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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前我读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周汝昌先生的名子，知道他的《红楼梦新证》。有这么厚的一本学术专著，并世没有第二人，那时闻其名真的有如雷贯耳之慨。 1959年秋开始，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第一次读完《红楼梦》，几乎在同时读完何其芳同志的《论“红楼梦”》。那时虽然没有读周氏的《红楼梦新证》的意愿，但凡是遇到他的论文，或者从报章杂志上看到他的论文目录都要找来认真读一过。读他的论文与读何其芳的著作感受不一样，感觉怪怪的，总是莫名其妙。 1964年我欣喜地买到他著的《曹雪芹》。书中除过敦敏、敦诚兄弟和张宜泉所述资料外，其他所据资料大都不可信。后来他把这部著作扩充后，以《曹雪芹小传》的书名于1980年出版。文字增加了四万多字，全书达到十八多万字，内容似无大变化。1992年他又有了《曹雪芹新传》问世。在《自序》中他说撰写这部传记“困难中最大的一个，是历史给我们准备并遗留下来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太少了”，“文献资料极度稀缺”。说实话，我对周先生的主要红学观点是不同意的，比如他的曹雪芹籍贯丰润说、雪芹生于雍正二年和卒于癸未说、他的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史湘云是曹雪的妻子脂砚斋等等，他和清代和民国前期的索隐派一样，都是在“证假为真”。周先生创撰“曹雪芹传”的艰辛我是理解的；作为红学一家言，自有存在的价值。 后来他支持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制造出了一个“震惊人类的发现”；又支持丰润人王家惠的“曹渊即曹颜”说，丰润人刘润为同时发表《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弄出了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事：在我看来这都是“非学术非道德的喧闹”。此时我也并无撰写文章与他商榷的念头。 读周先生的文章多了，我也逐步弄清了他的恩怨。他多次为文说明《红楼梦》新版本校注是他的主意，有人冒了他的功；他还多次说研究一个作家起码得研究作家的家世，可是有人居然靠研究曹雪芹家世被称为红学家的；他还多次旁敲侧击“揭露”洪广思撰著《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被他多次批判的人原来是冯其庸先生。 张国光曾尖锐地批评了他“极端崇曹，极端贬高”的错误，还从多个方面批评了他支持王国华“太极红楼梦”制造了一个“震惊人类的发现”的大错。这是很严肃的学术争鸣。他气急败坏地为文进行狡辩，反映出他的霸道之气；他的学风、文风之恶劣，都让我很反感。这时我依然没有与周先生商榷的念头，我不愿意参与到他的这种闹意气泄私愤的是非之中去。 1994年全国红学会年会在山东莱阳召开。我为这次学术会提供的论文是《曹雪芹的籍贯、生年和卒年——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这是一篇急就章，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成熟的题目，对这方面的材料看得比较多，有感于周汝昌在论述曹端明、曹端广兄弟后人的籍贯时偷换概念，逻辑混乱，既然曹端明的后人是丰润人，为什么首迁铁岭卫的曹端广的后人不是铁岭人反而是丰润人呢? 多少有些自己的想法，于是仓促为文，写成这篇小文。 1995年《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我原以为周汝昌要恢复红学的学术品格，读完文章才发现他的所谓“学”同实际的红学之学根本不同，他通篇文章贬人扬己，通过歪曲鲁迅的观点肯定了他自己的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 以外，大笔一挥，把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辉煌成就抹成一片白地！王国维、胡适、俞平伯、王利器、冯其庸等红学大家以及其他所有《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成绩都没有“学”的因素，只有他的“写实自传说”才够得上“学”的品质。最好笑的是他嘲笑别人研究《红楼梦》基本功不够，没有资格研究这部作品，他的学问好，却连清朝是那一年建立的都弄错了。他在《还“红学”以学》 中说： 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 年，从1664 年到1757 年，已经93 年，而那“明遗民”既能知亡国之痛而发愤著书，那他应生于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 周汝昌不知何所据硬让清王朝晚建立20 年。