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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于周汝昌先生来说很不寻常；八十华诞与从事红学研究整整五十周年。不久前红学界诸师友在北京北普陀影视城为先生筹办了一次大型的纪念活动。我们纪念这个日子，是因为周先生为红学事业奋斗了大半生，五十年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像他那样“为芹辛苦”，其学术命运与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华人文学术的现实命运紧紧交织在广起的历尽沧桑的老人，在红学界是首屈一指的。每每想起这位从津门咸水沽走出来的一代红学巨子，怎不感慨系之! 周先生在红学研究上实绩显著，红学史家早有定论，无须在此缕述。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当我们扫视他走过的学术道路时，会发现其投身红学之初，便将精力放在了这门学科的基础建构方面。1953年，《红楼梦新证》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以后，由先生倡导的“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均可从那部著作中寻出端绪。近年来，有人将上述内容目为“红外线”而颇有微词，并呼吁“回归文本”，其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红楼梦》的“文本”具有特殊性，周先生反对用一般小说学的方法去研究这部特殊作品，本来无可厚非。但学界有人认为周先生是在研究方法上误导，这恐怕又错怪了先生的本意了。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红楼梦新证》的价值，早已超越了一般的材料考证范围。周先生不但不排斥文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周先生将《红楼梦》从一般的文学研究升华到中华文化的大座标上去研究，这从以后先生的红学著述中我们是能寻出这种发展轨迹的。对于周先生的具体学术观点，我们自然也可以商榷；特别是由于他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其一言一行可能会加速或延缓红学某个分支畸轻畸重发展，并影响到青年研究者，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有的也未见得是先生初發；但问题不在于这些本身，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对待这位将一生的大部分精力献给了红学事业的老人。 我有幸同先生结识，是在八十年代末考取红学研究生不久。记不清是什么时间、什么原因初次拜见先生了，只记得那是一个黄昏，我们谈了很久，开始时我还有些拘谨，后来先生问得很仔细，听说我是天津考来的，他很高兴，并以新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相赠。那次拜晤后，我们在京城开始了通信联系，公休时也常去看望他。先生对我研究的课题很关心，每当发现相关资料，或寄赠，或让其在院里工作的女儿转我。听先生家人说，他每天早起晚睡，整天写呀写的，大年初一亦复如此。我认识先生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者了，那时他的眼睛看书都很吃力，需要用高倍放大镜撷取每一个字，然后再做研考。毕业后我回到故里天津师大执教，由于教学繁忙，很长时间中断了同先生的联系。不久前首届全国中青年红学研讨会在津举行，会前我去府上征询先生意见，阔別经年，先生还是那样清瘦、那样笔耕不倦，居然连出了几本红学专著《红楼艺术》《曹雪芹新传》《红楼梦真故事》……这令找深受感动；同老一辈学者的孜孜以求相比，我深觉汗颜！而且我也能推知先生的那几本近著及其报刊文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出的。那几年，国内红学界正在进行“辽阳曹”与“丰润曹”的争论，还有“脂本”与“程本”孰先孰后、孰优孰劣的论战，有关于“太极红楼梦”的争议，还有那篇《还红学以学》北大学报长文的争论，几乎都涉及到先生，而他居然能宠辱不惊，依然故我地为红学大厦添砖加瓦，我真惊讶他的承受力。 在周先生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其涉及红学研究领域之宽、层面之多、问题之繁，几近乎当代红学研究的缩影。掩卷深思，无论是《红楼梦新证》的考证功力，还是《红楼艺术》对文本解读阐释的穿透力之深以及《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浓厚的人文主义意识，都使人深深地体味到他站在了世纪之交的学术前沿，特別是那篇北大学报上著名文章《还红学以学》，更是对波澜横生的百年红学发展历程，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喧闹与猎奇的红学界，进行了审慎的理性回顾，既包括了先生自己走过的脚迹，也涵盖了前辈与同仁踏过的路子。这种穿透“红学热”之后冷静的反思，不仅是潜心学术的理性的思考，而且还带着一位著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其视野投向，还饱含着对未来红学走向的期盼。毫无疑问，那篇文章在当代红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静安先生概括的治学境界，正是周先生半个世纪红学研究的真实写照。故乡晚辈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为红学之树再结硕果! 原载：《文艺报》1999年3月20日 原载：《文艺报》1999年3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