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姐形象的塑造，无论如何，当是《红楼梦》杰出的艺术成就之一。关于这方面，前人论述已很详细，此处不述。这儿是想就其不足之处，进行挖掘和梳理。     笔者曾经就宝玉、凤姐、黛玉、宝钗、湘云五个主要人物描写文字量，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凡某一回中，关于该人物文字超过500字，就把该回目作为该人物的描写回巨、这样便有下表
人物	宝玉	凤姐	黛玉	宝钗	湘云
回数	56	44	37	29	18

    结果顺序是宝、凤、黛、钗、湘。也就是说，凤姐的出现频率仅次于宝玉，比黛、钗、湘分别多出若干。但是，上表不过是粗略统计，并不是描写文字严格一点的统计。因为关于凤姐的文字，多是整个回目式的，比如第十三、第十五、第四十四、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回，那儿一回，除了有平儿一小部分文字外，凤姐整整有5000字左右的描写;而第六十八回，7000字，所有文字的追光都罩定在凤姐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一回，比起五六百字的描写，就是十倍之多。宝玉虽是主要人物，但这样全回目的描写，除第十七、第十八、第七十八回之外，几乎没有。比起凤姐来，不免少了。这样算起来，单就文字的量来讲，凤姐是相当多的，甚至不比宝玉少多少。有人把凤姐看成全书的主人公，单就文字多少来看，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根据。
    但是，另一种情况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有关凤姐的讨论却不是很热烈，这不免有点奇怪。关于贾宝玉的讨论，自《红楼梦》诞生以来，一直很热烈。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吧，谈宝玉的文章一直很多，然而谈凤姐的，相对讲起来，就显得不多。另一方面，有关凤姐的文章，争论的也不多，往往一篇文章，一本书出来了，几乎没有人去注意，去引用，去反对，这也是讨论不热烈的现象。既然大家都承认凤姐形象写得好，既然有关她的文字是那么丰富，为什么讨论就不热烈，注意力就集中不上去呢?乃至于完全可以说，人们对黛玉、宝钗的注意力，也完全超过了文字描写量比黛钗多许多的凤姐，这是什么原因?
    (一)
    要读者、研究者注意的形象，其丰富性当是首要条件。干巴巴的瘦兮兮的一根骨头三条筋，这样的人物，谁能感兴趣?凤姐形象，显然在这方面并无缺憾，反而是突出的。凤姐形象之多面，怕是能得到公认。她的能干、她的狠毒、她的骄矜、她的乖巧、她的口才、她的卖力、她的泼辣、她的风趣以及她的其它种种特点，都在书中得到酣畅的描写。而且，丰富中也不杂乱，重点也十分突出。一是能干，二是毒辣，这两点突出于其它性格之上，驾驭着其它性格，这也是凤姐形象成功的地方。但是，在展示凤姐性格丰富性方面，有没有弱点呢?有。那就是精炼和压缩不够，文字不免有重迭合掌的成份。譬如说写凤姐骗尤二姐，把她的那一条花哨狡猾而富于鼓动性的长舌写得如金蛇狂舞。然而，书中又写了她如何骗贾瑞，如何骗尤氏、如何骗邢夫人。虽然因骗的对象不同而各有某些特色，但同样是骗，这就给读者带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比如兴儿说她“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错了，他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来，他还旁边拨火儿”，这方面描写也有迭合之处;如贾赦闹起的“鸳鸯事件”中，她缩头藏起了身子;探春理家时，她又缩起了身子;李纨拉着众姑娘去拉她的赞助，她先挡了一阵子，看看挡不住了，她又缩起手来;大闹宁府，作践尤氏的那一回，她闹了一定时候，也自己缩手了。这四次“头一缩”的情况虽然并不十分相似，但毕竟大致都是王熙凤一种权术的固定格局，这从高标准来说，就不够精炼了。再看王熙凤与贾母的那些调笑之语，连篇累犊，一段去了，又来一段，文字描写固然花团锦簇，但人物性格却没有深化，没有开掘。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妙玉的有关文字，那儿写妙玉，仅以烹茶一节写她的乖僻，写她对宝玉的好感，写她的矫情，以后有没有此类描写呢?也有。一次写宝玉去要梅花是为了扩大纵深面而加的补笔，却是一带而过，毫不粘滞。妙玉的性格有没有减弱呢?没有，比起妙玉来，凤姐的文字怕是有拖沓累赘之处的。
    话又要说回来，文字不够简洁，并不能严重影响凤姐形象的质量。这正如一个说话罗嗦一点，并不太妨碍其说话的份量一样;何况，《红楼》全书多是“冷”色调的人物，让凤姐这样一种“暖”色调的人物多活动几次，可以调节气氛，调剂色彩，所以不必对此责之过深。那么，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原因影响着这个形象?