1644 年是每个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年代。不知道清朝立国史，就弄不明白曹雪芹家的发家史，难以对《红楼梦》 作深入研究。令人惊讶的是“红学泰斗”周汝昌连清朝是哪一年建立的都缺乏准确知识，他的红学研究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正是由于《还“红学”以学》使我对周先生的人品、文品和学风、文风，有了清醒认识。对红学的大是大非问题，我应该说明自己的看法，哪怕身陷是非之地也就顾不得了，于是就有了《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 兼说〈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品格》。这篇论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尖锐批评了他的错误：首先，歪曲鲁迅，为我所用；其次，贬低俞平伯，唇抢舌剑，用心良苦；第三，批倒一切，使百年红学史几乎变成一片白地；第四，学风不正，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之家。 如果说《曹雪芹的籍贯、生年和卒年——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是一篇学术商榷文字的话，那么这篇论文则是纯粹的学术批评，而且以后我的所有与周先生的“商榷”文字也都是学术批评。 从此我开始思考他绝对化“写实自传说”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 1996年9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著名红学家邓绍基、张锦池、周中明等先生与会，在私下我与他们交流过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说明我准备批评周汝昌“写实自传说”的想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边城乌鲁木齐一切报刊杂志信息资料都处于极其缺乏的状态，自己对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现状以及历史并不熟悉，见闻狭窄，是否有专家学者批评过周汝昌的“写实自传说”都不知道。为避免重复劳动，我就这个问题向张锦池、周中明二位学兄请教，问他们是否读到或者见到过类似批评“写实自传说”的论文。他们作了否定的回答，并鼓励我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写实自传说”是周汝昌红学的核心，要从理论上批倒它并非易事。有一天会后，张、周二位光临寒舍，我又郑重地就这个问题向他们请教，他们又一次鼓励我选择并希望尽快完成这个题目。 这次学术会后，我就确定了“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的题目，开始重新阅读他的全部学术论著。 经过十个月的艰辛劳动，1997年7月初，终于完成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论文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介绍周汝昌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 第二部分“曹雪芹说自己的小说写的是‘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采用‘追踪蹑迹’的写法，但不是家史，不是自传，而是‘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的故事’”； 第三部分“脂砚斋认为《红楼梦》从曹雪芹家的生活中汲取过不少素材，但从根本上否定贾宝玉是曹雪芹的自我写照，决不能在贾家和曹家、宝玉和雪芹之间画等号”； 第四部分“周汝昌以‘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为基础构建的‘写实自传说’存在巨大破绽，难以弥合，但他却很自信，令人哑然失笑”。 我在参加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时，曾把这篇论文送冯其庸、邓绍基、张国光、张锦池、周中明等先生，请他们批评指正。冯先生指出一个观点错误，会后中明兄寄来详细修改意见。 既然你周汝昌说20世纪只有你的“写实自传说”才具有“学”的品质，我却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写实自传说”是个虚假命题，是“证假为真”，根本不能成立，所以连“学”的边都不沾。自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也就不准备再写批评周汝昌的文字了。 