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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研究中，《红楼梦》作为一个sample，是十足unique的。 别的小说，都没有发生一个什么“学”，唯独《红楼梦》发生了“红学”。即此一端，也足见它的unique性了。 “红学”，本来是针对“经学”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名词。这个名词一经发生、成立，便有了它的存在权，谁也无法再加消灭或禁止。近来，red． ology这个字，甚至在西方语言中也出现了；不管语言学家们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redology这个字，也已取得了它的“生存权利”。 那么，“红学”或者redology，毕竟指什么呢?它的内涵、范围，或者定义，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在目前的字典、词典中，也许还不是都能找得到的；找到了，除去最一般的解释以外，也未必解决我们所应注意的实质性问题。例如，《大汉和辞典》卷八，页九四四，就著录了“红学”这个词条，我不通日语，但从注解中汉字看大意，就是“研究《红楼梦》的一门学问”的意思。这样注解，大约最简明，也最有“代表性”了吧。确实的，红学者，《红楼梦》研究之学是也。作为辞典，这是无可非难的；大学入学考卷上这样答了，也该得“满分”。 然而，正是在这里，出了问题——问题不是出在辞典界，倒是出在红学界。 红学界里有一种意见，认为从红学的发展看，它已然发生了危机，其主要表现即是以我为“代表”的“考证派”，把研究课题集中在小说作者曹雪芹的身上，以“曹学”代替红学，对小说作品“本身”的事，反而甚少阐发。这种情形如往而不返，红学将进入死胡同，故已形成危机；为了红学的正常而有利的发展，需要有一次红学革命了，云云。 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只有研论作品本身的(它的文艺表现、思想内涵，等等)，才是红学——才是红学的正宗。像曹雪芹家世生平考证等，并不是红学，最多也只是一个“旁支”而已，不是正宗红学，它是太喧宾夺主了。 这个问题既经提出，就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呢? 事情总有它的根源脉络，茎干枝条，谈红学的问题，也不能离开四个字，日：请循其本。 红学作为名词，成立实晚；作为实质，发生最早——早在作品一经传出后立即发生了的。红学的真正“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1〗。 从最早期的史料当中，可以清楚看到，红学在乾隆年问已分三派：“曹家事”派，“明珠家事”派，“张勇家事”派。都是讨寻“本事”的。 第一派，以明义为代表，袁枚、吴云、裕瑞等人同之。第二派，以乾隆皇帝为代表，清代无数人附和之。第三派，以周春为代表，势力影响不及第二派，但民国年间尚有复述者，并且不止一人。 明义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2〗 吴云说：“红楼梦一书，稗史之妖也，……本事出曹使君家，……” 裕瑞说：“殊不知雪芹原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始成此书，原 非局外旁观人也。……” 以上虽只举三条，而《红楼梦》的早期读者都认为小说所写原是作者自家之事，固是十分清楚。但此一事实，乾隆皇帝却不愿世人知之，他与和珅合谋，策划出一部“百廿回全本”，并且昌言以告世人，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皇帝之言一出，当然是举世从风的了，后世所谓“索隐派”红学，实以乾隆为开山祖师，在此以前是并无其说的〖3〗。 第三派，周春是早已听说大家相承皆有“明太傅家”一说之后，心知其难合，而又不明真正底蕴，因而自己另作考索；正由于他也知道应以南京这一地点作为“基准”，才得出了“张勇家”说的结果。 由上述可见，事情实在并不复杂，红学的开始——亦即其本身、实质，本来就是考察其本事。为什么会如此?这完全取决于(发生于)它的本身内在因素，而不是偶然的，人为地“外加”上去的。 十分明显，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 以上从溯源来解答。再看—— “索隐派”势力最雄厚，愈来愈发展。发展到后来，“明珠家——纳兰说”与“康熙朝政治说”很容易地结合纠缠起来。还有“顺治董小宛”、“反清复明”等后起诸说，也都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总称之为“猜谜索隐派”。因为这一派发展到顶端时，就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把《红楼梦》的情节故事看为“谶纬”，一是把小说人物看作“符号”(莫名其妙的“寓义”的谜面)，例如说板儿是一个铜制钱，青儿是一捆韭菜，是为典型著例。 换言之，猜谜索隐派红学已经早就不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小说——即今日所谓“文艺作品”了，四十年代我曾戏言“虽《推背图》《烧饼歌》，不足比美焉”，即指此义而言。