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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学报》 1995 年第4 期刊出了周汝昌先生的长文《 还．红学”以学一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试图贯彻“一切唯以实事求是与临文不讳为学水道德准则”，对百年红学进行思考，确实具有相当的深意，文章一开头就说：“既称‘红学’，它首先应当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术”，接着，又郑重地指出“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更是抓住了要害，语重心长，颇具启发性。 一 周文借用“俗论”，将红学分为新、旧两大营垒：索隐派、考证派，认为“够得上学术的‘红学’”从胡适始，但新红学“一建立就缺少科学性”，没有建立“独立的新创的‘学’”。他说“今日之人，已然被那些评论者们弄得不甚了然，以为胡适批驳批倒蔡元培，是一场水火冰炭的大‘斗争’，双方各执一词，‘势不两立’。实际的事情的‘本质’，并非如此—— 他们正是‘一丘之貉’：都是在研索《 石头记》 这部小说的‘本事’，并无根本的分歧― 分歧只是蔡先生认为曹雪芹是写别人，而胡先生则主张曹雪芹是写‘自己’，如此而已。” 然而，周文在比较之后，仍然肯定“新红学”的“科学性”（尽管是打了引号的）: “相对于‘索隐派’的‘方法’而言，我以力称之为‘科学的’，那是合理服人的。”理由是： 比方说，索隐派……把小说著作权给了“明遗民”。这科学吗？…… 胡氏从作者家世生平和书之版本入手，搜集可靠文献资料，加以考订，证明了作者是曹雪芹，所著传世只有80 回本，后40 回本为高鹗、程伟元等人伪续， 冒称“全璧”；又考知曹雪芹名霑，祖父寅，江宁织造世家，曾历荣华，雪芹本人应为頫字，… … 卒于“壬午除夕”……，又收得了一部乾隆甲戌年（1754 ）的《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并且也论及了另一部脂评抄本“庚辰四阅定本”。这么一来，就完全明确：雪芹直到乾隆丁丑二十二午（1757 ) ，还在经营写作之中。那么，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 年，从1664 到1757 ，已经93 年，而那“明遗民”…… 应生于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知此，他必须至少是个寿逾一百三十岁而尚未停笔的“作家”才对。只这一点，就使索陈说失去了基本理据． 既然作者家世生平和版本的文献资料是“可靠”的，又得到了“证明”, 其理论的和史料的基石应该是坚实的，又何来“悲剧性”呢？周先生的回答是：在胡适的红学研究中，存在以下四条“遗憾之点”: 第一，胡适当时作考证，只是为了提倡“白话文学，对几部小说名著都" ‘一视同仁’, ‘平均对待’”, “初无任何特重《 红楼》 一书之意。这种考证… … 乃属于一般性的…… 所以他并没有什么要建立一个‘红学’专科学术的、动机和观念”; 第二，胡适“除了提出‘自叙传’（相对于写别人是不错的），对曹雪芹这部书的真涵义真价值，可说一无所论，简直肤浮得令人惊讶”, 第三，“对曹雪芹的为人，对《 红楼梦》 的性质（特点、意旨、蕴涵……）他并未表现出什么探索兴趣。不妨说，单层次历史考证而外所必需的识力和更高层次的灵智方面的体会寻求，赏音参悟，一概欠缺”; 第三，他“对‘版本’的认识也是个模棱两可的‘实践’者．以上各点，即便都能成立，也只不过是大德中的小青，谈不上什么“悲剧性”。 如果说红学有“悲剧性”的话，首先就存在于体系之中。总结是非得失，最根本的是从“体系”入手。胡适等人奠基的“新红学”，确实构建了体系，上引周先生的那段话，实际便勾勒出了其体系的大轮廓。这个体系对旧红学的不合理因素的否定和批判，以及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引进，都是有朝气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同时，同任何学说体系内部都不免包含着若干否定性的因素一样，在胡适的这个红学体系中，也蕴含着严重的悖论。 《 红楼梦考证》 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 … 其实只做了许多《 红楼梦》 的附会！ ”① 又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透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著者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 红楼梦》 考证的正当范围。”