1999年，北京一个朋友却约我撰写一部“周汝昌《红楼梦》研究评传”。当时我没有答应，一是因为教学任务重，精力不允许；二是觉得自己的才力不够，完不成这个大题目。于是提出由我和另一位朋友共同主编完成这部书的想法。他说：“那不行，你的这位朋友逻辑不严密。”我哑口了，只能作罢，放弃这个约稿。 2006年春，在贵州的一个学术会上，又有个朋友想和我合作完成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总结与批评。他说：“我出手快，写出初稿，寄给您修改就行了。”我虽然没有答应，却对他说：“假如以后有机会合作，对周先生我还是有些话可以说一说，比如他的方法论就是。”学术会议上的聊天，是不能作数的，会后各奔东西，自然作罢了。但我的内心是把他引作知己的，因为他看重我不多的批评周汝昌的文字；他有批评周汝昌的思想，自然就是我的同道了。 不管是约稿还是合作，都没有引起我继续批评周汝昌的激情。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楼友勤同志从北京给我寄来一本周汝昌新著的《红楼夺目红》，她说这本书很有趣，推荐我读一读。 周汝昌在这本书里集中篇幅宣传他的“湘云嫁宝玉”，果然写得很有“趣”。在他的笔下，“木石姻缘”不是指林黛玉与贾宝玉，而是指史湘云和贾宝玉，因为湘云的生活原型本姓李，是木，这就与宝玉这块顽石构成“木石姻缘”；在他的笔下连“金玉姻缘”也不是指宝钗和宝玉，而是指湘云与宝玉，“金麒麟的故事，才是宝玉的真姻缘”。他说“宝玉真爱的是湘云”，根本不是林黛玉，“宝、湘二人是青梅竹马，是同食同塌，是旧圃新房，是风尘知己，是患难夫妻，钗、黛如何能与之比肩哉。”林黛玉、薛宝钗似乎不是小说的主角，“不悟湘云方是红楼之‘主角’，可乎？”为了他的“湘云嫁宝玉”论，他说“湘云是夜不但是住在怡红院，而且是与宝玉同榻而眠的”，不惜口含脏水喷向读者喜爱的这两个人物。他还说神瑛侍者降生人世是甄宝玉，顽石来到人世借用了神瑛侍者的形貌便成贾宝玉，林黛玉向贾宝玉还泪是找错了对象。他又说“看看这些女儿的‘总领衔’（脂砚所谓‘群芳’之冠）宝玉”，明目张胆地连宝玉的性别都给改变了！宝玉竟然成了“女儿的‘总领衔’” ！“‘群芳’之冠”在《红楼梦》中有明文，那是薛宝钗，因为她是牡丹花，艳冠群芳。脂砚斋的原批语是“宝玉系诸艳之贯”；“贯”是线索、连物的绳索的意思，批语说宝玉是联系所有女儿的一条线索；但被周汝昌纂改成“‘群芳’之冠”，贾宝玉成了所有女儿中的第一名！ 总之一句话，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关系完全被周汝昌的“湘云嫁宝玉”颠覆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内容，不批评它就愧对曹雪芹和《红楼梦》。 有一天，轩辕春梅同志来我家里，看到桌上摆放着一本《红楼夺目红》。闲谈间，她闻知我有批评这本书的意思，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支持您！去年我买了一本《红楼夺目红》，鉴于周汝昌的名声，我准备认真阅读学习这本书。但在读的时候，发现这部书的结论与论据没有关系。从主观臆断出发，不从小说的大量描写找根据，而是想当然。这本书会把读者的思想弄乱的，因此我特别生气！您确实应该批评一下这本书。” 春梅的意见是一个普通健康读者的义愤，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与支持；我意识到任凭《红楼夺目红》流播，会把读者从谷子地领到糜子地里去的。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一定得写点什么才成。2007年11月，广西民族大学召开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学术讨论会，于是就撰写了《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主要依据《红楼夺目红》，参照他的别的著作，总结其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六种：随意附会法、曲解作品为自己观点服务法、大话欺人法、泼脏水法、无中生有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法”。在大会发言，受到普遍的欢迎与肯定。 在搜集资料撰写《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对他的《红楼梦》研究重新进行梳理，弄清了他所谓的“贡献”，主要有： 1、他的最大“贡献”是把胡适提出的《红楼梦》“自叙传”发展到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把贾宝玉与曹雪芹完全等同起来，把小说的贾家与现实生活中的曹家完全等同起来了。 2、一生坚持“我最得意、最精彩的就是考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砚斋即史湘云。”