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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胡文彬同志的《列藏本(石头记)管窥》和广大读者及红学研究者见面了。这本专著是红学园地中的一朵新花，也是《红楼梦》版本研究的丰硕成果。朋友们都非常高兴，我作为《红楼梦》版本的爱好者和他的好友，在欣喜之余，自然不能不有所言。文彬同志谦逊地题他的大作为“管窥”，我的意见当然更是管窥蠡测，不过略抒浅见，以志欣幸而已。 《管窥》一书脱稿于三年之前，即1984年8月中浣。早在1982年文彬就有《列藏抄本(石头记)的正文及其校勘》(《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一期)之作，次年又有《列藏本(石头记)概论》(《思想战线》(云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二期)的撰述，而他向国内介绍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资料也与此同时。1981年6月，他与负责列藏本整理工作的执教于列宁格勒大学的华侨庞英先生开始通信，询问列藏本的有关情况。其时，中苏之间经过漫长的冬季，刚刚开始对话。1982年经文彬之手，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首次公开发表庞英给他的《关于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两封来信》(摘录)及《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第六十四回考析》。1983年于该报又刊登了《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第六十七回考析》。198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胡文彬和周雷编辑的《红学世界》，其中收入了庞英的《(石头记)第六十四回校勘记》和《(石头记)第六十七回校勘记》。两封来信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列藏抄本《石头记》的概貌、特点和他负责校勘、整理该本的一些工作程序、计划，特别是披露了第十六回之结尾和列举了第一回正文的异文及批语，为我们认识此本提供了具体的感性材料。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庚辰本缺，己卯本原亦缺失，据乾隆年间抄本补配；其他抄本虽不缺，但第六十七回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稿子；因此存在此两回书稿真伪之争。庞英关于这两回的校勘材料和考析文章，在此书创作过程和版本演变的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 列藏本于清道光十二年流往俄国，今存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抄本室。里弗京于1962年发现此本，1964年与缅希科夫撰写《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无名抄本》一文予以报道，发表于苏联《亚非人民》杂志当年第五期。但此文第一次在中国转载，远在“评红”时的《参考消息》，且系摘录。它的全文被收入文雷编的《红学世界》，却迟至十年之后。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柳存仁先生，早在1973年即有译述(《关于苏联藏八十回抄本(红楼梦)》，原载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红楼梦研究小组编《红楼梦研究专刊》第十辑，1973年7月出版)，但在国内看到此文，却直至1982年，见于胡文彬、周雷编的《海外红学论集》。1973年8月台湾的潘重规先生访问列宁格勒，考察了列藏本《石头记》，发表了《读列宁格勒(红楼梦)抄本记》(原载香港《明报月刊》第九十五期，1973年11月)、《论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的批语》(原载香港《中华月报》第二百期，1974年1月号)和《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中的双行批》(原载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专刊》第十二辑，1976年7月)，但也是到了1981年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出版，我们才得以披阅。这些文章既有报道又有研究，而在资料方面，则主要是此本批语的公布。批语研究与正文研究是相辅相成的。