② 这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上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在实践上，在其起步时，在其论证的关键处，胡适却不能将其理论与治尝原则贯彻到底，使得它的批判精神只能指向对方，而无法战胜自我。新红学体系的核心是“自传”说，作者和版本考证为两大支柱．我们先来看其体系的核心“自传”说。从现象上看，这是由小说开端“作者自云”启发而生的。他说： 这话说的何等明白！ 《 红楼梦》 明明是月部“特真事德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曾雪芹即是《红楼梦》 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 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③ 在这里胡适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将真事隐去”与“自叙”完全不相容，既已“将真事隐去”，就与史传原则相悖违，根本谈不上“自传”。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 里说：“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说得很有道理。至于小说融进作者生活经验，与写作“自传”乃是不同质的两回事。周先生曾以中国传统的“六经皆史”、“中国小说，本源与本质是‘史’，是史的一支”④ 来证《 红楼梦》 的自传说，也不能成立。传统文化是史官文化，“为人立传”，是史官的特权，所谓“宣付国史馆”是也。别的人没有为人立传的资格。《 段太尉逸事状》 实际上就是《段秀实传》 ，却不能公然叫“传”，而只能称“逸事状”，而且临了还得表白：“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以免发生误会。为人立传，尚且如此，就吏谈不上为己立传了。联系曹氏家世，情况就更明显．顾颉刚1921 年6 月7 日给胡适的信后补记道“胡适… … 谓顷到满人志锜家，询间曹寅事，不料他连这个人也不晓得。间他有无满族史书可翻，亦是没有适之先生又述志铸的话，说满人死了、无论如何的大官，求人作传，作墓志的，总是很少．先生因想及《耆献类徽》 里满大臣除了国史馆所作传外，请名士握笔的的确是很少。所以曹家赫赫扬扬了几代，乃无一篇传状可见，亦不足怪。”⑤ 既然如此，又为何一意要从“自传说”着眼去考证呢？个中原因，理论上是受西方文论影响。周先生批评胡适的“意障”，说“问题的根本是他的‘西方意识’在指导一切。他是想把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特点特色都改成西方化― 包括语言文字民族精魂在内！ ”可惜他指的只是“白话主义”，而忘记了“自传”说即是西方化的一种理论。胡适1922 年3 月13 日日记中，粘附了一张针对蔡元培的剪报：“为什么以《 红楼梦》 影射人物是考证情节，以《红楼梦》 为自传便不是考证情节？况且托尔斯泰底小说，后人说他是自传，蔡先生便不反对，而对于胡适之底话，便云“不能强我以承认, 则又何说？”⑥ ，就是一证。在实践方面，是由当时的不根之谈诱发出来的，胡适于1921 年5 月30 日给顾颉刚的信，附寄《 晶报》 所载《红楼佚话》 四则，评论说：“可见人对于‘传闻’的信心，真有不可及者！”⑦ 顾颉刚1921 年7 月20 日给俞平伯的信，则提到其中“濮君某言，其祖少时居京师，曾亲见书中所谓焙茗者，时年已八十许”的话，发挥道：“其实他们倘使真遇到了焙茗，岂有不深知曹家事实之理，而百徐年来竟没有人痛痛快快说这书是曹雪芹的自传，可见一斑读《红楼梦》的与做批评的人竟全不知道曹家的情状。若是从前的红学家能稍做些合理的研究，必不让适之先生作启蒙期的第一人了。”⑧ 胡适体系最根本之点，不在于一般地认定小说是作者“自况”, “自写性情”，而在于他一意认定是曹雪芹“这个人”的自传，而这曹雪芹，文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后人J 于是，作者考证，成了他的体系的一大支柱。关于《 红楼梦》 作者当以程伟元《 程甲本序》 的表述最符合实际，也最符合版本著录原则。理由，我已在别文中说过，此不赘述。 胡适跳过版本学的通例这一层考虑，径直认定作者是曹寅的后人，所根据的“第一条”资料，是袁枚的《 随园诗话》。胡适关于《 随园诗话》 的三点判断，现在看都错了。第一，乾隆时袁枚说的曹雪芹，是“相隔已百年矣”的人物，他所写的《 红楼梦》 ，是“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亦即贵族公子在南京寻花间柳的奢华生活的书，书中写到“红楼”中尤艳的“校书”（妓女），根本不是现在讨论的小说《红楼梦》 ；第二，曹寅之子一说，后为曹寅之孙所取代，在曹氏家谱上，不曾找到曹雪芹的踪影，第三，说大观园即随园，更有版本辨伪问题。《 随园诗话》 最早的版本（1792 ）并无大观园一段。