    凤姐形象的独创性怕是问题更大一点，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凤姐形象自然是有独创性的，但与宝、黛、钗、湘比较起来，不免“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拿宝玉来说，他那种与年轻女子“特别的好”，那种对男女之间褒贬以“泥、水”的口号，那种对于传统秩序甚为尖锐的批评，那种与黛玉刻骨铭心的爱意，都一新天下耳目，是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笔下皆无的人物，开创性特强的人物。不要说中国文学史，连世界文学史上也找不到与之相似的人物。再如，黛玉那种朝啼暮怨，对自己的生命怀着一种似乎是先天的过度的忧虑，也很难从文学人物的长廊中找到相似者。宝钗的那种成熟、理智、沉稳、平和，湘云的那种开阔、爽朗、无拘无束、不受习惯所束缚，都具有极大的独创性，都代表了人类文化的一种沉淀，都凝聚了作者对生活的有别于前人的发现，都是某一特定思维的象征人物、凝聚人物，从而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而凤姐作为一个十分能干而又十分毒辣的贵族少妇，虽然很难找到十分类似的人物，但凤姐性格的大体格局却难免让人产生“似曾相识”之感。我们从凤姐很容易想到曹操，他那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性格框架怕是与凤姐重迭性相当大了。再如凤姐形象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力”，她的活动力特别强。大观园内外，到处跃动着她的身影。这一点，我们稍一凝神，就会在《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身上找到若干痕迹，潘金莲那种不肯安份、到处出现，到处插手的个性不是与凤姐有不少共同点吗?我们常常谈到凤姐的思、想深入的犯罪动机，她在第十五回中自己声明说:
    “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
    这应该是有刺激性、有独特性了。但是曹操杀了吕伯奢之后声明说: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而潘金莲在《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六回里也这样说过:
    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作命、算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说我命短哩，怎的呢，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理，路死路理，倒在洋沟(疑为阳沟。笔者按)里就是棺材!
    这里是三个人物不同的话头，语言当然是不同的，但三者的逻辑却有基本相同的轨迹，即只要利已，不怕损人，也不管什么道德规范。应该说有了曹操、潘金莲，凤姐形象的独特性肯定受到影响，而宝玉、黛玉、宝钗、湘云等形象却卓尔不凡，很难找到类似情况。创造出全新的人物，表达全新的意蕴，无所依傍独树一帜，任一位文学大师，其成功与贡献就在这种地方。
    (二)
    曹操是男性，凤姐是女性;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凤姐是家庭妇女;曹操是诗人，凤姐目不识丁;曹操胸襟开阔，气度非凡，凤姐心胸不算宽，难于容人;潘金莲不当家，凤姐一直掌家；潘金莲刻薄尖酸，凤姐有时大方，有时善解人意。因此，凤姐与曹操、潘金莲毕竟有很劣不同所以，凤姐形象的第二弱点虽然较第一个明显些，但只是与宝、黛、钗、湘相比，反过来，比起那些平庸作品来不知高出多少，影响凤姐形象艺术魅力的根本弱点还不在这里。
    其根本弱点何在？我以为问题出在它的寓示性上，出在作者通过该形象凝结的思想性上。
    每个人物，都以其丰富性而引起阅读兴味，以其独特性赢得文学价值，而以其寓示性赢得永久的文学生命。人物的寓示性往往凝结了作家的思考，是作家咀嚼生活，从中获得的营养，是作者哲理地把握生活的证明，也是作家留给世界的财富，作家的心血就在这种地方，作家成功的标志也就在这种地方。譬如说《等待戈多》里的“等待者”，其形象性难以被称为丰满，但是他是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味精”，是作者第一次用形象指出:人类虽然充满希冀，但常常是消极地、毫无道理地依靠这种希冀而保持生活的勇气，而不是勇敢去争取实现这种希冀。