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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如何评价高鹗续书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施胜平 参加讨论

     现在通行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楼》,并非完全是曹雪芹一人的手笔。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计划并没有完成,到他死时仅写完前八十回,在清乾隆中叶,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题名曰《石头记》。八十回以后曹雪芹是否还有残稿,现在已无法断定。大约在曹雪芹死后的二十八年,即一七九一年,出现了由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连同前八十回由程伟元用活字版印行,成为百二十回本,题名曰《红楼梦》。卷首刊有高鹗、程伟元的序。高鹗,程伟元首次用活字版刊行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对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历史小说的广流传,让读者看到一部有头有尾完整面貌的作品,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但是对后四十回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以清代裕瑞为代表的评论者,完全否定后四十回,他在《枣窗闲笔》中说鬣:“一善俱无,诸恶备具之物”。“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俞平伯,则主张将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拦腰砍为“两橛”,认为“离之双美,合之两伤”,这是形而上学的评论方法。决不是对后四十回的正确评价。他们评价作品的标准也是非常荒谬的,说什么曹作与高续所以不同,是因为两个作者“个性”的不同,“陆格嗜好底差异”,用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观点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尺子。
     今天我们正处在批林批孔、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高潮中,这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彻底革 命,需要我们对中国历史上、文学史和小说史上各种思潮、流派,是尊儒反法,还是尊法反 儒,是革新前进还是保守倒退等重大问题,用阶级分析和路线斗爷的观点,认真分辨清楚,以便正确总结历史上各种思潮斗争的经验教训,增强识别能力,对推进我们今天的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有益处的。
     综观《杠楼梦》全书,我们认为对后四十回的评价,必须遵循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既要肯定其不可抹杀的功绩和贡献,又要看到其严重缺陷。
    (一)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它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衰亡史的描绘,宣判
    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总趋势和封建贵族阶级“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命运。高鹗续书的
    功过,首先应孩考查他对这个关键问题完成的如何。我们认为高鹗通过具体描绘,通过生动
    的艺术形象,基本上予示出这样的趋势;四大家族所代表的整个封建社会,年年内已经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给我们的印象是凄凉萧索,家败人亡,“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趋势,已经形成了。如“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家,元妃、迎春、贾母、王熙风等相继死亡,宝玉出家,惜春为尼,余财被“盗”,革职抄家,接踵而至,家资丧失罄尽,庄田所剩无几。感伤,惊恐、忧郁,象乌云浊雾一样能罩着“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整个贾府。再看“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家,它不仅早就是四大家族中显赫之家,荣耀繁华异常,王子腾出京则统帅九省军队,入京则为内阁大学士,出将入相,不可一世;但好景不长,王子腾刚被提升为内阁大学士,尚未走马上任,便一命鸣呼,死在路上,后来又因海疆的事情,被御史参了一本,王子腾任上亏欠的公款,着令其弟和侄赔补,王家从此急剧衰败下去。到后来,王熙凤的胞兄王仁甚至勾结邢夫人的弟弟邢德全,想以出卖自己的外甥女巧姐,捞一批钱,可见已败落到何等地步了。薛家比贾家和王家败落得更早,从贾母赞宝钗享得富贵,耐得贫贱 的话语中,便可略知一二,贾母道:“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头里他家是这样好,他一点不骄傲,后来她家坏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待到薛蟠路过太平县打死酒店堂官张兰被关进监牢,京都的“皇商”已经退掉,当铺全给了别人,亏空的银子已无从赔补了。史家比薛家衰败更早。与四大家族有关的其他官僚集团也几乎是“一损俱损”,“六亲同运” 了。
