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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众所周知，胡适在二十世纪初建构其以自传说为中心的新红学大厦时，是把《随园诗话》的有关记载予以适当修正以后，用为一块重要基石的。他曾如此引用袁枚《诗话》卷二的文字——括号内为其自作解释： 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间：“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搂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坊间刻本无此七字）。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此四字坊间刻本作“雪芹赠云”，今据原刻本改正）：“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指出，“我们现在所有的关于《红楼梦》的旁证材料，要算这一条最早”，“近人征引此条，每不全录；他们对于此条的重要，也多不曾完全懂得”[1]。他所理解的重要三点，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和大观园即随园两点被接受，曹雪芹是曹寅之子一点则被否定。除对大观园即随园一点有异词外，胡适对《诗话》的取与舍，在属稿未定之际就得到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认同。在给胡适的信中，他肯定说，“《随园诗话》里，说雪芹是曹寅之子，是一误。说雪芹‘距今已百余岁矣’，是二误”[2]。这些后来都被绝大多数红学家所采信。不必列举数不胜数的权威红学论著，只要看看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韩进廉《红学史稿》、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等红学史著作对《诗话》的介绍方式，对此就会一目了然。 但是，信者甚众并不等于就已经是绝对真理。或许正是从这样的学术理念出发，欧阳健先生以勇敢的学术创新精神，自九十年代初起即向以“胡说”为逻辑起点的二十世纪主流红学发起了挑战。非常有趣的是，他用来摧毁胡适新红学大厦的炮弹之一，同样是《诗话》卷二和卷十六的两条材料。后一条云： 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三首深得竹枝风趣，尾署“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于啸崖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相应。雪芹者，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 欧先生在一篇有关《绿烟琐窗集》的考辨文章中，对《诗话》全书及以上两条涉红材料作了如此认定： （1）《诗话》是可靠材料，因为它是公认为继叶燮《原诗》之后清代最富学术价值的诗话著作； （2）上引卷二“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非《诗话》原刊本所有，乃系道光四年被人篡改擅加，与明义《题红楼梦》诗被有意从二首伪增成二十首相呼应，是不能作数的； （3）“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之“红楼”乃妓院之别称，明义的《题红楼梦》二首确为咏妓之作，《诗话》所述曹寅之子雪芹所著之《红楼梦》，其内容是备记他随父曹寅在江宁织造府生活期间的“风月繁华之胜”，当是与长篇小说《红楼梦》同名的另一部著作，《诗话》不存在误会； （4）成啸崖为袁枚同时人，距曹寅任江宁织造约称百年，这一时间概念，袁枚绝对不会弄错[3]。 四年以后，有学者提出商榷，全面否定了以上四点认定，批评这位学者能怀疑从脂本、脂批到《春柳堂诗稿》、《枣窗闲笔》等一大批材料的真实可靠性，却惟独把《诗话》的记载奉为一字不可易之圭臬，近乎指鹿为马。 对此，欧先生针锋相对地以《袁枚〈随园诗话〉的认真》为题撰文答辩说，无论是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还是考证《红楼梦》的版本演变，都必须认真面对袁枚的《诗话》。该文批评胡适当年未能认真面对《诗话》的不老实做法，坚信《诗话》是南京人说南京事，此书在袁枚生前就已经刊行，且有多种版本可资参校，当然更为可靠，雪芹确实是曹寅的儿子；并由《随园诗话》叙曹寅、陈鹏年事，引出宋和《陈鹏年传》提到的康熙四十四年（1705）“嬉而过于庭”的“织造幼子”，推测“曹寅其时既有‘幼子’，则必有长子在”，“幼子”很可能是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曹颙，此长子应长曹颙10岁，方赶得上目睹身历那“风月繁华之盛”而“备记”之了，他既与《红楼梦》的写作毫无关系，又与敦诚友人曹雪芹迥不相涉，后者与小说《红楼梦》的器度志向亦不符。在结尾部分，他毅然写道：“凡此种种，都已严峻宣告：一切想从江宁织造曹寅家中去寻找曹雪芹的尝试都是徒劳的，是一条注定走不通的死路。”