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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Irony，又译作嘲讽、反语）是西方文论中一个古老的术语，原意是指一种说反话的修辞技巧，后来逐步发展为指诗的本意上表里虚实悬殊的一种结构原则、一种创作风格，乃至指象征艺术的一个支派等等。反讽手法尤为新批评派文论家所关注。反讽有别于讽刺。讽刺通过荒诞夸张等手法直接暴露现象与本质的矛盾，而反讽则往往通过对比传达出来，它一定是意在言外的。在反讽中作者与作品和人物拉开了距离，不把自己置于权威地位，而是引导读者作出审美思考和审美判断，去发现社会和现实的本质。反讽在西方小说中源远流长，而为中国传统小说所缺乏。中国传统小说中，追求善恶赏罚报应、结局的大团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伦理观念和民族心理，因此古代通俗小说创作难免要牺牲揭示人生真相的深度，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反讽。直到明清长篇小说的创作，作家才开始较自觉地运用反讽艺术，并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在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中，作家创造性地大量运用反讽手法，对中国小说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试图从人物刻画的角度分析《四大奇书》和《红楼梦》中的反讽艺术手法。 反讽的定义中体现了两种对立：一是字面义和实际要表达的意义的对立，这是反讽的基本含义；二是作品主题意蕴方面的矛盾对立，这是反讽深层的含义。它既可以表现为人物行动与情节事实叙述者的评价和对照，或是人物语言和人物自身行为的对照，也可以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品质行为、事件或情境的对照，这种对照使得所刻画的主要人物身上都存在着突出的矛盾。不仅有人物性格的光明和阴暗的对比，有人物刻画的表面和实质的对立，更有人物行为初是与终非的对比。对比就是反讽的基本特色之一，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对比越强烈、越尖锐，反讽的效果就越突出。反讽性作品就是通过一系列悖论性因素，如悲与喜、顺与逆、雅与俗，以及严肃与荒诞的对照性等的巧妙组织以获得一种审美效果。明清小说的作者正是利用这种对照组成言语结构表面与深层的对立，表现小说中主要人物内心世界情与欲、雅与俗、灵与肉的二元对立，以及作品主题的多重意蕴的对立。 《三国演义》一反《三国志》尊曹抑刘的写法，置刘备于小说叙事结构的中心位置，但作品所给予他的一些美德，如忠义、宽仁、长厚等却常常因刘备的着意张扬与夸大而显得不可信。对此，鲁迅先生有一经典评价：“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1]，并认为是写法上的失误。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历史上并未曾有过宽仁长厚的刘备，而作者为了要表达其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理想，在缺乏历史材料和现实基础的条件下，过分美化和夸张了刘备的仁厚忠义，因而显得苍白。其实不然，《三国演义》的实际描写并不十分褒扬刘备，而是在看似颂扬的外表下，运用史家“曲笔”的反讽手法，小心翼翼地游移于一味歌颂刘备的民间倾向和相对保留的正史立场之间，以一种不言而喻的褒贬叙事手法描写刘备，既表现刘备道德伦理色彩很浓的显性性格特征，更真实地展示刘备道德人格面具下的深层的隐性性格特征，即写“长厚”更显其“伪”。如他一再请诸葛亮出山，“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鸿略”，俨然以周文王、汉高祖自居。在甘露寺挥剑劈石，内心祷告的是“成王霸之业”，对孙权却说“破曹兴汉”。在成都称帝，更是与诸葛亮精心配合的滑稽剧：真心劝进与假意拒绝交替上演，令人哑然失笑。刘备始则以“岂效逆贼之所为”拒之，继而则以“勿令孤作万载之骂名”相辞，最终才亮底：“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也。”诸葛亮则认为“天与弗取，反受其祸”，并以部下因怨望而导致人心离散相威胁，刘备也就顺势应允了。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笔墨集中在说服与让步的微妙过程中，从而体现了刘备的忠中之诈。”[2]从得徐州到借荆州，从夺益州到进位汉中王直至最后自行称帝，在这种说服与让步模式的反复重演中，小说以隐晦的曲笔，将其他以明显的笔墨对刘备忠心报国的所有褒扬化解殆尽。当刘备在“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理论支持下，心安理得地攻城掠地，不断扩张，最终自立为帝时，他那忠君报国复兴汉室的宣言，又何其虚伪可笑！这不啻是对这位自称“帝室之胄”的当今“皇叔”所为之奋斗的“欲伸大义于天下”的所谓正义事业的辛辣嘲讽。 《水浒传》中最具有反讽意义的人物则是宋江，他是全书的焦点人物，从字面上看《水浒传》中的宋江，虽然不是梁山好汉中最骁勇善战、充满智慧谋略的人，但作者却意图把他刻画成一个忠孝仁义的人。他之所以能成为梁山义军众望所归的领袖，正是因为他的江湖义气。江湖上无人不知“及时雨”的名号，以至达到“望风而拜”的地步，那是由于他像及时雨一样慷慨好施，急人之难也，他一出场就救了晁盖等人，证实了他的义，可是他本人却根本不想造反。他认为“造反”是“弥天大罪”，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事。