     对四大家族的衰亡,曹雪芹除在开始用隐晦的手法给读者以暗示,在前八十回的具体描写中偶尔提及。其具体衰亡过程的描绘,还是在续写的后四十回。这是高鹗续写《红楼梦》的第一个功绩。
     还应该看到,高鹗在续书中,虽然描绘贾府的生活和人物活动,文笔有些艰涩,但他却扩大了《红楼梦》描写社会生活的范围,能够更广泛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风云和阶级动向。通过贾政出任江西粮道,使我们更具体的看到了官场的贪贿和敲诈;通过薛蟠的入监和释放,反映出的官官相护,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历历如画;通过对何三一伙“强盗”洗劫贾府,深列表现了阶级矛盾急剧激化。帝辇之下尚且如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更可想而知。社会的动荡不安与四大家族的衰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整个封建社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难以逃脱的天崩地解的厄运,大似地震爆发前的鸟飞狗跑,虎奔狼嚎的惊慌之状。
    “树倒猢孙散”的历史命运,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鲁迅先生说:“后四十回虽数量只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超,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
     鲁迅先生不仅对高鹗所续四大家族的结局,给予基本肯定,认为“颇符”,而且也指出高鹗的缺陷是“结末又稍振。”的确,高鹗在“结末”画蛇添足地加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
     虽然前八十回“仅露悲音”,可是曹雪芹在《杠楼梦》第五回《飞鸟各投林》一曲中,就明确予示了四大家族的结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净!”从脂砚斋对《石头记》的批注中也可以看出,贾家将“事败”、“抄家”,甚至连贾宝玉也曾被关进监狱。“好了歌”和“好了歌”注解中,也有类似的暗示。
     高鹗写贾家的结局,不仅有“沐皇恩”“延世泽”的复苏,而且有“兰桂(蕙)齐芳”, “家道复初”的予示,与前八十回出入颇大。
     所谓“兰桂(蕙)齐芳”,指的是贾珠,李纨的儿子贾兰和贾宋玉,薛宝钗的儿子贾桂(蕙),都是金榜题名,最后都做了高官。这虽然属于“未便予说”的“后书”,却画龙点睛地表示了高鹗的内心理想和愿望。
     所谓“家道复初”,是说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并没有一败涂地,而是让贾家“善者修缘,恶者悔祸”、“沐皇恩”、“延世泽”。贾赦、贾珍遇赦释放;贾珍不仅免罪,而且仍袭宁国府三等世职;贾政不仅接替贾赦承袭荣国府的职衔,而且进一步擢升为工部郎巾;查抄家资全部发还。高鹗力图这样告诉读者:四大家族并没有彻底破败衰亡,而是经过一度风波之后,在“浩荡皇恩”的庇护下,重整家业,再度复兴,后继有人,子孙绵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鹗在后四十回的结尾处,玩了一个以假乱其的“掉包儿计”,用白茫茫一片大雪的自然环境的描写,冒充曹雪芹“落了片自茫茫大地真乾净”的政治寓意,乃是貌合神离的拙劣笔法。明显的歪曲曹雪芹写大悲剧的主题。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深刻指出:高鹗考进士的“心志未灰”,功名心重,与曹雪芹“贫病交攻”的景况,穷愁潦倒的身世“绝异”。所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乾净者矣。”鲁迅一针见地指出了造成《红楼梦》及其补续之所以有很大差别的根本原因,是在于高鹗与曾雪芹的身世经历,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迥然不同。
     毛主席曾经这样精辟的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极、农民阶级和无产阶极,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久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88页)
     曹雪芹、高鹗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里程,已经走到它的“末世”,面临着总崩溃的前夕,封建统治阶级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纸老虎”。清王朝既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王朝,它本身也已经由兴盛开始转向衰败,正在一天天烂下去。这时的中国社会,虽然还是封建社会,但是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正孕育着新的阶级力量的诞生。