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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一个复杂的人物,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着力点,这样才可以直接触及人物的本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此看来,我以为史湘云的灯谜就是研究贾宝玉特性的最佳着力点。 《红楼梦》第50回写到众人在大观园作灯谜。史湘云编了一枝《点绛唇》:“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众人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戏的。宝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着了,一定是耍的猴儿。”湘云笑道:“正是这个了。” 这一看似平常的热闹场面,却包含着诸多值得玩味的意思,其中包含了了解贾宝玉个性以及作家对这一人物的写作期待的一把钥匙。在一般的诗歌比赛和灯谜比赛中,拔头筹的总是林黛玉和薛宝钗,宝玉的才智比起这两个姐妹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惟独这一次,众人百思不得其解,而贾宝玉却一下子就猜中了。 这个故事情节涵义很深,我以为至少有二:一、贾宝玉对史湘云的思维活动十分熟悉,惟有他才能充分把握史湘云刁钻古怪的念头,这说明他与史湘云之间是神思相通的,说明了贾宝玉的感情归属上更倾向于史湘云而不是林黛玉和薛宝钗。二、他对史湘云的这个谜语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他们是情感相通的,因为贾宝玉原本就是大荒山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它幻形入世,来到人间,成了贵族公子,这不正是“溪壑分离”、“红尘游戏”吗?《红楼梦》第22回宝二爷填的《寄生草》就有“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此地的“真无趣”与彼地的“真无趣”绝对不是巧合,而是曹老先生从始到终以一贯之的思想主线,是贾宝玉、史湘云情感相融的最好佐证。 应该看到,“猴儿”这一形象被社会化当首推《西游记》,曹雪芹的创作受到《西游记》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红楼梦》中的猴儿,就是曹雪芹依据《西游记》的文化记忆中产生的。中国民间故事里有许多关于猴子的传说,这些传说与唐三藏西去印度取经的传说融合,成就了吴承恩的《西游记》的基本故事框架。《西游记》最早的版本为万历20年,比《红楼梦》成书早200多年。在曹雪芹的时代,孙悟空的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红楼梦》中也先后两次直接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如第49回,正月十六开诗社,正好天降大雪,史湘云“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又如第54回中,贾母讲九个嘴拙的媳妇嫉妒心巧嘴乖的媳妇,到阎王庙里烧香问神,却迎来了手拿金箍棒的孙大圣。这些信手拈来的细节显示出曹雪芹对《西游记》的稔熟程度。 在关于贾宝玉的来历描述上,曹雪芹的《红楼梦》显然受了吴承恩的《西游记》的创作影响。小说一开始,贾宝玉作为女娲补天剩下的顽石,被空空道人携带到凡尘一游,开始了他在贾府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西游记》开篇是仙石产卵,化为石猴,贾宝玉与孙悟空皆有不平凡的来历,两者的源头都是石头,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中国古典小说中大多运用转世轮回情节传达因果报应的观念。《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是天罡地煞转世,《说岳全传》中岳飞、秦烩、金兀术分别是大鹏鸟、赤须龙和铁背虬龙转世,但这些转化往往都是从一种生命形式向另一种生命形式的转化。石头作为无生命的自然物而获得神性,幻化为人却并不常见。也许曹老先生已经察觉到此处与《西游记》的联系过于紧密,又借甄士隐梦中与僧道交谈,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前身说成是神瑛侍者与三生石畔的绛珠草了。但宝玉即顽石的观念却始终保存了下来。这种神话叙述策略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内容一开始就处于《西游记》这样的文化记忆中,笼罩在神话的整体氛围之下。 著作家不仅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将宝玉比作猴子,就是在故事不断发展,以至高潮迭起宏大场面中,贾宝玉身上的猴性也得到了不断强化—— 其一,贾宝玉的言谈举止具有鲜明的猴性。 “猴”形象地表现了贾宝玉的顽童心态。小说屡次涉及“猴”字,比如尤三姐骂贾链、贾蓉均为“猴儿崽子”;凤姐骂兴儿是“小猴崽子”;贾母动辄将王熙凤呼为“猴儿”,或者是责骂,或者是戏谑,都显示出说话人对所说之人之精明和顽劣特性的态度,这种态度又与对话双方的地位、语境密切联系,因此,这种评价只能代表说话人个人的态度,并不能显示叙述人的立场。而惟独在对贾宝玉的描述中,出现了具有描述功能的“猴”字,比如在第14回中,贾宝玉为了向刚刚当家的凤姐要对牌子,便“猴向凤姐身上”,说:“好姐姐,给出牌子来,叫他们要东西去。”