1824 年刊刻的《 随园诗话》 却添上了“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少一句，显然是别有用意者的改篡。顾领刚1921 年6 月24 日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引袁枚于乾隆十三年修《江宁府志》 和十四年作《 随园记》 的事，分析道：“志书局里的采访是很详的，曹家又是有名人家，如果他们有了这园，岂有不入志之理。… … 他掌修了府志还不晓得，他住入了园内还不记上，而直等看见了《红楼梦》 之后，方说大观园即随园，这实在教人不能相信！ ”⑨ 但他又说：" ‘大观园即随园’一语，虽是不确，颇能于无意中兴起读者‘宝玉即雪芹’一个观念，这也是他的功劳。”这倒泄露了自传说的天机。胡适又在小说中找依据，引用曹家四次接驾的史实同《红楼梦》 第十六回赵嬷嬷谈南巡接驾的话相对照、曹家的世系同贾家的世系相对照的零碎材料，蔡元培在《 （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 中反驳说：“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接驾四次，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按脸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又说：“若必欲事事证明而后可，则《石头记》 自言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诸人，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 中有许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消与？”说得都很有道理。胡适将曹雪芹的一生历史作了如下的概括：“ （一）他是做过繁华旧梦的人；（二）他有美术和文学的天才，（三）他晚年的境况非常撩倒”。然后判断说：“这不是贾宝玉的历史吗？”⑩ 这种论证显然极其薄弱。 版本考证是胡适体系的第二大支柱。关键是后四十回问题。这是由作者考证的需要派生出来的，是为作者考证服务的。胡适写道：“《红楼梦》 的开端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岂有到了末尾说贾宝玉出家成仙之理？”[11]为了贯彻“自传”说，就非否定后四十回不可。他看到俞樾《小浮梅闲话》 中的话，虽已发现俞樾所举科场诗之说的不可靠，却补充了两条“证据”: 1 、程说在鼓担上“得十余卷”，世上没有这样奇巧的事！2 、高序“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 两条都是无说服力的。高鹗引言，前有“向来奇书小说，题序署名，多出名家”，讲的是“题序署名”的事，于他所谓的“苦心”毫不搭界。胡适说：“如写贾宝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红楼梦》 时，正当他中举之中，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 红楼梦》 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12] 居然又以自传说来“考证”高鹗的“续书”了。 在1921 年做《 〈红楼梦〉考证》 时，胡适除了大胆假设，可以说一筹莫展。到1927 年，突然出现的甲戌本顿使胡适的全部立论，获得了版本依据，无怪他说“是最近四十年内‘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见。”[13] 胡适这样欣喜若狂，原因就在甲戌本证实了他的自传说。这位突然出现的脂砚斋，作为曹雪芹“很亲的族人”，他的批语，对胡适真是太有用了。他当年自信地说过的“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当知“本子的来历如何”的话，到了此时不能移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了。对于甲戌本的“来历”，胡适只含糊地说：“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一知道这部书在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14] ，他已经发现甲戌本卷端的下方有“有意撕毁”的一角，却丝毫不曾想到要去追究其中的动机。卖书人是不是真的找不到？《 历史档案》 1995 年第2 期发表的胡星垣1927 年5 月22 日给胡适的一封信提供了答案：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 脂砚斋批红楼》 。