这才真是一种危机。 这种严重的危机，到什么时候才有了克服和好转的征兆呢?答复是：不能否认，是胡适为《红楼梦》作出考证。 胡适的红学观点，我与之有同有异，在不止一个场合，口头书面地对 之提出过批评意见，本文不拟复述，只想说明一点：如有人要问我，胡适考证的功劳是什么?我将回答，他的最大功劳是攻破了猜谜索隐派，把《红楼梦》重新“看待”，——使大家重新认识它是一部文学作品。 只有这样，你才能谈得到其他一切——研究呀，分析呀，鉴赏呀，评论呀，等等。 胡适的立场、观点、方法，大家早有批判了，此不具论。他用以攻破索隐派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从作者的考证下手。 也就是说，不先研究作者的各种问题，索隐派迷阵将永远无法攻破，《红楼梦》将永远不能恢复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本质和真相。 十分明显，胡适所做的，并不是别的，就是排除了中间的障碍物，重新回到红学的“原来”上去。因此，鲁迅说：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 我以为，他的这几句话，不啻是一部红学史的精辟的总概括。 他还特别指出： 嘉庆初，袁枚……但已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矣，而世间信者特少(中且特引反对自叙说者王国维为例，加以驳辩)……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明白了这一层道理，——我认为鲁迅是中国人，是中国小说家，他一生研究中国小说，并写成“史略”专著，他又通西方文学，又懂马克思主义，他的话是有斤两的。——明白了这一层道理，就会承认以下数点： 一、红学的肇始和全部都是讨寻“本事”； 一、红学的正宗，就是讨寻此书本事的红学，而不是别的； 一、红学这一独特的学问本来是研究这部性质独特的小说的“个性”——它是有意识的(但是打了掩护的)“自叙”，与所有其他小说都是 “叙人”者截然不同； 一、这个事实被皇帝的策略给篡改歪曲了，近世考证才复其原本。 综览一部红学史，看不到以上的这些来龙去脉，重要关键，将无法认识“考证派”为何而发生，它的功绩何在。就会忘了考证派正是要使大家都重新拿“文学”看待《红楼梦》[4]。 至于一般的角度、方式、方法，去把《红楼梦》当成与一般小说无所不同(即没有它的独特性)的作品去研究一般的小说技巧、结构、语言等等，那其实还是一般小说学，而并非红学——或并非真正的红学，正宗红学。 研究了红学，可以丰富一般小说学的理论；只拿一般小说学去研究《红楼梦》，只能理解它的某些方面(表面)而不会是全面(内涵)。 研究正宗红学，正是为了“作品本身”。我个人把很大精力放在研究作者上，正是特别珍重这部小说“本身”。 《红楼梦》作为小说中的一个sample，具有极个别的unique性，道理也在于此。 本年(一九八○)六月，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上我曾提出红学有“内学”、“外学”之分，当时是为了讲话的风趣和方便，姑且承认研究“作品本身”的是“内学”，研究作者家世生平等等是“外学”。这其实是对一些不相信“自叙”说的学者来说的。对我自己，研究雪芹的一切正是真正的“内学”，而绝非“外学”。我相信，从鲁迅的话来看，他也会这样认为的。 我重申我在会上的恳切愿望：希望红学学者们勿分“内”“外”门户之见，只有这样才真能有利于红学的正常发展。多蒙余英时教授当场立即发言响应，他说，红学内外是相辅相成的，作为一个红学家，应当做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他的风趣而深有意义的名言至理，将为红学的良好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我对他深表敬意和谢意。 一九八○、十二、十 写讫于北京东城 ． (原刊于那宗训教授所编中国文学学报) [1]所谓“本事”，用时髦一些的文学术语说，就是情节故事所依据的基本素材和人物原型。这是中华民族文学创作上的传统方法。 [2] 明义是说，雪芹所记繁华之盛即其家事，其先人曾做江宁织造——正其“本事”也。 [3]此事之详，请参阅拙著《<红楼梦)“全璧”的背后》(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论文)。 [ 4]不少的人发生了一个错觉：以为我们“考证派”已经“不再把”《红楼梦》当“文学”、“小说”看了，(已经当成史料了……!)他们的论辩常常是“小说毕竟是小说”云云，好像我们连这个都不知道。他们正是在“红学”范畴中偷换了“一般小说学”，实际否认了《红楼梦》的独特性，强使之纳入“一般”中，自以为最懂得“文学”。研究“红学”，必须注意两点：一、文学作品采取基本素材(本事，真人真事)的方法，丝毫也不影响它是文学，两者根本不形成对立排斥的关系；二、作品之有本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它并不成为《红楼梦》的独特性，其独特性实际在于：它的本事，异于别的作品的“叙人”而胆敢“叙己”，曹雪芹的大胆独创性正在于此。可是，世界上很多文学理论家们不肯(不愿?不敢?)承认这个事实，一定要用种种办法、借口，来把《红楼梦》“拉回”到其他一般叙人的小说作品的行列中去，其实际意义即：不许曹雪芹作出这样一个独特性创造，他应该千篇一律才最“对”。 