1975年，旅法学者陈庆浩，写成《列藏本(石头记)初探》(原载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一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8月出版)，采用前人提供的资料对此本有相当深入的论述，其中有与潘重规先生商榷的意见。1980年6月潘先生在美国发表《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考索》(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2年3—5月)．进一步阐明他的论点，并对陈庆浩有所答辩，把列藏本的研究引向深入。这两人的文章也是经由胡文彬同志之手在国内发表的(前者编入《海外红学论集》，后者编入《红学世界》)。所有这些资料和文章都来自国外，是极其珍贵和难得的。它们的引进对国内的研究者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极大的启示作用。 当今世界是信息传递异常迅速的世界，但是须要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今日之中国又处在开放的时代，而学术界还是有人搞资料和信息之封锁。胡文彬同志和周雷同志则不然，他们从1980年开始就陆续编辑了《台湾红学论文选》、《香港红学论文选》、《海外红学论集》、《红学世界》，大力介绍海外红学论文，并把庞英寄来的列藏本的照片在上海会议举办的《红楼梦》图书文物展览会上展出。笔者还得到过文彬同志惠赠的列藏本眉批、侧批的手写稿。他们是开放的、无私的。红学界同仁受益者当不在少数。鲁迅先生当年翻译介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曾自比为偷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胡文彬的工作不是窃运，没有什么风险，但他的这种无私的精神和工作的意义却是可以和普罗米修斯相比的。 但是，胡文彬同志的劳绩主要在红学著述方面。他从1973年始攻红学，将近十五年来，专门性的著作就有三部，即《红学丛谭》(与周雷合著)、《红边脞语》和我们现在要着重谈论的《列藏本(石头记)管窥》。 《管窥》是在《列藏抄本(石头记)的正文及其校勘》和《列藏本(石头记)概论》的基础上，经过扩充、修改而成书。《校勘》基本属于资料介绍性质，《概论》则奠定了《管窥》的基础。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后者修正和发展了前者的观点。举例来说，对于列藏本的独有批语的看法，就是如此。在《概论》中，当谈及此本的眉批时，文彬同志说：“总之，列藏本的眉批是独有的，而批语内容、口气不像脂评之后的‘后人批语’。”在谈到此本的侧批时，他说：“同甲戌诸本比较，列藏本的侧批内容浅薄、空洞无物，无论如何是远不能与甲戌诸本的脂评相比的。因此，我怀疑列藏本的侧批是较晚的‘后人’所批，而不大可能是脂砚斋、畸笏叟等人所批。”在论述列藏本批语的价值时则说：“列藏本批语的价值，还表现在它的文字比其他早期脂评本批语文字，有许多优胜之处，……(笔者按：举侧批四条，眉批六条)。上引列藏本诸批，一是为他本所无；二是批语位置、文字都恰到好处；三是批语风格可以说是他本脂批口气。”在我们版本研究者看来，文彬同志在这里说的都是实话。我们读了这些批语，也有类似的感受。但眉批与侧批出自一人之手，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是脂批还是后人批语，二者必居其一。这个问题在《管窥》中自然得到了解决，最后统一于后人批语的正确看法。这也就是所谓“认识事物要有一个过程”。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这也是科学工作者起码应有的科学态度。 重要的是《管窥》发展了《概论》关于列藏本的底本是脂砚斋三阅评本的观点。大家最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此本年代的早晚，也就是其底本之构成，这也是版本研究的最根本的问题。最初，文彬同志在用甲戌本、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杨藏本、梦觉本、程甲本校勘了他当时得到的第一回、第十六回和第六十四回正文的片断材料，统计校勘结果之后说：“由此可以看出，列藏本正文与庚辰、戚序、梦稿本(笔者按：即杨藏本)比较相近，它的底本很可能属于脂砚斋四阅评本的系统。如果要推定列藏本的过录时间的话，我则认为它可能在己卯、庚辰本稍后，而早于梦稿、戚序本。”随后，他在《概论》中提出了此本所据底本早于己卯本、庚辰本的论点：“根据我对所得到列藏本正文片断的校勘、比较、观察和研究，列藏本正文较为接近己卯、庚辰本一系，所据底本不仅早于戚序本，而且有些章回或大部分正文似应在己卯、庚辰本之前，有些文字是在己卯、庚辰本四阅时加以改动的。”这种说法当然有些模棱，但也正反映了他的意见的转变。经过对此本正文的仔细研究，他终于认定：“列藏本正文不仅早于戚序本，同时有相当多的证据说明它的正文先于己卯、庚辰本正文。我甚至怀疑列藏本是属于‘重评’之后，‘四阅’之前的一个过渡本。从严格意义上讲，它的文字尽管与己卯、庚辰本有许多相近，但并不属于同一支系，而可能属于我们尚未见到的‘三阅’本。”这就是《概论》一文的总结论。