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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引 這篇東西不是一篇獨立的論文。今年春間，我草《近代红學的发展与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將刊于香港《中文大學學报》第二期)，其中一條附註牽涉到“索隱派”紅學問题，因此引起了我對於《紅樓夢》中所謂“反清”思想的一些感想。這條附註寫得太長了，不是原文所能容納，我只好將它抽了出來，準備以後有時間再重加整理改寫。最近《中華月報》的主編催稿如棠債，而我自己又無時間從容落筆。在這種情形下，我只好將舊稿發表出來。由於原文是附註性質。因此語意頗有不足之處，希望讀者將來能和《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合看。 這篇東西只討論到兩個問题：第一是關于《红樓夢》的作者問題。伹是我在這裹僅涉及這個大問題的極小部份。這一部份主要是對潘重規先生《紅樓夢新解》的一點商榷。而且重點不是放在結論方面，而是放在考證方法論方面。第二是關於《红樓夢》作者的政治思想問題。留言之，即是作者對于滿清究竟採取甚么態度。不過我在這裹僅僅根據新發現的“靖本”批語推測作者有讽刺滿清或同情明亡的可能。這個問題的本身尚待遞一步研究，目前絕無法得到任何具體的結論。如果我這個推測將來能够得到初步的证實，那么，幾十年來紅學研究中“自傅派”和“索隱派”的爭執也未嘗不可以獲致某種程度的調和。 一、潘著《紅樓夢新解》質疑 首先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潘先生考證功力的深沉。一九五八年吳恩裕出版《有關曹雪芹八種》一書中有《考稗小記》一篇。其中一則討論到永忠弔雪芹詩“欲呼才鬼一中之”之句。俞平伯說“一中之”之“中”或當作“申”字。吳恩裕不同意此說，謂“中”字在此句中為動詞，猶言“是正”、“就正”之意。潘先生曾引此段而指出“中之”出《三國志·徐邈傳》，乃是斟酒飲酒的意思。(見《紅樓萝新解》)，頁一七五——一七六)潘先生的說法自然是正解。一九六三年吳恩裕擴充八種為十種時，此則即根據潘說改寫，並引《三國志·徐邈傳》為證。(見《十種》，頁一四七)潘書出版在一九五九年，吳恩裕必見及之，伹因《新解》是海外出版的，所以沒有說明改稿係從潘說。這是不足深責的。 潘先生在其他紅學貢獻甚多，不必一一列舉。但潘先生在否定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這一點上，立論和材料都還有使我不敢苟同的地方。他曾引程偉元的刻本序言(“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新解》，頁一五九)和裕瑞的《棗窗閒筆》(“聞舊有《風月寶鑑》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為何入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跡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刪改至五女。”頁一六○)為證，來支持他的結論。在我看來，這兩個旁證都有問題。第一、高、程二子在紅學考證中乃是被告。從嚴格的方法論的觀點說，正像陳援菴先生所謂“在其本身誣事未了以前，沒有為人作證的資格。”(見陳援菴給胡適的信，《胡適文存》第四集，頁一八七)第二、潘先生在同書的另一文中曾列舉了敦敏、敦誠、永忠、明義和裕瑞五人，指出二敦與雪芹交誼最深，伹無曹雪芹著《紅樓夢》)之說。(按：這是解釋的問題，茲不論。)而“其餘永忠和雪片素昧平生，明義也和雪芹並無直接關係，至於裕瑞更是年輩相去甚远了。”(《新解》，頁一六七——一六八)可見根據潘先生的標準，裕瑞的話並無證據的價值。