红学辨义 周汝昌 在小说研究中，《红楼梦》作为一个sample，是十足unique的。 别的小说，都没有发生一个什么“学”，唯独《红楼梦》发生了“红学”。即此一端，也足见它的unique性了。 “红学”，本来是针对“经学”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名词。这个名词一经发生、成立，便有了它的存在权，谁也无法再加消灭或禁止。近来，red． ology这个字，甚至在西方语言中也出现了；不管语言学家们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redology这个字，也已取得了它的“生存权利”。 那么，“红学”或者redology，毕竟指什么呢?它的内涵、范围，或者定义，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在目前的字典、词典中，也许还不是都能找得到的；找到了，除去最一般的解释以外，也未必解决我们所应注意的实质性问题。例如，《大汉和辞典》卷八，页九四四，就著录了“红学”这个词条，我不通日语，但从注解中汉字看大意，就是“研究《红楼梦》的一门学问”的意思。这样注解，大约最简明，也最有“代表性”了吧。确实的，红学者，《红楼梦》研究之学是也。作为辞典，这是无可非难的；大学入学考卷上这样答了，也该得“满分”。 然而，正是在这里，出了问题——问题不是出在辞典界，倒是出在红学界。 红学界里有一种意见，认为从红学的发展看，它已然发生了危机，其主要表现即是以我为“代表”的“考证派”，把研究课题集中在小说作者曹雪芹的身上，以“曹学”代替红学，对小说作品“本身”的事，反而甚少阐发。这种情形如往而不返，红学将进入死胡同，故已形成危机；为了红学的正常而有利的发展，需要有一次红学革命了，云云。 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只有研论作品本身的(它的文艺表现、思想内涵，等等)，才是红学——才是红学的正宗。像曹雪芹家世生平考证等，并不是红学，最多也只是一个“旁支”而已，不是正宗红学，它是太喧宾夺主了。 这个问题既经提出，就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呢? 事情总有它的根源脉络，茎干枝条，谈红学的问题，也不能离开四个字，日：请循其本。 红学作为名词，成立实晚；作为实质，发生最早——早在作品一经传出后立即发生了的。红学的真正“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1〗。 从最早期的史料当中，可以清楚看到，红学在乾隆年问已分三派：“曹家事”派，“明珠家事”派，“张勇家事”派。都是讨寻“本事”的。 第一派，以明义为代表，袁枚、吴云、裕瑞等人同之。第二派，以乾隆皇帝为代表，清代无数人附和之。第三派，以周春为代表，势力影响不及第二派，但民国年间尚有复述者，并且不止一人。 明义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2〗 吴云说：“红楼梦一书，稗史之妖也，……本事出曹使君家，……” 裕瑞说：“殊不知雪芹原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始成此书，原 非局外旁观人也。……” 以上虽只举三条，而《红楼梦》的早期读者都认为小说所写原是作者自家之事，固是十分清楚。但此一事实，乾隆皇帝却不愿世人知之，他与和珅合谋，策划出一部“百廿回全本”，并且昌言以告世人，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皇帝之言一出，当然是举世从风的了，后世所谓“索隐派”红学，实以乾隆为开山祖师，在此以前是并无其说的〖3〗。 第三派，周春是早已听说大家相承皆有“明太傅家”一说之后，心知其难合，而又不明真正底蕴，因而自己另作考索；正由于他也知道应以南京这一地点作为“基准”，才得出了“张勇家”说的结果。 由上述可见，事情实在并不复杂，红学的开始——亦即其本身、实质，本来就是考察其本事。为什么会如此?这完全取决于(发生于)它的本身内在因素，而不是偶然的，人为地“外加”上去的。 十分明显，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 以上从溯源来解答。再看—— “索隐派”势力最雄厚，愈来愈发展。发展到后来，“明珠家——纳兰说”与“康熙朝政治说”很容易地结合纠缠起来。还有“顺治董小宛”、“反清复明”等后起诸说，也都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总称之为“猜谜索隐派”。因为这一派发展到顶端时，就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把《红楼梦》的情节故事看为“谶纬”，一是把小说人物看作“符号”(莫名其妙的“寓义”的谜面)，例如说板儿是一个铜制钱，青儿是一捆韭菜，是为典型著例。 换言之，猜谜索隐派红学已经早就不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小说——即今日所谓“文艺作品”了，四十年代我曾戏言“虽《推背图》《烧饼歌》，不足比美焉”，即指此义而言。这才真是一种危机。 这种严重的危机，到什么时候才有了克服和好转的征兆呢?答复是：不能否认，是胡适为《红楼梦》作出考证。 