惟祗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 红楼梦》 ，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闻。叩请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 据小注，此信就保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里，原信只有一页，为三十二开白色红竖格八行信纸，四边为红五星花纹，下边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看来，胡适并非不知道甲戌本的来历，他所以“疏忽”，是因为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辨伪的观念。 胡适否定了自己1921 年关于戚本有“总评”、有“夹评”、又有“眉评”, 因而是“很晚的本子”的这个符合版本学通则的精论，改口说：“凡最初的钞本《 红楼梦》 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 石头记》 ’。”“《 红楼梦》 的最初底本就是有评注的”。这个标准，既引导胡适等“走上了搜集研究《 红楼梦》 的‘原本’、‘底本’的新时代”，也为书贾制造伪本制订了必须遵循的规格。若甲戌本是伪托，则己卯、庚辰本、也必是效尤之作。胡适曾谆谆告诫人们要“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15] 自己却一点也不曾想到从讳字的角度考证此本的抄录年代；他十分欣赏赵嬷嬷关于“接驾”的话及有关的脂批，却没有留意第十六回脂砚斋一条指赵披按为“文忠公之嬷嬷”的侧批。他如果肯以“疑而后信”的态度去考查一下，就会知道这个“文忠公”就是傅恒，他是孝贤纯皇后之弟，卒于乾隆三十四年七月，谥文忠，而雍、乾朝谥文忠者，唯有傅恒一人。脂批既直书“文忠公”的谥号，则必在乾隆三十四年之后。这就足证脂砚斋决不是作者同时代人，脂批也不会是作者写作同时加上的。 胡适的错误，不完全起于轻信．看顾领刚给胡适的信，可以发现顾曾一再提醒要避免史料运用上的错误。如1921 年6 月23 日的信，谈了“大观园非借即随园”的看法。胡适6 月28 日复信说：“你说‘大观园非随园’，我觉得甚有理。当访袁枚所修《江宁府志》 一看，以决此疑… … 此事终当细考。”[16] 不意到1921 年11 月12 日的《 （红楼梦）考证》 改定稿中，仍然彰明较著地写道：“衰枚在《随园诗话》 里说《 红楼梦》 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信此话不是假的。”[17] 胡适为什么知错不改？就是因为此说对他的考证来说太重要了，抽掉了它，文章就不好做下去了。 要之，胡适以“实证派”的姿态登上红学舞台，可是，他关于作者和版本的结论，恰恰缺乏实证。胡适体系从其发韧的瞬间，就偏离了科学正当方向．胡适说《红楼梦》 是老老实实的描写“坐吃山空”“树倒砌外散”的“自然趋势”，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猜谜的红学家偏要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偏要“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18] “自然主义的趋势”绝不同于“自传”，胡适实际上也无异于“替《 红楼梦》 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他手造了自己的体系，一头扎进去，却处处感到凿他不合，遂长期陷于苦痛写矛盾之中。在潜意识中，他不得不做出与自己的宗旨相背违的事来。比如，他得到了甲戌本，宣称它是“最接近于原稿的本子”，却不得不将它收藏了三十四年，不肯公布于世，而一直欣赏程乙本，并为之作序，其根源盖出于此。 二 周汝昌先生论及另一位红学大师俞平伯时，说俞“看不出”有正戚序本是“接近雪芹原文的一个宝贵的抄本”; “看不出”“其中的脂批所透露的原著90 回后情节”；对甲戌本一字未及，在为之所作跋语中只说到脂批只有一点价值，即证明了他在《 梦辨》 中推测秦可卿应为自缢身亡。然后写道：至于俞先生末期的表现，也很奇特，例如： （一）他自己批评说，早年的“自传说”观．点是错了， （二）他最后留言是：把《 红楼梦》 分成前80 回与后40 回是一种“犯罪”― 这和他在《 梦辫》 中的论点也正是针锋相对I 周先生说“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微妙现象正是俞平伯长期处于内心矛盾所引发的几乎贯串他一生的焦灼痛苦的体现。 俞先生对《红楼梦》 的考证、校订和批评使他成为蜚声中外的“红学”家。然而，从构成红学的“两大支柱”即作者与版本的考证成果而言，他实际上并无独特的贡献。他既未发现作者的任何一条资料，也没有去做挖掘工作的兴趣。