凤姐说:“我乏的身子上生疼,还搁的住揉搓”;又如在第22回中有如下叙述:且说贾母见贾政去了,便道:“你们可自在乐一乐罢。”一言未了,早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满口批评这个这句不好,那一个破的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宝钗便道:“还像适才坐着,大家说说笑笑,岂不斯文些”;还有像在第24回“宝玉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宝玉便把脸凑在她脖项上,闻那香油气,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等等。此外,他还特别喜欢热闹,家中但凡来了个新姐妹,他总是急急蹦蹦地赶将过去,却又难得安安静静地坐将下来。在被贾母、王夫人强令养病之时,这只猴儿“拘约的火星乱迸,那里忍耐得住。”“这百日内,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无之事,都顽耍出来”(第79回)。 “猴”也显示了贾宝玉性格中的叛逆性。贾宝玉不仅与孙悟空一样顽劣,而且他们都反感于清规戒律,志在随心所欲,任性而为,都以叛逆的言行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构成威胁。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公然挑战玉皇大帝的权威,就是被套上金箍后,也还是喝佛骂祖,见到玉皇大帝只是随随便便地一揖作礼,对权威十分轻慢。而贾宝玉虽然出身公侯富胄之家,却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和主子地位并不在意,更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性使命不以为然。贾宝玉是一个女性至上主义者,他颠倒了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基本观念,坚持女儿优于男性的论调。抓周时就只抓脂粉钗环,七八岁时就发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论调(第2回)。长大后更是自觉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20回)。当然,他欣赏的女性是保留着自然本性的“女儿”,而不是那些受到世俗习气沾染,充满男性化的强悍刁蛮的妇女、婆子。他尊崇女性的论调显示了他对男权社会的反感,可谓乾坤颠倒,离经叛道。他的另一个反叛之举是对走仕途之路的极度厌恶。在封建时代,科举是男性登上政治舞台、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多少人皓首穷经,每次科举都上演了无数人间悲喜剧。而贾宝玉虽然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聪慧过人,但“愚顽怕读文章”,与那些一心想科举高中,光宗耀祖的人相反,他对四书五经深恶痛绝,并将那些喜欢读书上进的人说成是“禄蠹”,惟恐避之不及。他对扮演男性的社会角色十分不情愿,“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恶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却喜欢在“内”,“甘心为诸丫鬟充役”。见宝钗等人劝导,他往往充耳不闻,心下的逻辑却是:“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误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 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第36回)。 不喜欢功名并不等于低能,不喜欢读书并不代表其天性愚蠢。事实上贾宝玉天生聪颖,才思敏捷,诗词曲赋样样做得。在第16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动诸宾”中,贾宝玉的诗才让苛刻的父亲也感到满意。他写的诗歌更是被一个一个的好事之徒拿去传诵。但他只是乐于被封建正统人士看作是“雕虫小技”方面去展示才华。这种偏好也足以看出他与一般官宦子弟的人生追求背道而驰,是“与国与家无望”的封建社会叛逆者。 其二,贾宝玉在封建地主家庭里是一个被耍的猴儿。 贾宝玉衔玉而诞,是长者(王夫人和贾母诸人)的心头肉,但这种地位也恰好表现了他的玩偶地位。贾母需要他为自己消愁解闷,贾政则对他望子成龙,他们或严厉,或溺爱,但都没有正视贾宝玉的人格祈求和精神欲求。在封建家族中,他只是血缘链条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因为哥哥贾珠的死,长辈们才在他的身上加上了诸多的期待。围绕着他、恭维着他的丫鬟小厮,都难以体验他的精神世界。他的许多惊世骇俗之言被当作笑料,他的一些愤懑举动被当作孩子气的表现。史湘云《点绛唇》中对猴子的描述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贾宝玉真实自我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溪壑分离”表面上是指猴子被人训化卖艺,与山林自然家园分离,但也暗指贾宝玉本是大荒山青埂峰的一块石头,被幻化到了人间,这种红尘一劫使他与他原来的自然本性之间划开了距离。