據吳恩裕的考證，裕瑞是明義的外甥，故《棗窗閒筆》言曹雪芹事謂“聞諸前輩姻戚言”，即聞之明義諸人。(見《十種》，頁一六四)如果明義不可信，則裕瑞自然更不可信了。潘先生此處的推論是合理的。但奇怪的是潘先生在上文因着重“曹雪芹得之”那句話，却又特別推崇他的證人身份。潘先生說：“可見恩元齋主人裕瑞也是滿人中的學者，他的說法是有分量，值得注意的。”(同上，頁一六一)同一裕瑞，何以在闆書十頁之內，重要性忽高忽低?此誠令人大惑不解。 但問题倘不在此。裕瑞同書尚有一大段評當時一種偽託的後三十回續書。這段話在我看來十分值得注意。茲略引其最有關係的一節如下： 至於《後紅樓夢》三十回，又和詩等二回，則斷非雪芹筆，確為逍遙子偽託之作。其和詩二回，本載別號，謂非雪芹筆者勿論，但論其三十回中支離矛盾處而已。其開卷即假用雪芹老母家書一封，弁之卷旨為序，意謂請出如此絕大對證來，尚有誰敢道箇不字。作者自覺甚巧也，殊不知雪芹原因託寫其家事，感慨不勝，嘔心始成此書，原非局外旁觀人。若局外人徒以他人甘苦澆已塊壘，泛泛之言，必不懇切逼真，如其書者。余聞寶玉係雪芹叔輩，而後書以雪芹為賈政之友，為寶玉前輩世交，以姪反作為乃叔之前輩，可笑。又每混入書中，參雜不離，前書中何未見雪芹自道隻字乎?再按雪芹二字，不似其名，而此書曹太夫人札稱雪芹兒云，豈有母稱其子之字號之理。(見《紅樓夢卷》，第一册，頁一一四——一一五) 如果潘先生真的相信裕瑞的證見，那麼這一段話明明肯定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而且是(“寫其家書，感慨不勝”，又將怎樣去理解呢?周汝昌批評裕瑞“自打嘴巴”，是不錯的。(見《紅樓夢新證》，頁五六七)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逍遙子的偽本《後紅樓夢》前面居然假造了曹雪芹的母亲的一封信，作为“绝大对证”。可见至少當時的讀者大概都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否則這封信豈非無的敖矢么?我們不知道這個逍遙子的偽書成于何時。擄裕瑞說，程、高問世後“作《後紅樓夢》者隨出，襲其故智，偽稱雪芹續編，亦以重價購得三十回全璧。猶恐世人不信，偽撰雪芹母札，以為確證。”(《紅樓夢卷》，第一冊，頁一一二)我們知道，程甲本刊行於一七九一年，程乙本刊行於一七九二年。裕瑞既云此本“隨出”則當在十八世紀末年或十九世紀初年，與程、高的年代極相近。我們當然不能根據這個偽本來解決《紅樓夢》的作者問題。我引此說，僅在說明兩點：一、程、高本問世不久，已有很多讀者相信曹雪芹是原作者。而潘先生的斷案，說“裕瑞所得《紅樓夢》作者的資料，還是不知何人之筆。還是曹雪芹刪改五次。”(頁一六○)是不够全面的。潘先生只採取了《棗窗閒筆》的一個說法，而忽略了其中的一個說法。二、逍遙子襲程、高故智“偽稱雪芹續編，亦以重價購得三十回全壁”。這更加深了我們對程、高後四十回的懷疑。潘先生如取裕瑞“曹雪芹得之”之說，便很難拒絕他對後四十回是“贗鼎”的判決。“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是考證方法上的大忌。所以，我認為《棗窗閒筆》只能表示十九世紀初葉一般人對于《紅樓夢》的一些傳說，而沒有確定的證據的價值。 但是裕瑞關於逍遙子的三十回本《後紅樓夢》的記載則是第一手的證據。俞平伯只知道程、高本外尚有“舊時真本”，(見《紅樓夢研究》，頁一，又一八六——一九三)周汝昌則另添上一本不止百廿回的《石頭記》“舊版”。(見《新證》，頁四四三——四四四)據裕瑞的長文(《後紅樓夢書後》，《紅樓夢卷》，第一冊，頁一一二——一一六)則此本確是從八十回後續起，而且內容與上述“舊時真本”舆“舊版”皆異。是八十回後之續書又增一種矣。周汝昌曾引及《閒筆》，但似未注意此書是八十回之續本。又引作“二十回”，似誤。(《新證》，頁四三八)是另一可注意之處。今天大家都知道曹雪芹尚有未完成的三十回本。