提出史湘云嫁贾宝玉说，晚年《红楼梦》研究的中心内容就是证明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畸笏叟——这也可以说是他的红学的生命线。 3、用他发明的“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论”，把《红楼梦》斩断为等距离的十二段，从而扼杀了曹雪芹《红楼梦》生动丰富完美充满机趣的艺术结构。等距离的十二段大对称结构论是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根本不符合艺术的辩证法，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 4、把他编造的一百零八钗——把一个家庭的众多平庸丫鬟生硬地拔高为所谓“脂粉英雄”——强加给曹雪芹的《红楼梦》，企图取代太虚幻境只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三种册子的事实，好达到为他的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服务目的。 5、置记载曹雪芹是奉天辽阳人的历史资料于不顾，硬说曹雪芹是河北丰润人。 6、否定脂砚斋批语中的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重新提出曹雪芹卒于“癸未除夕” 说。按照他的观点脂砚斋是曹雪芹有才的恩爱妻子，却把丈夫的卒年错记一年，真是匪夷所思。 7、用夸大之词支持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制造”了一个“震惊人类的发现”，遗笑大方。支持丰润人王家惠考证的《曹渊即曹颜》，几乎弄出否定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的事来。支持刘心武，弄出一个所谓的“秦学”来，又一次搅乱了红学界。 8、此外，他还为曹雪芹未完成的巨著《红楼梦》重新续补了后面的故事，创作了一部《红楼梦的真故事》，在这部续书中完成了他的史湘云嫁贾宝玉说。在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根本没有史湘云嫁贾宝玉的内容，把自己编造的东西冒称是曹雪芹的，假得不能再假了，何来“真”的一丝影子？ 9、否定研究小说《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是红学的内容，提出红学研究的范围是：㈠曹学，㈡版本学，㈢探佚学，㈣脂学。 10、用仇视的心理批判高鹗，彻底否定《红楼梦》后40回续书的贡献，还就此把高鹗打成被乾隆、和珅出重金收买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执行者，从而“将曹雪芹一生呕心沥血之作从根本上篡改歪曲”了。 以上这些就是他自诩的20世纪唯一够得上“学”的《红楼梦》研究成就。 到这个时候，要我不撰写批评周汝昌的文字已经不行了，他自诩的所谓“学”究竟是真“学”还是假“学”？非弄清楚不行。 2008年他的《红楼别样红》出版。与《红楼夺目红》相比，这本书更出格。他说：“我讲湘云才是一部《红楼梦》的真正女主人公”，“所以，书到‘后之三十回’，湘云才是真主角，文章的精彩也全在后边”。他还说：“近日觉得有一新意：《红楼梦》可称为‘云之梦’”。在他的笔下连林黛玉的名字表现的都是湘云同宝玉的爱情，林黛玉就是“麟待玉”，“确实，湘云是佩麟而等待宝玉重会的后半部书的主角”。 真太过分了！太狂妄了，居然要给《红楼梦》改书名，要用《云之梦》替代《红楼梦》；居然诬蔑曹雪芹给我们留下的80回书稿不精彩，“文章的精彩也全在后边”，精彩全在他构想的“后30回湘云嫁宝玉”中。这时不批评他“超出常理之外”的观点能行吗？ 周汝昌一生的红学研究成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他一生的红学既是这个观点的延伸，又是在卫护这个观点。这既是他的“写实自传说”的核心，又是他的探佚、脂砚斋研究、两扇大对称结构及其他《红楼梦》艺术研究的目的。 于是我在2008年撰写了《“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是一个伪命题》。我在介绍了周先生这个观点之后，从三个方面来指出其“伪”的： 首先，曹雪芹堵死了史湘云嫁贾宝玉的所有通路。在曹雪芹的全部描写中，湘云与宝玉缺乏血脉灵肉的撞击；在“金陵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曲”中，湘云与宝玉没有任何感情的纠葛，没有一丝丝夫妻关系的暗示；黛玉、宝钗幼时都有癞头和尚出来与之交往，暗示她们将来与宝玉的爱情或者夫妻的命运，湘云却没有。 其次，脂砚斋否定了湘云嫁宝玉，也否定了贾宝玉是曹雪芹，从而否定了自己是曹雪妻子的说法。 第三，脂砚斋、畸笏叟是男不是女，不会是史湘云，更不可能是曹雪芹的妻子。证据有以下五条：脂砚斋、畸笏叟是两个男人，不能混同成一个女人；裕瑞说脂砚斋是男人不是女人；畸笏叟说脂砚斋是男人不是女人；脂砚斋说自己是男人不是女人；畸笏叟自然也是男人不是女人。 