《管窥》对这一结论又有具体深入的说明和论述： 从抄写款式、回目、分回、正文和批语的整体来看，我 认为列藏本当属于“三阅评本”之后，与“四阅评本”同一时期形成的另一种版本系统的早期抄本。我个人推想，当年“重评本”(即甲戌本的底本)之后，经过清抄评点形成了“三阅本”，“三阅本”再清抄传出之后可能落入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抄评者手里。得到“三阅本”的甲汇集了“再评”批语，又加上自己的评点，形成了己卯、庚辰本的祖本；乙得到“三阅本”另一分清抄稿后，对正文(包括回目)进行了修改补正，也加入了某些(少量的)评语之后传 出，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列藏本的基本面貌。由于“三阅本”之后是分甲、乙两组来传抄的，因此出现第十七、十八回和第七十九、八十回有分回又不分回的情况。而“三阅本”上已经写定的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落入乙手里或在乙抄录之后“散失”，所以甲——“四阅本”中缺少了这两回正文。从“四阅评本”的题签、批语数量及批语署名看，己卯、庚辰本的祖本似乎是由脂砚斋直接掌握的，而列藏本的祖本的所有者并不十分重视批语，因而他们的过录本出现了一些难于理解的差异。我承认，这个“猜想”式的意见，并不令人很满意。但是，把列藏本说成是“四阅评本”，即己卯、庚辰本的过录本，其矛盾更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他不仅主张三阅评本，而且反对四阅评本了：列藏本的探索者走过了曲折的路程。 脂砚斋的初评本已不存在，他的再评本即今之申戌本的母本。三评本的存在是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前批语页的那条附记告诉我们的：“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其“对清”时间正当甲戌再评与己卯四评之间，是为丙子三评无疑。1981年冬，笔者用甲戌、己卯、庚辰、王府、有正、郑藏、杨藏诸本校读《石头记》，以考察王府本和有正本的祖本，发现了一百六十余处异于甲戌本而其余各本相同的文字，“凡例”变“楔子”与石头变美玉文字的失落是其最著者。当时，断定它们就是丙子本的异文，即脂砚斋对甲戌本的修改文字，而为后出诸本所因袭。拙作《丙子本考》(收入《黑龙江红学论文集》)[1]一文就是专论这一发现的。后来，又与戚宁、舒序、梦觉、程甲相校，亦皆包含丙子本异文，而异于甲戌本。据此，我们可以把脂砚斋评本分为两个大系统，即甲戌本自成一系，其余十一种抄本(包括戚沪本)和刊本(程甲本前八十回)为一系。这十二部书当中不存在早于甲戌本之抄本。从创作过程来看，曹雪芹五次增删是一个阶段，脂砚斋四阅评点是另一个阶段。初评本是前一阶段的终结，庚辰本是后一阶段的终结。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列藏本晚于甲戌本，自然属于丙子本这一系统。它又是一个过录本，所以文彬论定它的来源是三阅本的某一份清抄本，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这里说的显然是丙子本是这后一系的祖本，因为各本的母本或即其底本之不同，又形成了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支系。如己卯本和庚辰本是一系，王府本和戚序诸本是一系，列藏本与杨藏本和舒序本是一系，梦觉本和程甲本是一系，等等。 文彬同志对《红楼梦》版本有全面考察，他研究这部古典小说名著的开端，即是从考究其版本人手的，有《(红楼梦)版本浅谈》(载于《文物》1974年第九期)和《关于(红楼梦)抄本中的几个问题》(载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第四期)问世。他对脂本系统和程本系统的本子都有深入的研究，撰写和发表了《读新发现的脂怡本(石头记)残卷》(载于《理论学习》1975年第三期)和《论程丙本》(载于《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四辑)，其中以《论程丙本》最见功力。这些还都是他与周雷同志合作的成果，而《列藏本(石头记)管窥》，则是出自他一人之手。他还参加过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新的《红楼梦》校注本的工作，在版本校勘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因此在列藏本的研究中，时有新的发现。如他发现此本第六十四回末一段正文中原有‘两家罢亲’之句，仅因误抄为‘罢新’(新与????形近)而圈去，可见原底本是有‘罢亲’一句的。现有早期抄本中只有梦稿本原作“罢亲”，故可说明列藏抄本与梦稿本所据底本或相同或相近。这是《校勘》一文中对此回所据底本提出的初步意见。到了《管窥》一书里，他进一步作出此回与梦稿本未经增删的文字为一个系统的论断。在“列藏本所有的第六十四回应是曹雪芹的原作，非后人补续。