这样，“等待者”就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再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位拉着大鱼骨架归来的老渔人，凝取着人类顽强向大自然索取的不屈意志以及人类在这种斗争中常常是收获不丰的悲凉，斗争的顽强性和结果的悲壮性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老人”，也就是“人类”，这是海明威这篇作品得以永久流传的根据。拿《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来说，为什么能获得青睐，这是因为林黛玉对“人寿不永、青春难驻，美好事物容易消逝”这一点特别敏感。她的性格，她的诗，特别是她的长流不断的泪水，却象征性地凝聚着惋惜和担忧，从而她本人就成为人类这种不分中外、不分古今的情绪的象征人物。正因为这些永恒性的描写，所以她才占据各种读者的心房，否则，“葬花”岂不是神经病?泪水不干岂不让人讨厌?(见拙文《宝黛合一简论》(见人大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91年第3辑))可以说，没有寓示性的形象则没有灵魂，寓示性不强的人物则“体格”不够健壮，不能超越时空地生龙活虎地活跃在读者和研究者心中。
    凤姐形象的寓示性何在?这个问题也许从第五回的判词以及《红楼梦曲·聪明累》中找到一些答案: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恳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纵观判词和曲词，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肯定凤姐的才干，一是慨叹凤姐命运不济，人事难定。前者不如后者份量之重。因为“爱才”的意思，判词中只有一句，而慨叹“人世难料”的，连绵回环，一唱三叹，什么“空”“枉”“反”“忽”等副词，无一不是人事难料的意味。凤姐的下场很惨，凤姐是那么能干，那么卖力，那么有效地为自己谋利，结果却是完全出乎她自己的预料，于是乎，作者便有此慨叹。
    这似乎与什么东西联系着，我们不妨把甄士隐为《好了歌》所作的“解注”抄一段下来，对照起来看:
    ……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粱。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嫌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样一对照，情况应该是更清楚了。《聪明累》所说的“世事难料”，是就凤姐这个“点”而言，《解注》则是“面”上的情况去总结:什么都把握不住，什么都不可逆料:因果顺宇不存在，世界是:无序的，谁也不能把握;甚至说，事物的发展正是与当事人意愿相反。这就很容易使人想起“塞翁失马”的故事，坏事一概转化为好事，好事都一概转化为坏事，凤姐的下场、凤姐的命运不也好象是说明了这个现象吗？
    世事究竟可不可预料，可不可把把握?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不可以一言以蔽之。说一切都可以预料，都可以掌握，这不免勉强;但如果照“解注”所说，一切都不可预料，都是反复无常的，或者说，都与当事人良好的意愿相反而变化为坏事，这又怕是太荒唐了。难到如《解注》所说，富就一定转化为穷、教育一定无用、选择一定会错、当官就一定会坐牢吗?恐怕不然。事物发展可不可以预料呢，世事可不可以把握呢?恐怕总体把握还是有的，意外的变化也不罕见，应该是有序性为主、无序性为辅，有序与无序互相结合，又由于人类认识的进步，“无序”又逐步向“有序”发展，这样综合考虑才比较切合实际。作者不免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世界了，他替甄士隐设计了《解注》，实际上是他思想的流露，体现到王熙凤这个具体人物身上，就变成了“叹人世、终难定”。这大概就是作者从凤姐形象身上提炼出来又贯串全书始终的一种寓示性。
    凤姐为什么会败亡，巧姐为什么受尽折磨，我们今天的答案怕不会与作者相同。凤姐做了那么多的坏事，竖了那么多的对立面，难道就不会招致报复?多行不义必自毙，这难道不是一条规律?另外，随着封建社会中权力再分配，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也会和凤姐平时作威作福，倒行逆施所栽下的孽缘相互作用，从而使她得到“哭向金陵事更哀”的下场，这恐怕不是什么“无序”，反而倒是生活中的一种“有序”。只不过作者有一副“世事无序”的有色眼镜，所以把凤姐的变化朝“无序”方面解释，这样的寓示性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可以说，这样的解释不是恰当的，也不能讲是深刻的。反而可以说，这是他现成地接受佛家的“色空”思想，道家的“事物秩序无法把握”而作的一种勉强乃至于说不免是肤浅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诠释。这样的寓示性既非作者的独到的发现，也没有强大的思想张力.因而不能说是作者的成功，而应该视为作者的失足。