[5] 1999年，欧先生又从正面同时在两篇论文和一部大著中重申和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一文声称专就曹雪芹究竟是曹寅之子或曹寅之孙的问题进行讨论，但除了再次不满红学家们漠视袁枚的记载外，并没有提供新材料，也没有考虑别人的质疑看法[6]。 另一文再次由《诗话》叙到陈鹏年事而提到宋和《陈鹏年传》中的“织造幼子”，并指出他就是1983年发现《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档案材料中的“曹寅之子曹颜”；而此档案中的“曹寅之子曹顺”，当康熙四十四年“织造幼子”“嬉而过于庭”时已28岁，完全具备写作“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之《红楼梦》的主客观条件；至于另一件档案，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内务府奏曹寅办铜尚欠节银应速完结并请再交接办折》，虽载明曹顺为曹寅之弟曹荃之子，但本身是一份处理具体事务的回报材料，可靠性、准确性就差得多了[7]。 与友人合撰的大著则专节叙述了其这方面观点的发展经过，一再提出必须重新认真面对《诗话》[8]。 一位十分推祟一切从头开始、敢于怀疑众多红学早期文献的学者，近些年来不断撰文呼吁学术界重新面对《诗话》，这是为什么？而且，有事实表明，这位学者并非是孤掌独鸣。例如，台湾魏子云先生就曾在一篇文章中以赞同的口吻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乃江宁织造曹寅之子，袁子才就说到了”[9]。 更重要的是，以上的简要介绍表明，围绕《诗话》两条涉红材料是否完全可信的论争，实关乎以胡适新红学为逻辑起点的二十世纪主流红学是否真的该弃若敝屣的重大问题。耐人寻味的是，二十世纪初胡适等人确定曹雪芹是长篇小说《红楼梦》作者，有赖《诗话》；世纪末有人否定曹雪芹为长篇小说《红楼梦》作者，说曹寅之子仅仅写了一部与《红楼梦》同名的风花雪月之作，亦借端于《诗话》，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有鉴于此，笔者响应欧先生的呼吁，本着信者从信、疑者从疑的精神，就此进行了一些查阅和思考，准备重新认真解读《诗话》。……要探寻《诗话》的正确性，首先要追究—— 三、《诗话》的版本 迄今为止，除顾学颉、王英志等曾简略提到该书的数种版本外，学术界无人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为此，笔者遍访了在京的各大图书馆，并前往袁枚生前居住地，查访了南京图书馆，得以获见此书清乾隆至民国间的近30种版本，绝大部分为首次发现，有些还可以说是重要的发现。各本中卷十六那条材料均同本文第一节所引，卷二那条文字及肿《补遗》卷数则颇有不同。现将所得各种版本及其卷二涉红材料的具体情况公之于众： 1.北京图书馆藏《随园著述十种》内第五至第六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前者扉页题：“乾隆壬子（五十七年，1792）春镌，《随园诗话》，本衙藏板。”后者扉页题：“嘉庆元年（1796），《续刻随园诗话》，本衙藏板。”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同此。卷二那条文字为：“康熙间曹练亭……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我们把它称为A型。 2.北师大图书馆藏巾箱本《诗话》十六卷，《补遗》四卷。前者扉页已无，后者扉页题：“乾隆乙卯（六十年，1795）夏镌，《随园诗话补》，小仓山房藏板。”卷二那条作：“康熙间曹练亭……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文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我们把它称为B型。注意，“文观园”而非“大观园”。 3.南京图书馆藏嘉庆元年刻的《补遗》八卷，扉页题：“嘉庆元年，《续刻随园诗话》，本衙藏板。” 4.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巾箱本《随园三十种》（藏书卡片作“乾隆嘉庆间家刊”），内第五至第六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前者扉页题：“己巳年（嘉庆十四，1809）刊，《随园诗话》，随园藏板。”A型。 5.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同治五年（1866）重刻巾箱本《随园三十种》，内第四至第五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前者扉页题：“道光四年（1824）新刊，《随园诗话》，三让堂藏板。”B型。 6.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光绪十八年（1892）重刻巾箱本《随园三十种》，内第五至第六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前者扉页题：“己巳年刊，《随园诗话》，随园藏板。”A型。 7.北师大图书馆藏光绪十八年上海图书集成书局石印本《随园三十六种》，内第三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A型。 8.北大图书馆藏光绪十八年袖海山房石印巾箱本《诗话》十六卷、《补遗》四卷。