在目前已有各抄本中，列藏本第六十四回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这一总结论上，他与多数学者相同，但国内外都有人认为列藏本此回与戚序本的文字较接近，看来文彬的看法更符合于实际。此外，如文彬举出的第二十六回的回目，列藏本的“蘅芜院设言传蜜语”也是与杨藏本(即梦稿本)相同而异于他本的；其正文亦如此，然而当时却失检了。后来我们发现，列藏本与杨藏本有相同底本的共有十五回之多，这在那时此本尚未出版的条件下，无从校勘，当然是任何人也没法预知的。 关于列藏本底本之早晚，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分歧，总的说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认为它早于庚辰本，其文字与甲戌本大抵相合。另一种认为它晚于庚辰本，大致相当于有正本以至于舒序本的时代。当然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列藏本按它的正文看，是接近曹雪芹生前抄写的1759年(己卯本)和1760年(庚辰本)的早期重要脂评本。但此抄本的正文中又有许多特点，因此，又可能把它归入单独的一个系统，这一系统的其他抄本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孟列夫(缅希科夫)和李福亲(里弗京)在影印列藏本《石头记》序言中的结论。胡文彬同志认为列藏本和己卯、庚辰本是从“三阅本”两份清抄稿分别抄录出来的，是“三阅本”的两个支系，可见与这两位苏联汉学家的意见是庶几相近的。不过文彬此说的提出早在1984年，孟、李二氏却要晚了一二年。这种中外学者研究结果“不谋而合”的事，也可算是列藏本研究中的一段佳话吧。 列藏本并不近于甲戌本。以前四回为例，它与甲戌本相合的文字，几乎无一不与己卯、庚辰、杨藏、舒序四本之中的某一本相合。说此本与己卯本与庚辰本有共同底本的，也只是此本中的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则与王府、杨藏、舒序、梦觉的底本相同。所以列藏本的底本系由多种抄本拼凑而成。这种拼凑说早就有人提出过，不过并未引人注意或遇到反对。现在看来，讨论列藏本底本的学者们，早晚各执一端者的失误，正是由于把此本始终看成一个整体的缘故。流传至今的绝大多数《红楼梦》抄本，都是出于拼凑的百衲本，我们应该建立起这样的观念了。 关于列藏本的抄写年代，也众说纷纭。主张抄写得早的，确定为“不会晚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此即乾隆四十年乙未，公元1775年。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公元1768年，立松轩有批点抄写本，此本即戚序本的底本。次年戚蓼生中进士。所以此说即认为列藏本的抄写时间与戚序本相当。持此种意见者，把抄本用乾隆《御制诗》第四、五集做衬纸(前者刻于1783年，后者刻于1795年)和抄写时间联系起来考察，以为“抄本写成于此诗集发表之前，即1800年以前”。主张抄写时间晚者，以为用《御制诗》当衬纸，和抄写时间无关，而只能限定重装时间的上限(此说十分正确)。从纸墨新旧的程度、抄写字迹的风格看，断定在嘉庆、道光之间。文彬同志的意见是：“列藏本已经重新装订过，正文叶间衬纸为拆散的清乾隆御制诗第四、五集。由此可以断定此抄本重装时间应在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之后。”“如果要推定列藏本的过录时间的话，我则认为它可能在己卯、庚辰本稍后，而早于梦稿、戚序本。”关于重装时间在《御制诗》第五集刊印之后，无疑是正确的。而他对于过录时间的推定，是在撰写《校勘》一文，以为列藏本的“底本很可能属于脂砚斋四阅评本的系统”时写下的话。《管窥》考定此本与四阅评本均出于三阅评本，虽然他再未提及过录时间，但他的看法估计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列藏本与舒序本有共同底本或祖本。它的第十六回结尾秦钟之死的写法与舒本接近，这是潘重规先生在1973年早就报告过了的。他不仅公布了他的有关记录，而且把俞平伯先生《读红楼梦随笔》所载吴晓铃先生藏舒序本此处文字与列藏本的异同作了比较。陈庆浩和庞英两位学者也都一再提起这段文字，但往往为其他人所忽略或回避。文彬同志引述过这段异文，但仅作为列藏本与己卯本、庚辰本不属于同一支系的证据提出来的。在《管窥》分析列藏本与其他抄本的回目异同时，曾举出第八回：“第八回列藏本作‘薛宝钗小宴梨香院 贾宝玉逞醉绛云轩’，甲戌本大同，仅有‘宴’作‘恙’、‘逞’作‘大’、‘云’作‘芸’之别。庚辰本则作‘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戚序本作‘拦酒兴李奶母讨恹掷茶杯贾公子生嗔’，与列藏本完全不同。”从而说明“我认为列藏本在版本系统上是一个接近‘四阅评本’的独立系统的抄本”。但其实，列藏本的此回回目，与舒序本完全相同，其正文亦复相近。列藏本和舒序本出于共同底本的共七回。据此，我们可以推定列藏本的抄写时间或与舒序本相当或在此本之后。列藏本清抄后又经人修订，其改补文字为臆改而非据程本文字，故其修订一事尚当在1791年之前。所以无论考证底本还是过录时间，校勘时未将舒序本文字录入，不能不是一大疏漏。 