胡适的红学观点，我与之有同有异，在不止一个场合，口头书面地对 之提出过批评意见，本文不拟复述，只想说明一点：如有人要问我，胡适考证的功劳是什么?我将回答，他的最大功劳是攻破了猜谜索隐派，把《红楼梦》重新“看待”，——使大家重新认识它是一部文学作品。 只有这样，你才能谈得到其他一切——研究呀，分析呀，鉴赏呀，评论呀，等等。 胡适的立场、观点、方法，大家早有批判了，此不具论。他用以攻破索隐派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从作者的考证下手。 也就是说，不先研究作者的各种问题，索隐派迷阵将永远无法攻破，《红楼梦》将永远不能恢复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本质和真相。 十分明显，胡适所做的，并不是别的，就是排除了中间的障碍物，重新回到红学的“原来”上去。因此，鲁迅说：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 我以为，他的这几句话，不啻是一部红学史的精辟的总概括。 他还特别指出： 嘉庆初，袁枚……但已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矣，而世间信者特少(中且特引反对自叙说者王国维为例，加以驳辩)……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明白了这一层道理，——我认为鲁迅是中国人，是中国小说家，他一生研究中国小说，并写成“史略”专著，他又通西方文学，又懂马克思主义，他的话是有斤两的。——明白了这一层道理，就会承认以下数点： 一、红学的肇始和全部都是讨寻“本事”； 一、红学的正宗，就是讨寻此书本事的红学，而不是别的； 一、红学这一独特的学问本来是研究这部性质独特的小说的“个性”——它是有意识的(但是打了掩护的)“自叙”，与所有其他小说都是 “叙人”者截然不同； 一、这个事实被皇帝的策略给篡改歪曲了，近世考证才复其原本。 综览一部红学史，看不到以上的这些来龙去脉，重要关键，将无法认识“考证派”为何而发生，它的功绩何在。就会忘了考证派正是要使大家都重新拿“文学”看待《红楼梦》[4]。 至于一般的角度、方式、方法，去把《红楼梦》当成与一般小说无所不同(即没有它的独特性)的作品去研究一般的小说技巧、结构、语言等等，那其实还是一般小说学，而并非红学——或并非真正的红学，正宗红学。 研究了红学，可以丰富一般小说学的理论；只拿一般小说学去研究《红楼梦》，只能理解它的某些方面(表面)而不会是全面(内涵)。 研究正宗红学，正是为了“作品本身”。我个人把很大精力放在研究作者上，正是特别珍重这部小说“本身”。 《红楼梦》作为小说中的一个sample，具有极个别的unique性，道理也在于此。 本年(一九八○)六月，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上我曾提出红学有“内学”、“外学”之分，当时是为了讲话的风趣和方便，姑且承认研究“作品本身”的是“内学”，研究作者家世生平等等是“外学”。这其实是对一些不相信“自叙”说的学者来说的。对我自己，研究雪芹的一切正是真正的“内学”，而绝非“外学”。我相信，从鲁迅的话来看，他也会这样认为的。 我重申我在会上的恳切愿望：希望红学学者们勿分“内”“外”门户之见，只有这样才真能有利于红学的正常发展。多蒙余英时教授当场立即发言响应，他说，红学内外是相辅相成的，作为一个红学家，应当做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他的风趣而深有意义的名言至理，将为红学的良好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我对他深表敬意和谢意。 一九八○、十二、十 写讫于北京东城 ． (原刊于那宗训教授所编中国文学学报) [1]所谓“本事”，用时髦一些的文学术语说，就是情节故事所依据的基本素材和人物原型。这是中华民族文学创作上的传统方法。 [2] 明义是说，雪芹所记繁华之盛即其家事，其先人曾做江宁织造——正其“本事”也。 [3]此事之详，请参阅拙著《<红楼梦)“全璧”的背后》(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论文)。 [ 4]不少的人发生了一个错觉：以为我们“考证派”已经“不再把”《红楼梦》当“文学”、“小说”看了，(已经当成史料了……!)他们的论辩常常是“小说毕竟是小说”云云，好像我们连这个都不知道。他们正是在“红学”范畴中偷换了“一般小说学”，实际否认了《红楼梦》的独特性，强使之纳入“一般”中，自以为最懂得“文学”。研究“红学”，必须注意两点：一、文学作品采取基本素材(本事，真人真事)的方法，丝毫也不影响它是文学，两者根本不形成对立排斥的关系；二、作品之有本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它并不成为《红楼梦》的独特性，其独特性实际在于：它的本事，异于别的作品的“叙人”而胆敢“叙己”，曹雪芹的大胆独创性正在于此。可是，世界上很多文学理论家们不肯(不愿?不敢?)承认这个事实，一定要用种种办法、借口，来把《红楼梦》“拉回”到其他一般叙人的小说作品的行列中去，其实际意义即：不许曹雪芹作出这样一个独特性创造，他应该千篇一律才最“对”。 原载：《献芹集》 原载：《献芹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