：１９８７年，我去美国，当时不知道她在加州，否则我会专门去寻找她。听说她晚年性格孤僻，不爱与人交往，我若求见她她也未必见我。但我对她的头脑与心灵很佩服，她对《红楼梦》是真懂。 记者：其他研究红学的人呢？ 周汝昌：（笑而不答）路子不同吧。 最大遗憾，没见到《红楼梦》后三十回真本 记者：最大遗憾是什么？ 伦玲：没见着曹雪芹！（众人笑） 记者：是吗？ 周汝昌：（不知是否听清）对。张爱玲平生一大恨事，是想追寻那三十回真本，如果在我身后这三十回本子能发现我会欣然闭眼，我仍怀着这个热烈盼望。这不只是红楼之事，是中华文化界大事。 记者：最大烦恼是什么？ 周汝昌：我曾一度很穷，身体也不好，调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后，有二十年宝贵黄金时代的精力与愿望都消耗了。当年巴人——冯雪峰、聂绀弩都“黑”了，不让我当小组长了，不让我出想出的“程乙本”，我的诗词研究也停了。七十年代拨乱反正了，我的眼睛也坏了，否则我的研究成果不知要多多少高多少。 记者：如果让您重新选择职业，会是什么？ 周汝昌：还是当教授，教翻译，中英文的翻译就是一个文化交流，不是“狗是ＤＯＧ”那么简单。 当然，如果我被学校聘去教授搞翻译的同时，剩下的时间，晚上我会再研究《红楼梦》，哈哈。 原载：《北京娱乐信报》2006-6-24 原载：《北京娱乐信报》2006-6-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