他厌恶仕途经济,但又被其中的游戏规则所制约,他无法在男权社会中很好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也无力跳出家庭的庇护,建立自己新的天地,他只有在大观园中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但这种生活也是缺乏保障、风雨飘摇。他忠诚于自己的内心,不愿意伪装出一副入世的面孔,这也就使他始终难以融合到外部世界中去。“红尘游戏”,即指猴子表演的非自我性质,也是指贾宝玉的生存状态的被动特征。站在个体人生之外观看,难免觉得人生如戏。贾宝玉因为将自己的理想建立在终将风流云散的女儿身上,注定是一场悲剧一场梦。史湘云再用“真无趣”对这样的生活直接下了断语。贾宝玉虽然受着众星捧月的呵护,但因为其自我本质分离,以自己的寂寞点缀他的人生,这种境况与被围观的猴子也就相去不远了。 其三,贾宝玉就是像被割去了尾巴的“猴子”。 史湘云灯谜中的后两句为:“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这既可以解释为猴子无法为自己的表演获得好处,反而被割去了尾巴,也可以理解为“被割去了尾巴的”宝玉处处受制于家长权威,无力伸张自我的压抑状态。 天性“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的贾宝玉,与孙悟空的无父无母不同,他生活在一个豪门的深宅大院,不能不受到这种来自封建家长制社会的权威的制约。他可以在大观园中无法无天,实现他的众人平等的观念,但是,却无法抵挡来自外界的侵袭。父亲一检验他的学习进度,他就诚惶诚恐,宛如“避猫鼠”一般。王夫人痛骂金钏,赶走晴雯,他也是忍气吞声,不敢公然进行反抗。他既不能阻止迎春的出嫁,探春的别离,也无法挽回芳官被逐,香菱惨死。在家庭中,他受制于父权,在社会上,他也无力为实现他的理想进行切实的斗争。有些论者将他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进行类比,他的确是中国早期的多余人形象,空有一腔美好的宏愿,却注定无所作为。如同猴子被割了尾巴一样,他被“阉割”了。 对于贾宝玉来说,最大的压迫就是来自父亲。贾政是父权文化的形象载体。“在所有父系社会中,孩子与父亲一方面是服从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立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本身就包含了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因素。孩子对父亲的服从完全不同于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对母亲的依恋是自然关系的延续,而对父亲的服从则是以权利和法律这些人为之物为基础的”([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44—4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7月第1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代表“观念、良心、责任以及等级制度”的父亲成为封建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君臣对应着父子。贾政痛打宝玉也是为了“光宗耀祖”,免得他无法无天,将来犯下“弑君杀父”之大逆不道罪恶。贾政将家庭伦理和君臣大义并置,可见,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不仅仅是个人性的,而且也是与封建统治秩序联系在一起的。他对贾宝玉的要求,无不显示出封建正统文化对人生天性的扼杀。与训猴人割掉猴子尾巴,以便其更好地进行表演一样,贾政也是逐步地剥夺了宝玉的自然天性,使其成为理想的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封建王朝的中流砥柱。 贾宝玉自小便以乖张为人们所关注,这种他人镜像代表了主流社会的正统观念,进而成为贾宝玉进入社会后所必然要面对的舆论压力。王夫人在向林黛玉介绍贾宝玉时用了“孽根祸胎”“混世魔王”的形容词,说他“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而林黛玉也从母亲那里知道宝玉“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冷子兴在向贾雨村讲述宝玉诸多可笑言行后,认为其将来必定是个色鬼。袭人、宝钗对宝玉也每每规劝,使他即使在肆意玩耍时也无时不感受到外在伦理道德的压迫。抛开高鹗续书中宝玉最终走向科举之路不谈,小说开篇叙述他“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一告天下。”这种忏悔姿态显示出主流意识形态对贾宝玉的心灵压抑之深。 一个性情顽劣的猴子,一个供人玩耍的猴子,一个被割了尾巴的猴子,这就是贾宝玉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值得玩味的是,宝玉为自己早已猜度到了的这个谜语而乐不可支,这个直接揭示出贾宝玉可悲处境的谜底也在众人欢笑后被迅速遗忘。这种处理方式显示了著作者的清醒以及他笔下人物的懵懂。人要做到真正认清自我并直面自我的渺小和卑微,却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这正如郑燮清醒的一句感叹“难得糊涂”一样! 今逢甲申,恰值猴年,猴年又说“红楼”,说“红楼”里的猴人猴事,好不快哉! 原载：《长江文艺》2004年04期 原载：《长江文艺》2004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