這是由於脂評中有“後卅回”之話的緣故。此逍遙子木竟不多不少也是三十回，恐非偶然。我頗疑心作偽者是研究過脂評之後才下筆的。 回到潘先生的《新解》，我對於他的“風月寶鑑”一解尚有疑問。《紅樓夢》第一回楔子有“柬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賓鑑》”一語。甲戌本脂硯齋眉評說：“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己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這是自胡適以來大家公認為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的重要根據之一。潘先生也說它“似乎確指《紅樓夢》的作者。”但是接着又有下面一段分析：“曹雪芹的《風月寶鑑》寫了些甚么雖不得而知，但可斷定決不是《紅樓夢》。因為批語明說‘覩新懷舊，故仍因之。’正謂雪芹舊作和《石頭記》別號同名，為了追念逝者，故不把重複的書名改掉，決不能說曹雪芹著《風月寶鑑》即是《紅樓夢》。”(《新解》，頁一四。)我覺得潘先生此處的立場不够謹嚴，斷語下得太快。僅僅根據這八個意義含混的字，潘先生就得到兩個重要結論：一、曹雪芹寫過一部書，名為《風月寶鑑》，現在已不存。二、曹雪芹的《風月寶鑑》恰巧與《紅樓夢》的別號同名，但決不是《紅樓夢》。事實上，這個《風月宝鑑》的雙包案，是無中生有的。除非我們今天發現了一本與《紅樓夢》完全不同的曹雪芹所著的《風月宝鑑》，我們沒有理由說曹雪芹。舊有《風月宝鑑》之書”不是《紅樓梦》。因為甲戌本楔子上說“吳玉峯题為《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宝鑑》”，顯然是同一作品的兩種不同的名稱也。問題在“新”、“舊”及“因之”的“之”究竟何指。潘先生似乎是把“新”當作别號《風月寶鑑》的《紅樓夢》，把“舊”當作曹雪芹“舊作”的《風月寶鑑》，而“之”則指“重複的書名”——即《風月宝鑑》。如依此解則脂評《紅樓梦》不應稱《石頭記》，而當叫作《風月寶鑑》了。可是我們知道，在《紅樓夢》的版本史上，它從來沒有以《風月寶鑑》的獨立名號出現過。認真地說，只有同一本書先後因修改之故而內容有異，才可以稱之為“新”“舊”。作者和內容都全不相同的兩部名著作斷無所謂“新”“舊”。《唐書》可以有“新”“舊”之分，《長慶集》則只有元、白之分，沒有“新”“舊”之別。如果潘先生一定要否認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那麼他只能把脂評中“舊有《風月寶鑑》之書”的“舊有”兩字解為“舊藏有”或“舊獲有”，而不應解為“舊撰有”。但這樣一來，那個“因之”的“之”字又頗費安排了。 吳世昌也是把“舊有”解作“舊撰有”的，故英譯為：had forme- rly written。他說“舊”是曹雪芹的初稿，“新”是甲戌改本，“之”則指“棠村序”。(On the Red Chamber Dream，PP.63—64)依吳說，不但甲戌本第一回頭一段至‘十年辛苦不尋常”都是“棠村序”，而且以後許多回的所謂“總評”也是“棠村序”。所以他書成紀詩有“棠村小序分明在，紅學專家苦未知”之句。吳說是否正確是另一閩題，但確近情理，至少沒有內在矛盾。 但吳說雖巧，却於潘解無助。因為“反清復明”的立足點之一正繫於開頭一段是否一位不知名的遺民志士所撰。所以，無論這段文字的撰者是棠村、雪芹自己或其他與雪芹有關係的人，對於“反清復明說”都足以構成致命傷。潘先生得出新、舊兩部《風月寶鑑》的結論也許是一種不得已。 但是依照潘先生對《風月寶鑑》的解釋。這裹面還有另外的難處。潘先生一再強調《風月寶鑑》即是《明清寶鑑》。(按：嚴格講，應說“清[風]明[月]寶鑑”。)他並舉出清代文字獄的詩句，如徐述夔詩：“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類作為旁證。