顾颉刚在为《红楼梦辨》 所作的序中说：“适之先生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着历史的材料，所以专在《 红楼梦》 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顾颉刚说他自己没有“找着历史的材料”，并不合乎事实。他就先后找到《南巡盛典》 、《 船山诗草》 、《 诗人徽略》 、《 楝亭集》 、《 上元江宁两县志》 、《 八旗氏族通谱》 ，为胡适提供了不少有关曹雪芹、高鹗史料的线索。而说俞平伯没有找着历史上的材料，却是千真万确的。与其说他对作者有过考证，倒不如说他对这一问题有过纯粹的思辨，更为确切。俞踏上红学征途之前，就探探服膺胡适的见解，无保留地接受了胡适“《红楼梦》 为作者自述其平生之经历怀抱之作，而宝玉即为雪芹底影子”以及“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观点，说：“我们若承认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时承认后四十回也是他做的。高鹦喜欢和雪芹并家过日子，我们却强迫他们分居，这就是所谓对症下药。”[19] 他连胡适原先相信了的程伟元所说“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抵八十卷”的话也怀疑，一心要“证明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鹗补作的”，因而受到胡适肯定。 俞平伯说：“如果承认了后四十回底目录是原有的；那么，就无形地得默认后四十回也是原作了”, “回目和正文是相连贯的，若把回目推翻了，本文也就有些立脚不住”。[20] 这是出于体系自身的“需要”驱使而作出的判断。他的思维起点，或者说意念发端是怎么一回事呢？请看他的两段话： 我日来翻阅《 红楼梦》 ，愈看愈觉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昨固有……雪芹书既本全，决无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条分接析。此等情形，吾辈作文时自知之。[21] 我们从做文章底经验，也可以断定回目索补作的。因为现在已证明四十回之文非原有的，我们也可以推怒得出回目底真假。…… 编目，然后依题做文章，在考场中有之，在书室中却不会有。…… 若把回目在前，文字在后，是车子在马前了，乞不是个笑话。[22] 意念发端的失误，势必把研究引向谬误。俞平伯在其红学研究的起点上，理论上的准备是不够的，传统的考据、训诂的功夫也是较为欠缺的，他以自己（须知他当时方是二十一岁的青年）“做文章底经验”（或者说“作文底程序”）来断定决不会有“先有回目、后有文字的事情”，是完全不懂古代小说版本特点的臆断。大量事实证明，古代小说的写作，先拟回目，后作正文，是常有的事。最著名的例子是《章海花》 。就是胡适自己，1906 年曾经决心做一部长篇小说《 真如岛》 ，先拟了四十回的回目，便开始写下去。[23] 俞平伯之所以要凭自己并不可靠的“经验”，而不是凭各观的却是的证据去做这样纯思辨的猜度，还是源于他对于胡适观点的盲目相信。他完全相信“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记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中举一节，咸非本旨”[24]。把所要证明的当作了前提，反过来又以“经验”来判定版本的是非真伪，怎么能靠得住呢？ 俞平伯在1924 年所作的《 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 中提出了考证，文字的两个极高的境界― 明白和千脆，然而他却始终处于莫大的苦恼之中J 这是没有遵循考证的固有规律之故． 首先，在作者问题上，俞平伯曾经说曹作高续“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动摇。”由于是被作为一个确定的前提接受下来的，并未作任何的思索考全的功夫，因此，说了“无可动摇”，后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动摇。他早先坚执的是“《红楼梦》 底作者和宝玉决是一而非二”[25] 的观念，就已经种下了他在“作者是曹雪芹”间题上的动摇性。1921 年5 月30 日他在写给顾领刚的信中说过 : ，假如陆续发见雪芹底生活人品大不类乎宝玉，我们与其假定《 红楼梦》 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红楼梦》 底真作者非曹雪芹… … 但雪芹与宝玉底性格，知尚有可以符合之处，那自然不成问题，我们也可以逃这难关了！ 我揣想如真作者隐去牲名，所谓“真事隐”；而空空道人、孔梅澳、曹雪芹，皆是假托的。[26] 当时俞平伯是“自叙传”坚定的信奉者，在他的笔下，“曹雪芹”三字不过是“作者”的同义语，如若除“本书”之外，没有“别书可以确证《红楼梦》 是曹雪芹做的”，或者日后发现的有关曹雪芹的材料与宝玉的性格不合，那他宁愿不承认曹雪芹是《 红楼梦》 的真作者，也要维护“自叙传”的权威的。 