有趣的是文彬同志对于列藏本抄写者的推测：“如果作个大胆的假设：此抄本是曹雪芹的原稿本，正文及批语用行书、草书，可能由雪芹(笔迹颇佳，有赵孟左兆右页、董其昌之风)、雪芹妻子(楷书，字体清秀、笔划细而匀)、曹左兆右页(或者就是那位畸笏叟，字迹古朴、粗犷、很有帖意)、雪芹儿子(八九岁，初习字，字迹有几分拙劣)，全家分开抄录，而且雪芹最后改补错漏字句。不过，我这个假设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当然不会为人们所信服的。”这是《概论》中的陈述。《管窥》有重要的修改，首句改成“有的研究者作过大胆的假设”，末句改为“我认为这个假设还缺少足够的证据”。但无论如何，这总代表着一种重要意见。此说的前提之一是相信了抄本是由四个抄手抄写的，从苏联学者最初的报道而来。据笔者从字体、字形、笔迹三个方面综合核对(最终以笔迹为主)，此本盖由十人抄写而成，其分担回数亦与孟、李二氏所言有异。此本和现存所有抄本一样，显系过录本，而非作者原抄本。但是，前面这种推断不但是允许的，而且往往是有其必然性的。试想，每当一种新的《红楼梦》抄本被发现，人们无不怀着无限喜悦而激动的心情，渴望着获悉这无比珍贵的资料。一但得知某些消息，便觉得异常新鲜，于是和已知的种种关于曹雪芹的事迹及《红楼梦》版本的知识立刻联系起来，发生种种联想和想像，正所谓纷至沓来，思绪泉涌，产生许多假设和新的论断。这种情景局外人可以想知而难以有同样丰富深切的体验。其实这也便是假说的产生。它们在随之而来的进一步的理论论证或科学试验的检验中，如果证明是合乎实际的，那也就是人们在红学领域又发现了一个真理或建立一种学说：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由相对真理而达到绝对真理。没有前一个阶段是不会产生后一个阶段的。 我对于文彬同志的《管窥》，若论其大端，也不过上述各点而已。此外还有两件细故，也顺便在此一并说及。 列藏本的双行批语基本上与四阅评本相同，但其数量锐减而其文字每比己卯、庚辰等本正确。文彬同志举出第八十回中的一条：“脂批中常有一字之差，意不可解之处。如第八十回正文‘我有真药，我还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庚辰本双行夹批作‘寓意深远在此数目’，列藏本则作‘寓意深远在此数语’，显然‘数目’不通，而‘数语’是对的。”好几位先生在谈到这条批语时，也都是这样看的。“数语”当然是通了，但未必是原文。愚以为“数目”乃“数句”之讹文，盖“句”、“目”二字形似而误书。质之诸公，不知然否。 然而，文彬的明敏我一向是佩服的。如他说：“第六十四回回目前上方作‘石头记卷第六十四回’，这是梦稿、戚序本以后的抄本所没有的。”此话不差。现存抄本只有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各回题序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第X×回”，列藏本题序是己卯、庚辰二本的节略，尚保存早期抄本的遗迹。此虽细节，但可见文彬的学识和眼力。 曹雪芹写《红楼梦》用史笔。胡文彬同志又是治史学的。我的这篇漫评亦学太史公，秉笔直书，略无忌讳。批评的文字不过为作者总结经验教训，以为治学之佐助或津梁。为此目的，当然切忌虚夸和文饰。朋友间更宜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所言当否自是另一回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想，文彬与我均当以此为鉴戒。 但论文之余，回忆数年来他留给我的印象，仍颇多感慨。他在红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自不待言。但他在科研上走过的道路是并不平坦的。积毁销骨，人言可畏。但他义无反顾，奋然而前行，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在列藏本的研究中，处于材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终于产生了一部空前的专著，其开创之功是不可泯的。现在，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能全力以赴地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在红学的途程上，他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硕果累累，这是完全可以预言的。 1988年元月10日于临湖轩 2000年元月14日校阅 注释 [1]《丙子本考》刊载于《唐都学刊》198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88年第2期转载。编入《中外学者论红楼——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原载：《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 原载：《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