    (三)
    着重于判词和曲词为立足点来谈凤姐形象的寓示性，当然有局促之感，凤姐是作者花大力气描写的人物，把该形象的寓示性仅仅落实在“世事难料”这一点上，也许他未完全体谅作者塑造该人物的苦心。但不管如何体谅作者，包孕凤姐形象的寓示性是有明显的缺陷的，片面性是大了一些。首先，全书开宗明义，是把女儿、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推到了极崇高的位置上。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年轻女性并不完全如此。作为书之本旨，要推崇年轻女性;作为反映生活实际的小说，又不得不写到那些不值得推崇的乃至于应该指责的年轻女性。所以，在第七十九回出现了夏金桂这样的形象。而凤姐形象就让作者为难了。按全书宗旨、全书意象，凤姐应写成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按生活提供的实际，王熙凤某些地方又实在太不象话。于是，“作者年轻女性至上”的宗旨在凤姐这儿遇到了困难。其实，困难何止凤姐，秦可卿又何尝不如此?秦可卿花容月貌，然而作风却有问题，这毕竟难得上台盘。脂砚斋建议删去“天香楼”一节，曹雪芹之所以同意，怕也是与他自己推崇年轻女性的写书宗旨相合。曹雪芹遇上了自己所设置的障碍。
    在文学著作中，提出一个新观念要特别注意。它往往给你造成你原先未曾设想到的可怕的困难。《红楼梦》当然也不会例外。当作者推出“年轻女儿尊贵无比”这一全新的、颇为刺激的，也许地是惊世骇俗的新玩意的同时，他也就面临着一个特大的困难，就是与他描摹现实要“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实录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用违背。这正中了“治一经，损一经”的话头。这个困难岂独曹雪芹有，凡是有成就、有报负的大作家，怕是都绕不开。既要提炼出自己的独特的生活发现、而且要强调起来、尖锐起来，从而表现出作者创作的全新倾向，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全新诠释，又要忠实于生活，“追踪蹑迹”、“实录其事”，这肯定发生矛盾。矛盾在什么地方?矛盾就在于生活是浩瀚的，是多元的，是复杂的，它绝不是按某一种原则，某一个意象来安排的，而是鱼龙混杂，万象毕具，ABCD，无所不有的。当你提炼出“男性伟大”时，你是有据的，但又是片面的;当你提炼出“女性尊贵无比”时，情况亦复如斯。当你写短篇小说，写比较单纯的小说时，这种矛盾你可以绕开，当你写全景式的小说时，你很难绕开这个矛盾。这个问题很有一点深度，我们以后再去研究。总之，曹雪芹的如椽之笔，在凤姐这儿，在秦可卿这儿，被这团乱丝缠上了，这是困难之一。
    其次，作者对凤姐形象本身的态度也有矛盾:一方面，他对凤姐的才干很佩服、很喜爱，在描写这一方面情况时，他的笔触无满了感情，包括作者写她的伶牙俐齿这一方面;而作者对凤姐的贪婪和毒辣又很有感觉。凤姐在坑陷贾瑞时，作者也许还谅解她;在迫害尤二姐时.作者也可能会体谅过她有苦衷;至于她为了贪图三千两贿银而无情拆散张金哥情侣时，作者的笔墨便严峻起来;当她为了防止后遗症杀人灭口，吩咐旺儿去致张华死命时，作者的态度怕已经十分憎恨了。一方面才干出众，语言便捷灵巧;另一方面爱财贪财，心毒手辣，作者在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平衡点?看不清楚。才干与品德、自古以来多有相舛之处。有德的人往往才干不足，才具突出的人，有时又可能心术不正。才德兼备是选择人才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又是在实际生活中常常是偏向某一方面的。也许根本上这两点就不能完全一致。李纨就被书中人物称为一尚德不尚才”，平儿有才，也有德，但她那个德，其中蕴涵着维护凤姐利益的首要条件，也让人总觉得有点不舒服。我们生活中对某一个具体人物，根据这二者定位也不容易。何况凤姐原型很可能是作者的一位亲人，笔下难免受亲情牵肘。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对凤姐形象的塑造质量。