除“大观园”而非“文观园”外，基本同B型，我们把它称为C型。 9.北大图书馆藏光绪十八年勤裕堂交著易堂铅印本《随园三十八种》，内第二、三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C型。 10.北师大图书馆藏晚清上海文明书局石印《随园全集》三十八种，内第三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C型。 11.北师大图书馆藏宣统元年（1909）上海铸记书局石印《诗话》十六卷、《补遗》四卷。C型。 12.北大图书馆藏宣统二年（1910）益州重刻《随园三十二种》，内第四、五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A型。 13.北大图书馆藏民国三年（1914）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增图《诗话》十六卷、《补遗》四卷。C型。 14.北师大图书馆藏民国五年（1916）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冒广生校点《批本随园诗话》，上册原文卷二为C型。批语作者为满人伍拉纳之子，与袁枚同时而略晚，并有数面之雅，又系封疆大吏之子，对于当时官场、文坛、社会风气及袁氏交往、《诗话》写作底细等等，均有相当了解。 15.南京图书馆藏民国七年（1918）上海文明书局铅印《随园全集》四十种，内第三、四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C型。 16.首都图书馆藏民国八年（1919）上海柿叶山房石印足本《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A型。 17.南京图书馆藏民国十年（1921）上海著易堂铅印《随园四十三种》，内第二、三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C型。 18.北师大图书馆藏民国十年上海中华图书馆铅印《随园全集》四十种，内第三、四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A型。 19.南京图书馆藏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会文堂石印谢氏详注《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A型。 20.北师大、北大图书馆藏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扫叶山房石印《随园全集》四十三种，内第三、四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C型。 21.南京图书馆藏民国十九年（1930）国学书局铅印《随园全集》四十三种，内第三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A型。 22.南京图书馆藏民国上海校经山房、成记书局石印《随园全集》四十四种，内第二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A型，但“八驺”之“八”错为“人”，“校书”前多“女”。 23.北师大图书馆藏民国上海扫叶山房铅印雷氏笺注《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A型。 24.北师大图书馆藏不明具体刊刻时间、地点之清刻小版本《随园全集》二十六种，版式不同于以上各种，内第七、八函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A型。 25.北大图书馆藏不明具体刊刻时间、地点之清刻巾箱本《随园三十种》，版式不同于以上各种。内第四、五为《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A型。 26.北大图书馆藏不明具体刊刻时间、地点之清刻《诗话》十六卷，版式不同于以上各种。B型。 27.南京图书馆藏清末石印本《诗话》残存前五卷。C型。 除以上各种印本外，笔者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发现一部蓝格精写《随园诗话原稿》（复制本）。此本缎面装封，高25cm，宽16cm，内框高17.5cm，宽12.3cm。扉页题：“储赐锦杏坊氏珍藏《随园诗话》。”又扉页：“窥见一斑。储杏坊珍藏袁子才先生旧稿本。”首有储小坊《弁言》，末有张绍石等《跋》。合而观之，此稿系储校园（字小坊，号小翁）与其父储赐锦，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南京袁氏随园故址发现，“其字古雅腴润，涉笔成趣”，“因依刻本分颠末，汇订一本”，“珍藏之”。但非原稿全部，正文连带页眉所加，共计284条，分上、下二卷，多为印本前两卷内容，但亦有印本所无或系印本两卷后文字者。内朱、墨二色划改、添加、点定之处甚多。卷下将尽部分幸而保存了印本卷二那条文字的原稿：“康熙年（‘年’划改为‘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每出，坐八轿中。……人以此莫不多曹也。……中有所谓文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红（此字前画添‘当时’二字）楼中有女校书尤（此字前添‘某’）艳绝。