1921 年6 月24 日顾颉刚的信中提到“袁枚所记曹家事，到处错误”，又说，胡适所引《随园诗话》 ，与他所见的本子不同，“因此，我对于适之先生的引语颇有些不信任”。俞平伯的回信说：“袁枚原是个荒谬小人，其言自不足依据”, “你同适之所据之《 随园诗话》 竟大不相同，真是怪事，我想何妨找一本板本好的校对一下。照你所说，明义字我斋，竟活活有这么一个人，在适之竟把他消灭了。这真可怪得很！适之所做的《 考证》 现在看来的确已‘七洞八穿’了！这就是进步底证据。”[27]俞平伯此时已经萌发了对于胡适的疑间，只是没有加以深究。 《 红楼梦辨》 刊出不到一年，俞平伯已经有点儿“自悔其少作”了。他对于“自传说”发生了动摇；1925 年1 月，他说：《 红楼梦辨》 待修正的地方很多，而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 为作者的自叙传这句话。”他反省了眼光的自觉地陷于“拘泥”，受胡、顾考证“癖气的薰陶”等。[28] 他这时已经站到了《红楼梦》 是“小说”而非“信史”的立场： 以此通则应用于《 红楼梦》 的研究，则一览可知此书之叙实分子决不如我们所悬拟的多。写贾氏的富责，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其实作品中各项人物都分得作者个性的一面）；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透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炙。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 … 万不可说我们的方法聪明。因为我们实在用的是极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脱出他们的樊笼。[29] 此时俞平伯，已到了大彻大悟的边缘。可惜的是，俞平伯并没有继续深入思考下去。如他谈曹雪芹的卒年说：若照敦诚诗“四十年华付杳冥”推算，则“假定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很觉自然”。这生年如果不错，则曹家的富贵繁华，“雪芹便赶不上了”。他说：“曹家的极盛时代，实当曹寅任上，若曹颙曹頫居官不久，已渐衰微，故认雪芹为曹寅之子，那最合适；如其为寅孙非子，便差了一些；及其卒年愈考愈晚，由甲申而壬午，而癸未，落后了三年，而他的寿数，没理由说他超过四十年，这个破绽便很明显了．”[30] 这是一般理念的推衍，而没有考虑到是否有鉴定材料真伪的必要。好在作者是否为曹雪芹，在他那里本来就不是决定性的，这是他与胡适不同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甲戌本的发现引起了他对作者和版本的双重疑问，他说：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有三证焉。自第六回以后，往往于钞写时将墨笔先留一段空白，预备填入朱批，证一，误字甚多，证二；有文字虽不误而钞错位置的……证三。又凡朱笔所录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 … 第十三回（页三）于宝玉闻秦氏之死，有夹评曰，“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此不但违反上述之观点，且与全书之说宝玉亦属乖谬，岂亦出脂备手笔乎？是不可解……极疑辫惑，以俟后之观者。[31] 这段话表明，他对于胡适认定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 红楼梦》 写本”, 是“雪芹最初的稿本的原样子”的结论，并没有盲目信从，他最先提出怀疑的意见，因而是极为难得的。 然而，俞平伯还是接受了胡适的脂砚斋与作者同时人的观点。这导致了他后来在作者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他在于950 年说： 依脂砚斋甲戌本之文，书名五个… … 人名也是五个… … 为什么要这许多名字？这些异名，谁大谁小，谁真谁恨，谁先谁后，代表些什么意义？以作者论，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底化身吗？还确实有其人？就算我们假定，甚至于我们证明都是曹雪芹底笔名，他又为什么要顽这“一气化三清”底把戏呢？[32] 与三十年前所说“真作者隐去姓名”, “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皆是假托的”话，并无质的变化。他大伤脑筋的是脂砚斋这个突然出现的角色。他一面说：“人人讲脂砚斋，他是何人，我们首先就不知道”[33] ，“脂砚是否即曹雪芹的化名我不敢说，有一点确定的，即所谓真的脂评，有作者的手笔在内，但这并不等于说脂砚斋即曹雪芹”（《俞平伯论红楼梦》 第927 页）；一方面又说：“但咱们却不妨信赖这些批注，因他们一小部分为作者自评，其大部分出于作者最近的亲属。