    再一个原因怕是作者在提炼人物、提炼情节时的局限。记得脂评中有这么一段话，说:“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这些话头说明早在曹雪芹写成《红楼梦》之前，曾经写了一部书叫做《风月宝鉴》。这部书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我看有三个地方说明《风月宝鉴》与《红楼梦》有关系:一、脂批中有“睹新怀旧”，证明新书与旧书有相当联系，情节、人物有相关之处，否则怎么会引起脂砚斋老人“睹新怀旧”呢?二、书中第一回明白地写道: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也就是说《红楼梦》还有一个名字叫《风月宝鉴》，这是孔梅溪取的名字。三、《红楼》一书第十二回，回目就叫“贾天祥正照风月鉴”，“风月宝鉴”恰恰在《红楼梦》里出现过，而且说:“这物出于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这说明了《红楼梦》一书中确实有警风戒月，“色即是空”的思维成份。根据以上三点这样猜测，曹雪芹早些时候曾经以“色空”为主题，写成了一部《风月宝鉴》之书，后来，他不满于此作，觉得格调、蕴涵都不够标准，因而另树原则，重新立意选材，写成了《红楼梦》一书。从《红楼梦》的实际情况看起来，它的主旨是歌颂女性、歌颂爱情，抨击腐朽，所以人物和情节都与《风月宝鉴》大不相同了。但是，《风月宝鉴》的材料，作者又舍不得全部抛弃(也不容易全部抛弃)觉得有许多东西仍有价值，故又保留了若干。这种情形很象建筑上的拆旧建新，旧房子固然拆了，但若干的砖头、木头、屋梁和窗子，又用到了新建的房子上。哪些部分是旧有的材料呢?我以为至少贾瑞的故事，即《风月宝鉴》的故事，肯定是旧材料，天香楼故事、红楼二尤故事、薛蟠抢香菱故事、夏金桂故事都很有把握是旧材料，因为它们都与“风月”有关系。
    也许有人这样疑问，《红楼梦》对女性如此尊崇，对爱情如此歌颂，怎么会收入贾瑞故事呢?这贾瑞照《风月宝鉴》，一面是红粉，一面是骸骸，这不是佛家“红粉骷髅”之说吗?确实是的，佛家有所谓“九想”之说，其中有“白骨”一想，即看到美丽的年轻女性，不要为之吸引，要首先想到在细皮嫩肉之中，乃是一副骷髅。这样，邪思妄动就会消散停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推崇年轻女性的作品，竟然十分不协调地保留了这样几乎是照抄佛教经义的材料呢?
    也许会有人反诘，从生活中提炼出黛玉、宝钗、湘云、探春、妙玉、晴雯这样至尊无上的年轻女性形象的作家，怎么会把上述警风戒月、女性祸水的思想还保留在创作思想和书写文字中，这不太矛盾了吗?
    这里就有一个微妙的问题，是不是有了一，就一定有二，是不是有了二，就一定三、四、五、六地发展到一千一万?是不是跳过一米五的横杆，便可以二米五、三米五地不断跳过去?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一个贾宝玉，提炼黛、钗、湘、探、妙、晴、紫，就一定能把尤二、尤三、凤姐、夏金桂提炼成同等层次的人物?不然。人的思维容量、思维冲力都是有限度的，这正如人的跳跃力、忍耐力是有限度的一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在创作中可以产生思想飞跃，这种飞跃在常人看起来可能是非凡的，但这种飞跃，这种思想力又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是无限度的。牛顿虽然伟大，然而没有想到否定上帝;鲁迅思想虽然激进，但是没有想到拒绝母亲塞给他的朱安;汉武帝虽然伟大，但没有认识到人不能成仙。曹雪芹虽然伟大，虽然把凤姐形象提炼到悲剧下场、提炼到人才难得、远胜男性，但对该形象的红粉骷髅的含义尚没有想到割舍，对红楼二尤、女子是尤物的旧思维框架也未曾想到动手术，这就给伟大的《红楼》留下了癜痕。何况，现实生活中年轻女姓不尽神圣完美这一现实也强有力地制约着作者，使他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凤姐形象的寓示性所以这么矛盾，留有这么多的问题，症结怕就在这里。
     以上三点，第二点是生活给曹雪芹提出的难题，第一点是构思伟大作品必然碰到的问题。
    第三点有猜测性，如果所猜还算有据的话，是思维过程中难免留下的问题。曹雪芹是个伟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讲其卓越，成了规矩，讲起局限，似乎就不太顺当，不那么维护民族尊严。窃意以为不然。伟大人物的成就是一个大的圆圈，它比常人的范围要大得多。但正因为其大，其向外接触的未臻范围也比常人大得多，也许只有认真探讨其未臻之界域，才更能确定其成就的伟大。伟大人物的缺失所在，正是事业发展的新起点和契机。从这种地方再往上走，中华民族就会更辉煌。现在已有人似乎是严肃地声称他的作品一定会超过《红楼梦》，这种气魄很好，但气魄不就是成就。只有从已有成就的顶峰再往上攀登，中国文学才会真正超越《红楼梦》。
    原载：《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原载：《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