(見《新解》，頁九——一七四，及二一○——二一一)我有幾個疑問：一、曹雪芹的寫作年代正在乾隆一朝，即文字獄發展到最為“咬文嚼字”的一段時期。如果他寫了一部與《紅樓夢》毫不相干的書，何以偏偏要叫它作《風月寶鑑》呢?何況潘先生又說：“清風明月這個詞頭還有人不熟習的嗎?”(頁九)看曹雪芹的作品如佚詩及《廢藝齋集稿》之類，(這裹不提《紅樓夢》，因為它在潘先生理論中是“被告”，不能作證。)再加上他的朋友對他的推崇，至少他也是一個十分敏感的人，為甚麽他對“風月”兩個字毫無所覺?而脂硯齋也竟糊塗到這種地步，還要“故仍因之”呢?(當然，如曹雪芹的《風月賓鑑》即是《紅樓夢》，其事又當別論。)二、如果曹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那么，脂硯所謂“覩新陵舊”的“新”當然是指《石頭記》或《紅樓夢》了。可是潘先生又說，《石頭記》可能是曹寅的藏書，落到了曹雪芹的手上。(見《新解》頁一六三及《〈近代的紅學述評〉商榷》，頁十八)姑假定這個推測完全正確，那么《石頭記》應該是比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舊”更“舊”的書了。然則脂硯怎盛會稱它為“新”呢?甲戌本是脂硯的重評本，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叫它“新”也。唯一的解釋就是回到裕瑞的說法，“曹雪芹得之”。即曹雪芹除了“舊”撰有《風月寶鑑》一書外，又“新”得到了一部別號《風月寶鑑》的《石頭記》。可是裕瑞的證據價值頗成問題，已如上述。所以這個困難並不能如此解決。事實上裕瑞所謂“聞舊有《風月寶鑑》一書”這句話和甲戌本脂評的“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太像了，只多了一個“聞”字。我很疑心裕瑞這一整段話根本就是根據甲戌正本及評語改寫的，而又走失了原文的意思。(可能因受到某些“傳聞”的影響。)總之，脂評“覩新懷舊”四字如指根本不同的《風月寶鑑》而言，則這裹面所包含的內在矛盾必須求得徹底的解決才行。三、俞平伯曾指出，《紅樓夢》第五回關於秦可卿的曲子有“擅風隋，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已點明可卿舆《風月賓鑑》的關連。(見《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後記，註一八，頁三三二；並可參看正文頁三一四——三一七。)如“風月”指明清，這個曲子豈不是把明清兩朝同樣痛斥了么?這怎么可能是出自一位“反清復明”的遺民之口呢?四、大陸上曾發現署名“曹霑”的筆山，底面刻句曰：“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船。”這是曹雪芹名“霑”的唯一實物證明。(見周汝昌《紅樓夢及曹雪芹有關文物一束》，《文物》第二期，頁二五——二六)所以曹雪芹“明月清風”這個詞頭本有直接而密切的關係，雖然這裹並看不出任何反清復明的意思。但我因此而引起一個極大膽的妄說，姑著於下。 二、關於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 我想曹家雖然是“從龍入關”，並屬於正白旗，但到了曹雪芹這一代，由於屢經政治風波，家業消亡，未嘗不感到“奴才”之難做。(旗人對皇帝例自稱“奴才”。)敦誠《寄懷曹雪芹》詩有云：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絕，且著臨邛犢鼻禈。 這首詩紅學家考證爭辯甚多。我現在只想用這開首幾句說明一個問題，即曹雪芹已十分明確地意識到他自己本是漠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獄最深刻的時代，眼看到許多漢族文士慘遭壓迫的情形，內心未嘗不會引起一些激動。