他迫不得已杀了阎婆惜，在避祸的过程中，也曾产生过上梁山的想法，但后来将军石勇一封家书便把他骗了回来，为什么？因为“父命”。宋江的父亲骗他回来，结果被官府捕去，判了个“刺配江州”。路过梁山泊时宋江对晁盖、吴用讲过一段话，这段话最能体现宋江在忠与义发生激烈矛盾时的真挚情感。当时晁盖、吴用等人想把解差杀掉，请宋江在梁山落草。但宋江沉痛地说道：“哥哥，你这话休提了，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是苦我。家中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教训，负累了他？前者一时乘兴，与众来要投。……父亲明明教训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气死！”（《水浒传》第三十五回）说罢，泪如雨下。就是这么一位看来忠义双全的宋江，如果我们仔细体会，不难发现作者笔墨之外的“褒贬”。比如在第三十五回，写宋江被官军围捕，宋江对他父亲说宁愿挺身出官，也不愿落到江湖朋友的手里！而在此之前的三十三、三十四回作者都浓墨重彩地大写宋江为诸好友指路投奔梁山，显然与此矛盾，反讽之意非常明显，暗含着对宋江对兄弟的“假义”的讽刺。紧接着《水浒》作者又围绕着宋江开枷和戴枷一事施展反讽妙笔。宋江遭刺配江州牢城，途经梁山，他的挚友花荣劝宋江开了枷，宋江答道：“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容本批点于此处批了一个“腐”字，不若金圣叹批得好“宋江假”———对国家的假忠。宋江凡于无人处即付银子给公人，开了枷锁，于有人处则戴上，如是者数次，一片权诈。作者写宋江无论是对众位英雄好汉还是对猾吏小人，皆以银子通关开路，这里面也深藏着反讽的意味，讽刺他的“假义”。比如作者写宋江到了江州牢城，第一件事是送银子给差拨和管营。繁本此处均作“因此无一个不喜欢宋江。”金圣叹读出作者的弦外之意，批道：“写宋江出色，只是金银财帛，更不见有他长，处处皆下特色”[1]，第三十七回李逵结识宋江，作者以两人对银子的不同态度反讽宋江。宋江给了李逵十两银子，李逵天真以为宋江“仗义疏财”，并以自己赌输了银子不能作好汉回请宋江为憾。作者一来暗讽李逵天真可怜，二来微讽宋江老谋深算，十两银子，便买了李逵的心。《水浒传》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暗讽宋江的权诈。 《西游记》中的人物刻画的反讽特色也是很鲜明的。去西天取经这看似十分神圣的事，作者却让人们从取经的圣迹中读出几分揶揄、解构的味道。首先是唐僧，他是取材于历史上的一个德才兼备的高僧，在书中又被神化为“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但作者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完全神圣的高僧。相反，他有着许多让凡人耻笑的弱点。他虽是师父，既没有向徒弟传授佛道，讲授佛理，也没有以身示教，使徒弟们明达事理。他的善良和慈悲的心表现在取经途中往往是人妖不分，胆小怯懦。他一听说有妖精便吓得战战兢兢，毫无办法或主张，或是落泪，或是哀叹，只等徒弟们前来搭救。从德行上看唐僧不仅缺乏涵养，粗鲁骂人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而且有时显得极端自私。在第五十六回里，他得了性命便“跳上马，顾不得行者。”当得知孙悟空打死了人，他没有向死者表示自己的歉意，反而怕死者到森罗殿下兴词牵扯进自己，赶忙声明：“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全然不顾师徒之义。这样的一个人成为取经的首领，岂不是对整个取经事件莫大的反讽。 作为贯穿整个小说的孙悟空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人格高于《西游记》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人物的思想境界。然而他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伟大，他缺少豪侠所具的“义”、“忠”、“诚”。他对唐僧的忠心耿耿更多程度上迫于紧箍咒的束缚。就在他被唐僧赶走之后，他返回花果山，倒乐得自在。后来，唐僧陷入妖精魔掌，处于困境，孙悟空从遥远花果山赶来搭救，当然决不是对佛的虔诚，也不完全出于师徒情意，更重要的是猪八戒的激将法激起了他强烈的自尊心。他一路上降妖伏魔，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胆量，但大多出于好大喜功和好斗，而不是真正地为民除害。孙悟空的另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夸耀、吹嘘。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他却不然，总喜欢将当年大闹天宫的事当作英雄壮举向别人夸耀，显示出自己的英雄气慨。可是自从戴上紧箍后，他却越来越窝囊，无法面对冷酷的现实。他的自我炫耀，有时则表现为狐假虎威，借菩萨、神仙来光耀自己。至于猪八戒、沙僧，除开他们是所谓天兵天将转世以外，多显得愚笨、无能。猪八戒还特别喜欢搬弄事非，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沙和尚在取经之前也“吃人无数”，在取经路上充其量不过是个挑夫和和事佬，既无多大本事，也不通多少佛事。作者用反讽彻底瓦解了在人们心中的传统圣迹和圣人，使我们能看到神圣背后的另一面，也为进一步丰富传统的人物形象作出了贡献。 《金瓶梅》中反讽修辞的对比效果突出表现在吴月娘这个人物的性格上。在这部以写淫为主的世情小说中，表面所刻画的都是奸夫淫妇，男盗女娼，连和尚尼姑都不例外。