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身处一个普遍奉行物质与权力的时代，公然谈论文学信仰不啻于一种奢望。在一些拜金主义者眼里，文学信仰一文不值，非但与现实格格不入，还显得那么奇异另类。甚至在当下不少作家心中，文学也早已和市场同流，与世俗合污，唯独与信仰无关。信仰的缺失，惜乎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之殇。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最引人关注的并非那些默默耕耘的作家，最受人瞩目的并非那些思想厚重的作品。相反，一些善于制造新闻话题的作家、一批熟谙市场潜规则的作品，受到读者盲目追捧。久而久之，炒作手段的高低、作品版税的多寡、个人名利的大小，成为某些作家的终极追求。失去了信仰的文学，还是文学吗？
    必须重提文学的信仰。这不是一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情，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是一个作家之所以为作家的基本素养与品格。放眼古今中外，无论哪个时代，凡文学繁荣者，必定有着浓厚的文学氛围；无论哪位作家，凡成就斐然者，必定有着虔诚的文学信仰。对每一位有志于文学的作家而言，信仰不是精神点缀，可有可无，信仰是生命食粮，贯穿始终。黯然时，信仰是一盏明灯，照亮孤寂乃至清贫的写作之路；失意时，信仰是一抹暖阳，抚慰迷茫而又无助的困惑之心。唯有信仰的烛照，文学作品才能因此而更加深刻，文学影响才能因此而更加深远。也唯有在信仰的指引下，作家才能为时代、为社会立言。
    为时代、为社会立言，传达的是一个作家的胸襟与气度，彰显的是一个作家的道义与担当。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开口说话，沉默的黑暗统治就会降临。 ”对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来说，富恩特斯的话即意味着关注社会现实、关怀人生遭际、关心民族命运——这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作家最基本的使命。由此，我想起了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出于道义和良知使然，他塑造了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表现出俄罗斯民族深重的苦难和深沉的思索，以及内心的憎恨与热爱，藉此深深打动并唤醒他的国家和人民，从而被誉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导师”和“指路人” 。
    而我们今天有些作家，面对现实中的疼痛、忧伤和种种不幸，则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 ，沉湎在一己之私里，以“个人写作”的名义远离生存现场——这无异于另一种精神逃避。诚如作家韩少功所说：“眼下有不少作家只剩下嘴头上几个标签，丧失了思考和发言的能力……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以至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 ” （韩少功： 《我们傻故我们在》 ）他的这番话，无疑值得那些混世的作家们深思。
    必须重提作家的使命。在作家阎连科看来，“今天中国的现实样貌，已经到了不简单是一片柴草、庄稼和楼瓦的时候，它的复杂性、荒诞性前所未有。其丰富性，也前所未有。 ”然而，面对时代的丰富与复杂、怪诞与奇异，多数作家却“自愿放弃心灵对某种真实的探求，不去主动让灵魂抵达社会现实的最内部，抵达人的最真实的内心” 。 （阎连科： 《发现小说》 ）我完全赞同阎连科对于中国当下现实图景的判断，并对他提出的作家无视现实回避问题这一弊病，深表忧虑。这个时代的复杂毋庸置疑，而比时代更为复杂的，其实是人心。无论世道如何变迁，皆因人而起，因人而终。人心的善与恶，无不是时代的镜像与写照。作家的真正使命，即是尽可能地褪掉个人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深入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揭示“存在的荒谬与奇异” ，表现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广度。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是贾平凹内心不变的文学信仰，正是这份从不言弃的信仰，成就了一个长盛不衰的贾平凹。他在采访中还谈到，“我一直认为，创作是不需要热闹的一个行业。作为一个作家说到底是作品，别的都是过眼烟云。 ”诚以为然。世界如此喧嚣，我们的作家，又能否对此不再浮躁虚妄，而是从容淡定，沉下心来，写出更加温暖的作品来？时代如此复杂，我们的作家，又能否对此不再熟视无睹，而是挺进时代，直面生活，写出更加深刻的作品来？
    原载：中国艺术报 2012年6月15日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2年6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