既然脂砚斋、畸笏叟是男不是女，这说明周先生的“脂砚斋即史湘云”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他们不是史湘云，当然更不可能是曹雪芹的妻子！ 早在1988年周汝昌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就出版了。这本书用了半部书探讨曹雪芹独特结构学的“‘十二乘九’结构法”，即“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他说这个结构研究意义重大，“提出此学，极为必要。此学不明，则雪芹的真思想，真感情，真宗旨，真境界，真的总体人生观、美学观，永无可明之指望。” 而且他的这个研究“关系着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桩特大事故与事件，对其意义的任何低估，都将造成泯没是非、颠倒美恶、即降低我国民众文化素质的严重后果。”你看他说得多玄，他的结构法不仅能够解决红学的所有问题，弄不好了还会产生“降低我国民众文化素质的严重后果”！ 千万不能信他的“万能结构论”，他这只是自神其辞；他在《红楼小讲》漏了自己的馅。他说：史湘云“以后再继变故，几经曲折，终于得与‘假’玉、真兄怡红公子重逢，结为夫妇——‘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这其实才是一部《石头记》最重大的关键性的写作结构与艺术创意”。“大对称结构”这个葫芦里装的药原来是他的“史湘云嫁贾宝玉”！ 《红楼梦》是否存在“‘十二乘九’结构法”，即“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呢？为此我撰写了《〈红楼梦〉并不存在万能的“大对称结构”》，从五个方面分析这个结构论的错误：“大对称结构”基础之一“一百零八钗”根本不存在；“大对称结构”基础之二“一百零八回”是个空中楼阁；《红楼梦》根本不存在“‘十二乘九’结构法”；周汝昌的“‘十二乘九’结构法”根本不符合艺术的创作规律；周汝昌支持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的实质就是明目张胆地撕裂《红楼梦》完美的艺术结构。 脂砚斋的《石头记》评语批在八十回本上，庚辰本第七十九、八十回上有脂砚斋的小字双行夹批，就是明证；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前有一条脂批说：“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他说迷失的稿子是三十回，两者相加是一百一十回。《红楼梦》根本不存在一百零八回书稿，他的“‘十二乘九’结构法”就失去附丽，“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也就难以存在了。 周汝昌先生在他的《周汝昌自传》中径直说：“一部《石头记》原计划是写一百零八名女子英豪——如《水浒》之写一百零八条男子好汉。”这个已定的“一百零八名脂粉英才(与绿林好汉有意地“对台唱戏”)的数目，又启发了雪芹，使他又有意识地将回目也调整了，定为一百零八回”。 “一百零八钗”又成为他的“一百零八回两扇大对称结构”的奠基石。 为了正确理解曹雪芹的艺术创造，不破除“一百零八钗”瞎说是不行的，因为“一百零八钗”已经成了理解《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障碍，于是我就有了《不要把瞎编的一百零八钗硬栽到曹雪芹头上》一文。我在文中指出：“《红楼梦》定稿写了三副册即正册、副册、又副册，只重点写了三十六个女儿，这是确定无疑的！周汝昌硬把一些平庸女子拉来凑成一百零八位‘脂粉英雄’强加给曹雪芹和《红楼梦》，是他的‘龙门红学’的又一次恶劣表现。” 我还指出他拟定的一百零八钗有许多常识性错误。他的常识性错误之一是把正册（正榜）坐首席、次席的次序弄错了。按照曹雪芹的明文安排，正册薛宝钗坐首席，林黛玉坐次席，但他却硬让林黛玉坐首席，让薛宝钗坐次席。他的常识性错误之二是副册（副榜）标准混乱，背离了曹雪芹定的规矩。副钗之首是香菱，是中等女子的代表；以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绮四人入副册不伦不类。他的常识性错误之三：把平儿的身份地位弄错了，让平儿入错了册子，成了又副册中的人物，平儿本来应在副册中坐次席才成。 一个连曹雪芹“金陵十二钗”的构思都没有读懂的人却要替曹雪芹另编一个“一百零八钗”的名单，强加给曹雪芹和《红楼梦》，这不是王国华“同曹雪芹智力的较量”式的狂妄，又是什么？ 2009年10月底在杭州市举行了水浒学会的年会。几个朋友纷纷向我介绍周汝昌的《谁知脂砚是湘云》，说这是年初出版的新著，问我读了没有。后来在11月上旬于江阴市举行的夏敬渠与《野叟曝言》才学小说研讨会上，一些朋友又与我谈及周氏的这本书。有个朋友说：“《红楼夺目红》、《红楼别样红》这么烂的书你也读吗？”我回答说：“为了曹雪芹和《红楼梦》，为了帮助读者正确认识《红楼梦》，应该了解周汝昌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回到乌鲁木齐，我的学生吴玉霞帮我买了一册《谁知脂砚是湘云》，原来这是周汝昌旧文的重新组合，毫无新意。