明我斋题云……” 至此，有关《随园诗话》的版本及其涉红材料的真相可谓大白于天下。第一，王英志先生说此书最早版本为乾隆庚戌（五十五年，1790）和壬子（五十七年，1792）小仓山房刻本[17]，此语本身既欠确当（如果庚戌、壬子两年两次刊刻，则只能说庚戌刻者为最早；如果自庚戌至壬子方刻成，则“和”只能改为“至”），又未指出版本来源。或许其语来自顾学颉先生校点此书的后记文字，但顾书同样没有指示任何版本实物根据。 就现在所能掌握的材料而言，此书的最早刊刻时间当是乾隆五十七年，即今国家图书馆等所藏。这次刊刻得到两位重要官员的资助（据《补遗》卷四），因而比较正规，不仅版形较大，字体端方，而且内文用语慎重，就我们最为关注的那条涉红材料而言，出现的是比较接近事实（相对其他版本）的A型。 第二，袁枚的确没有看过《红楼梦》，所以他不仅不清楚小说内容，想当然的以为是有关妓女的书，而且看到明义《题红楼梦》组诗手稿或抄件（二人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不断；明义诗作生前一直未结集刊刻）时，甚至把小序中“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的“大观园”看成了“文观园”，因而在诗话的原稿中直接出现了“中有所谓文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的笑话。 虽然在比较正规的壬子刻本中删去了这句话，但还是不忍彻底割舍，在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稍前的又一次比较不正规的巾箱本刻本中保存了下来。它的不正规既表现在字体的瘦劣，同时表现在内容的轻率和耸人听闻。就我们关注的对象而言，它甚至比原稿还离事实更远。或许出于表彰无名小卒以示胸怀广大的心理，他不顾事实，进一步把《题红楼梦》的作者换成了曹雪芹。于是B型文字出现，这就是北师大图书馆所藏。 紧接此后不久，满人伍拉纳之子就在这个版本上写出了批语。同时周春所见亦为此版本，并对其记载有取有舍。其《阅红楼梦随笔》提到“曹雪芹赠红楼女校书诗有‘威仪棣棣若山河’之句”，“袁简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 至于周春转述袁枚语中有“大观园”而非“文观园”，原因当在他自己读过《红楼梦》，知道作品中绝无“文观园”之说，从而把此刻本中的“文”看做误刻，引用时就径直使用了本来的正确称呼。 第三，至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含A型材料的版本再次重刻，道光四年含B型材料的版本亦再次重刻，到光绪十八年（1892）前后，《红楼梦》几乎已经家喻户晓，“文观园”的错误才较多地被改正为“大观园”，于是此后基本是A、C型多次重刻，良莠并存不废。 第四，过去一般多以为道光四年刻本首次出现“中有所谓大观园……雪芹赠云”一段文字，显出失察。 于是，我们立即就会明白，一方面，胡适如本文开头那样引述《随园诗话》，在各种刻本中确实找不到根据，欧阳健先生批评胡适做学问的态度不十分老实，应该承认，就这一点而言，批评得对。但是，另一方面，胡适的引文又确实符合袁枚的本意，特别是与《诗话》原稿暗合。《诗话》原稿、乙卯稍前刻本、伍氏批本原文、周春的引述，四者都可证明，袁枚生前对《红楼梦》的态度确乎十分无知而又轻率。把《红楼梦》看做写妓小说的，也是他；把“大观园”看做“文观园”的，是他；进而把随园说成其故址的，也是他；把自己的朋友明义的题红诗说成曹雪芹自己的，还是他。《诗话》卷二“中有所谓大（文）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云云，绝非道光四年以后的增伪，应该作数。 注释： [1]《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页87、93、52、127、13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同上，页68。 [3]欧阳健《明义<题红楼梦>辩疑)，载《北方论丛》，1993，(6)。 [4]曲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真伪辩正——与欧阳健先生商榷》，载《红楼梦学刊》，1997，(3)。 [5]欧阳健《明义<题红楼梦>的辨伪和袁枚<随园诗话>的认真》，载《红楼梦学刊》，1998，(1)。 [6]欧阳健《重新面对袁枚》，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7]欧阳健《曹雪芹的时代》，载《明清小说研究》，1则，(1)。 [8]欧阳健、曲沫、吴国柱著《红学百年风云录》，页583—598，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9]魏子云《治学考证根脚起——从<春柳堂诗稿>的曹雪芹谈起》，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2)。 [17]王英志《袁枚与<题红楼梦>》，页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原载：《求真与问美——古典小说名著新探》。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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