這種激動自然不會達到“反清復明”的程度，但偶而對滿清朝廷加以譏刺則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漸發展出一種“民族的認同感”，在我看來，是很順理成章的心理過程。許多現代的紅學家因拘於曹雪芹是旗人的事實，從來不肯往這一方面想。好像以為曹家這一系早巳數典忘祖，而曹雪芹自己必然是站在滿清一邊的。事實士以曹雪芹之敏銳，他不致於對當時文字獄所表現的滿漠衝突毫無咸應。然而今天的紅學家寧可強調曹雪芹的反封建意識，強調曹雪芹是貴族階級的叛徒，却不願設想曹雪芹固有可能發展了某種程度的反滿的意識。其實反封建、叛階級是我們今天的觀念。這些觀念對於曹雪芹而言，遠不及反滿及同情漢族來得具體而真實。《紅樓夢》中有許多控訴當時上層社會的話，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些所謂“反封建”或“叛階級”的思想應該是作者目睹自己貴族大家中種種黑暗和險惡而發生的。但是《紅樓夢》也確實有些可疑的字句，如“大明角燈”及芳官改名耶律雄奴(匈奴)的故事，未嘗不可解釋為對滿清的譏刺。“自傳派”紅學家遇到這種地方便有些含糊支吾，無所措手足。 他們也知道這些字句可疑，但又不願說雪芹反滿，因此只好不了了之。(最明顯的如吳恩裕對於“大明角燈”的問題的態度，見《有關曹雪芹十種》，頁一二六及一五七——一五八，俞平伯對“耶律雄奴”問題的特徵，見《紅樓夢研究》，頁九三——九四○)我不明白，為什麼要說曹雪芹有勇氣反封建、叛階級，而獨不承認他有勇氣叛滿歸漠? 如果我們承認曹雪芹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反滿意識，則紅學研究中所遇到的有些困難也許可以因此避免了。如永忠的《延芬室集》稿本中有弔雪芹三首詩。上面有瑤華(即弘旿)的眉批云： 此三章詩極妙。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見， 恐其中有礙語也。(見《紅樓夢卷》，第一册，頁十) 瑤華的批語也是考證派紅學家爭論不決的問題之一。大體上說來，有兩種意見：一是以“礙語”為綺語，(見周汝昌《新證》，頁四五四——四五五)一是以“礙语”為“謗書”，是政治上有“關礙”的話。(見吳恩裕《十種》，頁三八——四○)我傾向於“謗書”的說法，但並不贊成“謗書”是所謂對封建社會或專制統治的譏評和諷刺。這是今天所謂“有政治理論水平”的紅學家的咸覺。以弘眸的“理論水平”來說，曹雪芹縱使是有意識地“反封建”、“叛階級”，他也未必看得懂。吳恩裕曾以“文字獄”為說。其實乾隆一朝的文字獄基本上是漢人反清問題。所以我覺得弘旿所說的“礙語”正不妨解為《紅樓夢》中有譏刺滿清的話題。更有意義的是最後發現的所謂“靖本”《紅樓夢》第十八回有一段長批。全文如下：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崖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幟[轵]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滄[愴]傷心者矣!大族之敗，必不致於如此之速；特以子孫不肯，招接匪類，不知創業之艱難。當知瞬息榮華，暫時歡樂，無異於烈火烹油，鮮花着錦，豈得久乎?戊子孟夏，讀虞[庾]子山文集，因將數話繫此。後世子孫，其毋慢忽之! 周汝昌說得很對，如果只是一家一族之事，就不會引錄像庾信《哀江南賦》序文中的那樣的話了。所以此批(以及還有一些類似的)還是很值得注意的。(均見周汝昌前引文，《文物》，第二期，頁二四)但周君所持“封建階級沒落”和“皇室爭位”之說，在此並不相應。其困難與吳恩裕之解“礙語”相同。所可惜者，靖本中其他類似的評語，周汝昌沒有整理發表，否則我們對這一長批的意義必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據我的看法，批者引庚子山《哀江南賦序》，序有“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之語，並深致其感慨，應該是指朝代興亡而言的。