曹雪芹之所以是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就因为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社会性质转折时期,萌发了新的意识形态,用他的创作实践,宣判了旧制度的必然崩溃,旧势力的必然灭亡,予示了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因此,《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曹雪芹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作家。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虽然也写了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破败、死亡、革职,抄家等“大故”,从艺术形象所展示出的趋势看,是每况愈下,处在日薄西山的危局中。虽然如此,高鹗毕竟是个 “进士”迷,他不甘心让封建社会最后灭亡,总是企及图将《红楼梦》纳入“不谬于名教”范畴。因此,最后强使之安上一个光明的光圈。企图使封建社会继续苟延残喘。凡此种种,然应给商鹗一定的评价和肯定,但是,我们决不能把高鹗的名字同曹雪芹的名字相提并论,我们也决不能对《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一视同仁。
    (二)
    高鹗能够遵循曹雪芹的设想,写出“钗嫁黛死”,“宝玉出家当和尚”的生动情节,宝黛以叛逆思想为基础的爱情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并且写得还具有感人力量,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在这一点上,高续打破了那些“使有情人尽成眷属”、“私订终身后花园,才子落难中状元”。最后“奉旨结婚”、“夫荣妻贵”、“子孙绵长”等美化封建统治阶级,低级庸俗的“大团圆”结局。我们再看,与高鹗同时代或稍后的其他《红楼梦》续书,如《后梦》、《复梦》、《其梦》等,正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这些狗尾续貂之作,不管它们打着什么样的招牌,变化什么扬黛抑钗,或扬钗抑黛等花样,均为政治上反动艺术上拙劣的货色。而高鹗不仅完成了这个“小悲剧”,并且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一定高度。因此,《红楼梦》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功绩,当然主要应该归功于伟大作家曹雪芹,高鹗也是应孩分享的。
     高鹗还比较成功地续写了一些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贾母就是一例。曹雪芹在前八十回对她虽有含沙射影的贬意,但毕竟写得隐晦、含混,这同曹雪芹对贾政、王夫人等的态度,有些类似,写到这个家族中贾宝玉的直系长辈,总不敢放笔直写,往往是闪烁其辞。高鹗却没有这种顾忌,他写贾母对黛玉的态度,比前八十回,就深入了一步。贾母是黛玉的外祖母,平时也“疼爱”黛玉,别人也说黛玉是贾母“心坎上的人”;但是,贾母“疼爱”黛玉是有界限的,并不是真正“疼爱”。她不仅借“凤求鸾”的话头,大骂“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搞恋爱的“佳人”,对黛玉的“越轨”行为提出警告,而且当她从花袭人那里风闻到黛玉的心事时,就板起面孔说道:“孩子们从小在一块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的本分,我才心里疼她。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她了!其后,贾母义了解到黛玉和宝玉恋爱的细节,并且生病也是由此而发的“心病”,贾母便凛若冰霜地说:“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在黛玉病重时,一直到临死,贾母都很少去看。听到黛玉的死讯,方面不打自招的供认:“是我弄坏了她了”;一方面还责骂黛玉“忒傻气”。黛玉临死之前,曾对贾母说:“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这决不是黛玉对贾母的忏悔,而意思很明白:你平时疼我,都是假的!我算看透你了!联想一下,黛玉作恶梦中贾母的冷酷无情,不是给黛玉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脚么。这是高鹗续书的成功之处,也可以说是高鹗比曹雪芹前八十回写的还深刻的地方。但是,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却说:“贾氏诸人对黛玉这样冷酷,文情似非必要,情理还有可通。至于贾母是黛玉的亲外祖母,到她临死之时,还如此的没心肝,真是出乎情理之外。”并且说:“象高氏所补,贾母简直是铁石心肠,至临尸一恸的时候,还要责备她傻气,这成什么文理呢?”俞平伯总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只认得“文情”和“文理”,却回避阶级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贾母的表现,正是暴露统治阶级的残酷和虚伪,也正说明了宝黛悲剧是统治阶级的压迫造成的,黛玉之死,是贾母们“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必然结果。宝黛的爱情悲剧本身就包含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内容。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红学”派,也把《红楼梦》歪曲为“男女恋爱的主题”,这就证明它与地主资产阶级新旧“红学”派一样,企图抽掉作品的阶级性,换上人性论的内容,这是枉费心机的。