无论从哪一方面来估计，总归是非常高的。”[34] 他对脂本虽有怀疑，但总的来说是相信的。他既未考证脂本的来历，也未对脂本进行版本的鉴定。他用第二十六回一条．“庚辰本古怪的批”证明脂批的“真实性”，说“况宝玉有何正紧话可说”是“作者所批”，而“此批被作者骗过了”才是“真正的脂批”。[35] 不从根本上考证脂本的真伪年代，而只在批评的汪洋大海中拈取一二“古怪”的批语，从总体上作出结论性的判断，焉有不出问题的呢？ 1961 年1 月，在《 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 中“可以确定著作者为曹雪芹”一节他又把困惑重新提了出来。文后的“说明”又对高鹗续书的问题产生了疑间：“程氏刊书以前，社会上已纷传有一百二十回本，不像出于高鹗的创作。高鹗在程甲本序里，不过说‘遂襄其役’，并未明言写作。张间陶赠诗，意在归美，遂夸张言之耳。高鹦续书之说，今已盛传，其实根据不大可靠。”[36] 这标志着俞平伯的觉醒。其后，他1973 年在给私人的信中写道：“历来评‘红’者甚多，百年以来不见‘脂砚’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没，及二十年代始喧传于世，此事亦甚可异”。[37]1978 年他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办法。你看，二十年代以后，我根本就不写曹雪芹家世的文章。”[38] 1 985 年在对《 文史知识》 谈话中，更直截地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 … 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的考证。《红楼梦》 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来了？”这一连串的苦恼，终于导致了他去世之前的大彻大悟：“胡适、俞平伯是腰斩《 红楼梦》 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 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早年“强迫”“喜一欢并家过日子”的曹雪芹高鹗“分居”，晚年决绝的自我否定。然而，这自我否定正是这位历经了千般坎坷的诚实学者的心声，使广大读者看到了他大智大勇的精神境界，使他的人格得到了最充分的升华。周汝昌先生说俞先生晚年的自我批评是他“最末期”的“奇特”“表现”，恰是不理解俞平伯先生的觉醒的深刻意义的缘故。 三 当代的红学家几乎都是在胡适、俞平伯的陶冶下成长起来的，有些人虽已经没有前辈开创者那种探索时的备受折磨的犹疑和苦恼，却有守成者的艰辛和尴尬。这是因为，他们是将胡适体系的大厦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下来的。胡适等并未得到充分证实的假设，到了他们手里，却统统成了所谓“基本事实”，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他们在几十年中所做的一切，都无非是为了证明、补充、至多在若干细节上略加修正胡适的当年的结论而已。在他们那里，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怀疑，脂砚斋的“存在”不容怀疑，脂本的“可靠”也是不容怀疑的。已经矗立起来的红学大厦，虽时不时出现摇晃，他们也只肯做一点涂抹墙体、加固门窗的工作，却不肯、甚至不愿到地基上去寻找原因，更不曾想到“体系”本身的重建和更新。这样，胡适的错误不仅没有得到适时的纠正，反而更加定型化、系统化。这就是红学研究中出现无数解不开的“死结”的原因。 当然，诚如周先生所说，几十年来“对‘新’‘旧’红学都批判得很激烈，特别对胡适新红学，更是厉害”的情况是存在的，新一代的红学家确实经历过五十年代那场大批判的洗礼。耐人寻味的是，批判者对被批判者尽管是那样地剑拔弩张，但临了却走到一起来了。五十年代的运动，本意乃在提倡以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解决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也确实为古典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运动发生了把理论同考证对立起来的倾向，仿佛一提考证，就是“烦琐考证”，就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于胡适当年搜集到的那些未经证实的东西，不曾想到要重新去做一番考证工作，以判定其年代和真伪，批判的矛头固然指向胡适的“自传说”，用的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政治帽子，非但没能批倒这一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却在不经意中全盘接过了胡适的“曹作高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 既然是为了“反封建”，后四十回怎么可能让贾宝玉应考中举、出家成仙呢？