如所測不誤，則這段批語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興。批語所云：“大族之敗，必不致如此之速；特以子孫不肯，招接匪類，不知創業之艱難。”合起來讀，很可以附會明代的終結。至於批語下截，說：“當知瞬息榮華，暫時歡樂，無異於烈火烹油，鮮花着錦，豈得久乎?”則也可以解釋為對滿清未來命運的一種判斷或警告，至於出於善意，抑或惡意，那就無法確定了。此批寫於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公元一七六八)，距雪芹之死才五、六年(壬午，一七六二或癸未，一七六三)。照年代看，此批應出畸笏之手。(見周汝昌《新證》，頁五四一——五四七)無論畸笏和脂硯是一是二(此點紅學家意見不同)，總之批者和曹雪芹在思想上是頗有契合之處的一個人。因此，這個長批也可以加強我們對於曹雪芹具有某種程度反滿意識的猜想。 但是說《紅樓夢》中偶有譏剌滿清的痕跡，却並不等於回到“索隱派”的“反清復明”理論。“反清”或“刺清”在《紅樓夢》中只是作者偶然的插曲而存在的，它決不是《紅樓夢》的主題曲。《紅樓夢》第一回明說所記為作者“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又說“亦不過實錄其事”。索隱派如果堅持《紅樓夢》是“反清復明”的血淚史，那就必須要把《紅樓夢》的全部或至少一大部份加以“實錄”化。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另編一部晚明抗清史來配合《紅樓夢》的整個故事的發展，這部歷史縱不能與《紅樓夢》脗合無間，至少也應該是大體無訛。這並不是我們特別對“索隱派”苛求，而是“索隱派”的基本假設非如此即不得謂之證實。在這一點上，“索隱論”的處境比“自傳說”還要困難。因為“自傳說”，只牽涉到曹家一姓的興衰史。一家一姓的史料容易散失，證實較難。儘管如此，周汝昌的《新證》已可謂做到差強人意的地步，雖然“自傳說”的內在矛盾也不免因此而暴露。而“索隱派”的題目则来得至大無外。它涉及了十七世紀全部漢族的被征服史。我們今天雖不能說對晚明時代漢人抗清的事實知道得巨细無遺，但重大的事件和人物總是有文獻可徵的。“索隱派”至少也該有一部像周汝昌《新證》這樣的論著纔能和“自傳說”分庭抗禮。否則在數十萬言的大書中找出幾十條“索隱”是不能證明甚麼問題的。錢靜方說得好：“此說旁徵曲引，似亦可通，不可謂非讀書得間。所病者舉一漏百，蜜寥釵、黛數人外，若者為某，無從確指。”(《紅樓夢考》，見《紅樓夢卷》，第一冊，頁三二六)所以，我認為，與其誤認“反清復明”為《紅樓夢》的主題曲，並因此而不得不剝奪曹雪芹的著作權，倒不如假定曹雪芹在窮途潦倒之餘逐漸發展了一種漢族認同感，故在《紅樓夢》中偶而留下了一些譏刺滿清的痕跡。但是這個假定究竟能否得到證實，那就要由未來的研究和新資料發現的情況來決定了。 附記：本節寫成以後，我才看到吳恩裕的《曹雪芹的故事》。這本小書是用小說體裁寫的，但想像的部份都多少有文獻上的根據。吳恩裕先生在本書中也承認曹雪芹有反滿的思想傾向。他說：“我又深信他深惡痛絕專制統治，特別是‘異族’的統治。在《紅樓夢》和脂批中肯定是有這種隱微的流露的。但是這既不是否定階級關係，也不能和蔡元培所謂‘作者持民族主義甚篤’的看法相提並論。”（“小序”頁四)我很高興吳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已先我而發。他的基本論點都是我可以接受的。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二日補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