     高鹗完成了贾宝玉、林黛玉两个叛逆者的悲剧结局,是一大功绩,但是他却严重歪曲了 宝黛的叛逆性格,在贾宝玉和林黛玉思想里注入了孔孟之道的毒素,大大削弱了两个叛逆形 象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高鹗续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思想性格发展变 化,就可以看到,高鹗所写的悲剧与曹雪芹所予示的悲剧,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八十二回林 黛玉和贾宝玉有一段对话。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
     比不得头里。”……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
     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
     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
     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
     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
     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学过。内中也有尽情尽理的,也有清
     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
     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
     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她跟前驳回,只在鼻子里笑了一声。
     这那里是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曹雪芹塑造的林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也从来没有这样“势欲熏心”,更不会讲出如此不堪入耳的“混赈话”。显然,这是高鹗在续作中,有意篡改了林黛玉的思想和性格。这与曹作前八十回贾宝玉所痛骂的“朦蠹”薛宝钗还有什么区别?不是同流合污了吗?林黛玉封嫌薛宝钗,不成了以五十步笑百步了吗?贾宝玉挚爱林黛玉而厌弃薛宝钗的思想基础,又从何谈起?以此而论,《杠楼梦》里,以“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为标志的两种政治思想的矛盾,两条生活道路和尊儒与反儒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就不斗自灭了。
     在这里,贾宝玉似乎还保留着反对仕途经济,反对八股科举的应有的叛逆思想。其实不然,细看后四十回的贾宝玉,与前八十回的贾宝玉相比较,也有很大的差距,高鹗在后四十回的回目上就写“奉严词两番入家塾”。写他“不敢违拗”贾政的胁迫,只好乖乖地去“念书”,接着就俯首贴耳的去接受贾代儒的八股说教,津津乐道地奉贾政之命,大作“后生可”,“惟士为能”,张口一个“圣人”,闭口一个“圣人”的八股“破题”了。在后四十回里,贾宝玉反对八股取士,反对为官作宦的叛逆精神大大削弱了。在一百一十九回写贾宝玉那样热衷于功名,看重举人,对王夫人那样充满母子之情。临进考场时,让他跪在王夫人面前,“满眼流泪,磕了三个头”,亚说:“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报答。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最后让贾宝玉走进考场,“高魁贵子”,中了第七名举人。这是让贾宝玉自食其言,变成了自己曾经深恶痛绝的“国贼禄鬼”。贾宝玉最后出家当和尚,本来是反对孔孟之道,不愿与封建卫道者们同流合污,而采取的坚决行动。这种反抗形式固然也是消极的,但毕霓还有一定的要与贵族阶级进行决裂的积极意义,与前八十回贾宝玉的思想性格还有一致之处。高鹗却把贾宝玉的出家写成了“入圣超凡”、“成佛作租”,所胡 “一子出家,七租升天”,还让封建皇帝敕封为“文妙其人”的道号,让贾宝玉披了大杠猩猩斗蓬拜别他的父亲。这其是无奇不有,荒唐可笑!
     高鹗这样安排贾宝玉的结局决非偶然。他在九十二回中就让贾宝玉给巧姐大讲《女孝经》、《列女传》,津津乐道地宣扬“贤”、“孝”,“节”之类的封建道德。可见,高鹗笔下的贾宝玉,早已不再是孔孟之道的反对派,简直成了孔孟之道的吹鼓手。高鹗强使贾宝玉接受薛宝钗的“移花接木”之计,让贾宝玉自食诺言,把爱林黛玉之心,渐渐移到薛宝钗身上,把了解自己的“知己”林黛玉,换成了薛宝钗。说什么“到底她还是知道我的心,别人那里知道!”甚至庸俗不堪的大演什么“一个有意负荆”,“一个无心拒客”的丑剧。最后还让他给薛宝钗留下遗腹子,以示封建的贵族阶级,封建正统的卫道者,能够后继有人,接继“艳世”。贾宝玉早已不再是封建世俗婚姻的叛逆者,自主婚姻的追求者,而是成了封建婚姻的顺从者,“父母之命,媒妁之雷”婚姻的遵循者了。高鹗这样描写贾宝玉,减低了反对孔孟之道的积极意义,损害了形象的完整统一。
     (三)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发展、命运和最后的归宿不仅鲜明的体现作者的阶级爱憎,而 且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往往熔铸着作者的身世、思想,戚情、立场和世界观。在曹作与高 续的《祖楼梦》中,人物前后的不同,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前八十回,所描写的贾宝玉的 叛逆性格和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就有着曹雪芹的某些生活影子熔铸其中(但这决不是胡适、 俞平伯之流所说的“自皴传”)。同样,《杠楼梦》后四十回在描写人物时,也毫无例外地 反映着高鹗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