只有那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满脑子封建正统观念的高鹗才有可能这么做― 于是，不仅没有打垮胡适的唯心主义，却意外地和他殊途而同归了。 同他们的前辈不同的是，新一代红学家的气度似乎不如俞平伯、顾领刚，他们当年尚且敢于对胡适所做的《考证》 发表“确已‘七洞八穿’了”的怀疑，而当代红学家不仅自己不肯加以怀疑，还特别不愿有人“节外生枝”；谁要是对这些“不能改动”的“公认的真理”稍稍表示怀疑，就立刻要把它压下去。“一致认定”，是他们频律最高的用语。遗憾的是，那些曾经被“一致认定”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往往被当年的发布者自己忘得一干二净，所谓《曹雪芹墓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最有戏剧性的是，尽管一二“红学权威性，总想以一己之见作为定论，规范、左右红学的一切是非短长，然而，后院老是失火，不得太平。以作者问题而论，戴不凡，赵国栋，杨向奎，一个接一个起来“造反”，其中除赵国栋是个毛头小伙外，戴、杨都是著名学者，要说他们也没有研究红学的资格，恐难为人首肯。原其发动之由，就在于由胡适奠基的红学体系的根基不牢。根基不牢固而又要死守，乃是当代红学悲剧的根源所在，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界“其思想心态之保守与自封、遂很少出现真正的学术进展，意欲大家安于‘现状’，不必前进，不必学术‘双百’，只可一家作主，满足于为一些琐末而争执纠缠，而不悟学术天下之公，不是为哪个个人服务的”的学风与学德的批评，其源盖出于此。可惜的是，周先生把红学悲剧的根因，归结为研究者“功力”“素质”的叙论，也不免排斥众多研究者尤其是“小人物”之嫌，流露出一种如他在这里批评的某些红学家的不健康的情绪。 周汝昌先生说得好：“为学若积薪，后来居上。红学本应如是，如或未能居上，必有其原因在。谏往瞻来，识者所共关切，岂一人一家之得失哉！”红学事业发展到世纪之交的今天，一切正直的红学家，都应该以俞平伯先生为榜样，服膺“做学问应该服善”的信念，勇于战胜自我，敢于正视红学体系中的问题，不妨换一种思路，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间题，那样，许多旧有的材料（包括已经注意到的或尚未注意到的）也许会发出完全不同的声音，提供’, 完全不同质的信息，红学体系的更新的时机也就成熟了。周先生以为“海内目下纷纭争论的‘墓石’真假、祖籍何在、版本先后……等等，这种一度被批为‘繁琐考证’的话题，表明‘红学’不但并未‘革命’，反而是在老路上向后退步”，则说得并不正确。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方向错了，“前进”得越久，离真理越远，回到正确的出发点上来，看起来是“倒退”，其实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I 注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⑩ [11][12][13][14][16][17][18]《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75 页，第86 页，第99 页，第9 页，第123 页，第123 页，第103 页，第lr6 页，第116 页，第317 页，第338 页，第70 页，第105 页，第10 页， ④ 《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第69 页， ⑧ ⑨ [21][22][26][27] 《 俞平伯书信集》 第129 页，第120 页，第90 第93 页，第104 页，第123 页， [15] 《 胡适丈存》 第273 页， [19][20][24][25][28][29][30][31][32][33][34][35][36]《 俞平伯论红楼梦》 第96 页，第95 页，第2 页，第21 页，第342 页，第345 页，第365 页，第357 页，第372 页，第926 页，第928 页，第927 页，第981 页， [23] 参见胡适《 四十自述》 [37] 《 俞平伯致毛国瑶信函选样》 ，《 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2 期， [38] 《 红学世界》 第50 页。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3期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