但作为西门庆的正室，吴月娘表面上却是一个温柔宽厚，恪守妇道的女人，与西门庆其他小妾如潘金莲之流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越是这样的人物，越能体现作者的反讽意图。小说先后两次写了吴月娘“拜求子息”。李瓶儿加入西门家之后，月娘与西门闹了别扭。作者特意写了吴月娘于夜深人静之时焚香礼拜，保佑“夫主回心，妻妾六人，早见嗣息”。西门庆在一旁偷窥，大为感动，让人感到她是一个多么识大体的妇人。然而在第二次拜求时则一句也不提到他人，只求保佑自家。可以看出第一次为六妻妾拜求子嗣是假，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取悦西门庆，间接地向西门庆求和。而且她对李瓶儿的排斥是在她帮助西门庆谋得瓶儿财物等种种行为之后，是典型的过河拆桥做法。所以张竹坡也认为作者是用“阳秋”之笔写“月娘真是权诈不堪之人”。作者这里通过前后情景的对比，描写了人物表里不一、初是终非的性格特点。 与四大奇书相比，《红楼梦》人物的反讽艺术上成就更为突出。鲁迅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3]在前人反讽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曹雪芹以高度的艺术自觉，在小说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大量的反讽手法，是对中国小说艺术的卓越贡献。《脂评》说“作者立志不做一句显语”，善弄“狡獪之笔”。这种审美倾向和艺术手段为反讽的运用准备了条件。《红楼梦》以人物塑造的高度成就见称。“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作者以丰富博大的心灵和卓越的艺术视野，创造出善恶痴黠互现的真实丰满的人物性格，打破了历来小说“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往不美”的俗套，保证了人物形象的客观性，提升了其审美价值。书中描写宝玉、黛玉、小红、晴雯、尤三姐等都使用了反语，而以宝、黛形象塑造最为突出。 与其他古典小说相比，我们不难发现《红楼梦》主人公性格的奇特性：“今古未见”、“囫囵不解”（脂评），却令人一见倾心，过目难忘。贾宝玉已不属于《三国演义》中圣君贤相之列，也不属于《水浒传》中江湖英雄的范畴，他甚至不是当时“好社会所赞美的正人”。通部小说，“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语语谤宝玉”（脂评）。《西江月》二首是总结宝玉性格的绝妙之笔。其他地方，叙述语言中也多次批驳他“呆性”、“歪意”、“任意篡著”、“大肆妄诞”等。众人对宝玉的评论也多是贬词：贾政眼里宝玉是“将来酒色之徒耳”，还可能发展到“弑父弑君”；王夫人称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袭人认为他“自幼性格异常”，若不规以正途，必不能成器；姊妹众人常笑他呆痴和不近人情，宝钗称他为“无事忙”、“富贵闲人”，不解他“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湘云埋怨他“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混什么”；尤氏笑他“假长了一个胎子，究竟是个又傻又呆的”，“说出话来，不是呆话，就是疯话”，因此“别和他说话才好”；小厮说他“疯疯癫癫”，“外清而内浊”，“也没刚柔”。但庚辰、己卯第十二回都有批：“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从全书具体描写可以看出，比起其他男子的荒唐下作，宝玉纯洁真诚，深情敏感，多才多思，这才是真正的宝玉。通过内容与述说语调的矛盾产生了对述说的反讽效果，通过嘲弄宝玉，嘲弄了世俗，进而嘲弄了整个社会和时代。它表明宝、黛的性格中的新质，同时宣布了这世界的落后与荒悖。黛玉形象刻画也用反讽，但具体方式与宝玉不同，即较少直接嘲弄，而主要是或隐或显地表现环境对她的否定，许多地方，作者并不掩饰对这一绝代悲剧女性的同情和赞美。 明清小说尤其是以四大奇书和《红楼梦》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较完善的形态，不论是主题、刻画人物以及创作手法都比过去更加复杂多样化。反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它们的视角，能够让我们看到作者的创作态度和对于人物态度的矛盾对立，所以我们能够从千百年来已成定论的评点中发掘出新的深刻的寓意，意识到作者本身也不一定能完全意识到隐藏在字面下的深蕴，使人们对于明清小说的认识和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07. [2]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56，157. [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郑莉（1978-），女，河北省张家口人，河北省张家口教育学院中文系教师，助教，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在职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原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期03期 原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期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