他说：“我在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忽然产生了‘脂砚即湘云’的设想，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146页）只是周氏“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这个观点更集中表现罢了。 我在为《20世纪〈红楼梦〉研究综述》写的代前言《20世纪红学研究的历史是怎样读懂〈红楼梦〉的发展史》中曾经指出周汝昌没有读懂这部伟大的小说。当时的认识还不深，还比较肤浅。后来得知聂绀弩先生曾说：“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真是精警拔俗，一针见血。于是产生了诠释聂先生这个观点的意愿，这就有了《“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诠释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经典评价》这篇小文。文章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证实聂先生观点的正确无误：对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转世人物贾宝玉与林黛玉关系的错解，造成了周汝昌以后研究《红楼梦》的步步错；周氏企图改变宝玉、黛玉相爱的事实，极尽歪曲“木石前盟”和“金玉姻缘”之能事，是从整体上对曹雪芹《红楼梦》的最大歪曲；颠覆《红楼梦》诗词的本意，生硬地把描写人物性格的诗词变成胡适早已批评了的猜笨谜；炮制“一百零八钗”说，把莫须有的东西强加给《红楼梦》，这是他不懂这部伟大作品的又一表现；炮制所谓的108回大对称结构，鼓吹这个结构论决定一切，是决定我国民众文化素质的大问题，实际是空中楼阁，根本不存在；对主题的误解与其他大量的错解。 这篇小文可以说是我批评周氏“龙门红学”的一个总结。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心头一直拂之不去，这就是周汝昌为什么要用刻薄语言攻击高鹗和他续补的后四十回？他1980年发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又诬陷高鹗是被乾隆与和珅出重金收买对曹雪芹《红楼梦》做手脚和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执行者。作为新红学家，胡适与俞平伯都能正确评价后四十回，为什么周汝昌与高鹗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诠释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经典评价》这篇小文脱稿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于是就有了《周汝昌先生辱骂诬陷高鹗的背后》；原来高续后四十回是周氏龙门红学“湘云嫁宝玉”逾越不过去的拦路虎。他之所以用非学术非道德的手段辱骂高鹗，诬陷高鹗，就是为他的龙门红学开路。在这篇论文中我把他与高鹗做了以下比较：首先，在神瑛侍者、顽石与转世贾宝玉的仙凡关系上见解不同，高下判然分明。其次，二人对“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不同理解也高下判然分明。第三，对曹雪芹《红楼梦》爱情婚姻悲剧的理解不同，高鹗续书比较成功地描写了这个悲剧，周汝昌却改悲剧为正剧或者说竟然是喜剧了。第四，对宝玉“情极之毒”这个性格特点，高鹗续书基本写出来了，周汝昌的宝玉娶湘云为妻，则完全背离了这个特点。第五，对社会上流传的“湘云嫁宝玉”的本子，高鹗视而不见，根本不理睬；周汝昌却视为曹雪芹的“真本”，当做珍宝：这表明两人鉴别真假的水平差距很大，有霄壤之别。最后我说：“到底是该把高鹗续补的四十回扔到纸篓里去，还是该把‘湘云嫁宝玉’扔到纸篓里去，读者自会做出明断，就不用我来饶舌了。” 以上就是我如何走上批评周汝昌先生红学观的心路。 既然周汝昌先生自视为20世纪唯一具有“学”的水平的红学家，他值得评议的地方就不仅是我所涉及的这么一点内容。比如他为迁就自己的“湘云嫁宝玉” 肆意对《红楼梦》进行的歪曲；他鄙薄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只认可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才够得上红学的目的何在？怎样解读作为唯一“红学泰斗”这个个案的独特方法论的哲学根据？这位“红学泰斗”出现在20世纪的意义是什么？这已经不是我的才力、识力、精力所能解决的，只能留作遗憾存在心头作纪念。 原载：《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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