     高续所描写的人物思想变化和最后归宿,大致有三类情况:一类是基本上符合曹作前八
    十回所予示的人物思想发展的逻辑和结局。如薛宝钗、元春、李纨、妙玉、迎春、惜春,湘云、袭人等,一类是基本上违背了曹雪芹所予示的人物思想发展和最后归宿。如探春、王熙凤、香菱、平儿等;第三类是结局基本上符合,但在具体描写中性格有很大歪曲,耍¨贺宝玉,林黛玉等。第三类上面已做分析,这里着重分析前两类。
     第一类情况,以薛宝钗为例。后四十回中的薛宝钗保留了前八十回作为封建阶级“淑女”的性格,依然是“宽厚待人”,“有耽待、有尽让”,享得富贵,耐得贫贱,别人待她好,她也“安顿”,别人待她不好,她也没什么“烦恼”,总是“温厚和平”,她的“心胸儿,脾气儿”,仍然是贾母等人心目中“百里挑一的”。而且在思想上,薛宝钗仍然具备“禄???”和卫道者的特征,不断劝说宝玉“以人品根柢为重”,“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薛宝钗依然奉行着“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依然是封建世俗婚姻的维护者。薛姨妈问宝钗愿意不愿意和宝玉定亲时,薛宝钗一本正经地对母亲道:“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后来,按“掉包儿计”出闺成大礼,她也毫无怨言。
     后四十回不仅仅是保留了薛宝钗原来的思想性格特点,而且还根据薛宝钗由姑娘到宝二奶奶的地位变化,合情合理地描写出了她思想性格的发展。做姑娘时,为躲避嫌疑,她对宝玉若即若离,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度,对宝玉的“劝勉”也适可而止,见机行事;和宝玉结婚以后,“你我既为夫妻”,不仅说话没有避忌,甚至不顾贾母,王夫人的“深怪他造次”,也不管他人的“埋怨”和“诽谤”,采取所谓“一痛决绝,神魂一归”之法,把黛玉“亡故”的消息告诉宝玉,“窥察宝玉的心病,暗下针砭”。不顾别人的颜色,一意孤行的事情,在做姑娘时,是不会有的。在当了宝二奶奶之后出现,并不过分,符合薛宝钗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因为薛宝钗虽然表现上“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灵魂深处却是极端利己,极端自私,她的“小恩小惠”的施舍,也是出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龌龊动机,这与她一贯行为的思想基础是完全一致的。
     最后,贾宝玉毅然决然,愤而出家,薛宝钗只好“独守空房”,“寡居终身”,难逃封 建礼教牺牲品的可悲下场,这就证明,卫道者们将同他们竭力维护的封建大厦,同归于尽。
     除薛宝钗之外,其他如花袭人的“巧伪人”哲学,元春早卒,惜春为尼,妙玉遭劫,以 及迎春被“中山狠”折磨而死,等等,都基本上符合曹雪芹前八十回的予意。
     第二类情况,高鹗基本上违背了曹雪芹所予示的人物思想发展和结周。
     贾府里的贾探春,在曹作前八十回里已经鲜明的予示了她不好的归宿:“一片大海,一 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并题有“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从画意和诗情中明显的予示探春远嫁海疆,情景悽惨,境遇不好,总是在悲悲切切中度日月。即使侥幸回娘家探亲,也总不免涕泪交流。可是高鹗写探春高高兴兴的远嫁,临走时怕贾宝玉不忍分别而伤心,便大谈“纲常大体的话”,把贾宝玉教育一番,才坦然“放心辞别众人”而去;服色鲜明的回来探亲,津津乐道的大谈婆家如何好,丝毫没有悲泣之状。这与“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予示也是违背的。再如王熙凤,按曹雪芹的原意,抄家后,她搞的隐私弊端充分暴露,被贾府休弃,痛哭流涕的返回金陵。最后的结局是不堪设想。高鹗虽然也写了她抄家后隐私败露,羞愧成疾,惟求早死。但又通过“散余资贾母明大义”一回,不仅让贾母可怜她被抄,还分给她三千两银子和其他衣物,而且还照样关心她,“疼她”,王夫人等安慰她。亚写她病好后,又干了一番“事业”,最后让她病死在贾府。更严重的是在一百零六回、一百一十三回中,写王熙凤临死前,似乎从“权”和“钱”的迷梦中醒悟过来,有所忏悔似的说:“挣了一辈子强,偏偏落在人后头了!”“我如今也后悔我的心忒窄了。”如此等等,这和曹雷芹笔下的王熙凤是大相背谬的。曹雪芹写王熙凤是一个狡猾、凶狠、阴险、毒辣,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至死不会回头的顽固派,口密腹剑式的人物。象这样的反动家伙,也能在一刹那之间良心发现,幡然悔悟过来。这不是意味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性可以改变吗?嗜血成性的反动派,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吗?这正是孔孟之道一再宣扬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喝也哀”的反动人性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本来是一个庸懦无能而又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曹雪芹是把他作为儒家正统人物典型来加以揭露和鞭挞的。在高鹗笔下的贾政却摇身一变,成为竭力歌颂的正面典型。写他任江西粮道时廉洁奉公,只是下人营私舞弊,自己却是出污泥而不染,两袖清风。不仅没有贪赃肥己,而且反从家里拿了很多银子作了补贴。后来贾家被抄家时,贾赦、贾珍被革职流放,独贾政官职稳坐,财产分文不动,而且在《复世职政老沐天恩》一回里,不仅称他为“政老”,还让他取代了贾赦,承袭了荣国府的世职。通过贾政形象的改变,高鹗的尊儒,崇儒,不甘心让贵族阶级的彻底败落的思想,不是很清楚了吗?
     很显然,作了举人老爷还不满足,还一心想中进士的高鹗,他不愿意贾探春、王熙凤、贾政之流有更坏的命运。这同曹雪芹用《杠楼梦》宣判封建制度末日来临,予感到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不配有好的命运,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高续对前八十回所描写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们的最后归宿,也不顾曹作的原来安排,
    用自己的思想观点作了随心所欲的篡改。丫环香菱就是其中一个。香菱本来一直商给薛蟠作妾,曹雪芹原来予示薛蟠娶妻后,香菱被河东吼夏金桂折磨而死,正所谓“根监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在高鹗的笔下写夏金桂死后,薛蟠把香菱扶正,成为薛蟠的正配夫人,并为薛家生儿育子,使薛家后继有人,作为结局。同样按曹雪芹的原意,平儿也没有扶正之意,而是每况愈下,其苦不堪。
     很清楚,高鹗写平儿、香菱的被扶正,正是抹杀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阶级界限,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人为地、空想地架起一条往来无阻的桥梁。这是阶级调和论,完全是欺人之谈!其目的,是粉饰封建统治者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本质,否定封建社会末期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极斗争,这同曹雪芹的反封建、反孔学的进步政治倾向,没有什么一致之处。高鹗和曹雪芹的这种政治上的差距,决不能用俞平伯们的“个性”不同,和“性格嗜好底差异”等人性论的观点来解释,只能从高鹗和曹雪芹的思想、身世、立场和世界观中去找原因。
     通过对后四十回的简略分析,通过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功过比较,这样一个问题值得 我们注意:就是作家的思想和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
     从整个《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高鹗,还是曹雪芹,凡是创作成功的地方,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真实地再现历史面貌的篇章,无一不是作家思想和世界观中的 进步因素起指导作用的结果;而凡是败笔,表现出严重局限性的地方,都是作家世界观的落 后甚至反动因素的影响。
     在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上,历来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在文艺战线斗争的重要问题之一。马列主义认为,世界观对创作方法起着决定的指导作用。现代修正主义者则认为创作方法可以突破世界观的局限,具有落后甚至反动世界观的人,也可以创作出先进的文艺作品,其目的是在于否认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指导和决定作用,从而达到反对义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和世界观的不断改造,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从胡风到周扬,从刘少奇到林彪,无不如此。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曾公开提倡地主,资产阶级一贯主张的“灵感论”,这是他政治上的“天才论”,唯心史观在文艺上的翻版。这种反动的修正主义谬论,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但是,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搞掉一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线产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提高警惕,继续革命,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成情的转变放在第一位,不断肃清修正主义的流毒和影响,坚持斗争哲学,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艺而奋斗!
    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4年5期
    
    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4年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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