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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斌在《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三辑)上刊文，以六题十八页的篇幅与我商榷，题名《也谈立松轩本(石头记)》，针对拙著《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文中提出很多重大问题，因此，不嫌繁琐，一一答复如下： 一、丙子本是后出诸本的祖本 《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有九章三十六节，第七章《立松轩本(石头记)底本考》是本书的重要篇章，其中，第三节的结论是：“综上所述，笔者虽然将立松轩本分做两个大部分，但它的底本却由三个本子所组成，即丙子本、己卯本和杨本(底本)。是否还有个别章回据他本抄配，像现在的某些抄本那样，也是值得研究的。”赵建斌以为“立松轩本《石头记》不是由三个底本拼抄而成”。他首先否定丙子本的存在，说：“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没有产生过新誊清本，即所谓的‘丙子本’。丙子‘对清’是‘甲戌抄阅再评’的工作继续，‘三评’工作就是在‘甲戌原本’上进行的，因脂砚斋不可能每评必抄。” 我以为脂砚斋甲戌再评与己卯、庚辰四评之间有三评，三评的评语自然写在三评本上。赵建斌承认有三评，但是认为评语是写在甲戌本上(眉批和侧批)，理由是不可能每评必抄一遍。这事实不符。脂砚斋再评有甲戌本，四评有己卯本和庚辰本，就是每评必抄，三评为什么就不可能写在三评本上?况且甲戌本上的眉批和侧批有纪年甲申的和丁亥的，并没有丙子的纪年。完全是主观臆测。 三评本就是丙子本。关于丙子本，有明文记载。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回前批语页有附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丙子年对清的本子可名为丙子本，与甲戌本对清。赵建斌以为甲戌本从甲戌年抄起，一直抄到丙子，是甲戌本和作者的手稿对清(庆山按：非手稿，乃脂砚斋的初评本)。第七十五回的附记是否记录在甲戌本上的?甲戌本不存在这一回，无法验证。他没有直接的证据，他的旁证是己卯一庚辰本抄写了“两年左右”(己卯春到庚辰秋，不过一年多)；冯其庸先生手抄庚辰本，用了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从甲戌到丙子五月，是两年半时间；用费时一年多时间证明两年半时间，论据说明不了论点。 在校读中，我先后发现丙子本异文二、三百处。最有代表性的是：“凡例”改成“楔子”，抄漏僧道与石头对话那四百二十九字，第五回末改警幻仙子引导宝玉出游为随后追来，第七十五回回目。这些惟独异于甲戌本而诸本与共的文字，是丙子本修改甲戌本的文字，而为后出各本所因袭。诸本与共的文字，说明它们有同一个版本来源，即皆源于丙子本。丙子本是它们的祖本。赵建斌对此作不出解释，为了否定丙子本，说这类异文是写在己卯～庚辰本上的。己卯一庚辰本上固然也因袭了这些文字，但另外有自己的独特的改笔，那才是己卯一庚辰本固有的属性。如：第七十五回前附页另录有丙子本待补回目： 口口口 开夜宴 发悲音 口口口 赏中秋 得佳谶 而庚辰本是补齐了的。丙子本的异文毕竟存在，曾经有过丙子本也就否定不了。丙子本和庚辰本的这个回目异文，就写在我的书里边，赵建斌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试问对此回目，你当如何解释? 为什么三评的评语却写在甲戌再评本上?写在三评本上，岂不更顺理成章?为什么三评的正文却写在己卯、庚辰四评本上?因为这些异于甲戌本的文字，不好再说是写在甲戌本上。毫无疑义，这些说法都是自相矛盾，不合情理，非常离奇的，并不能自圆其说。 然而，赵建斌还继续质问。他说：“从甲戌到丙子中间仅一年之隔，作者手稿应该尚在，如他对文稿不满意，只要在手稿上进行修改润色即可，何必非要清抄一部呢?”答日：是脂砚斋写评语的需要。照赵建斌的说法，抄评甲戌本也大可不必了，更不要说己卯一庚辰本。不顾事实，自讲自理，似乎言之成理，却未免失之主观。 赵建斌举出四个例子，说明丙子本没有对清。 其一，丙子所佚四百二十九字。这四百余字固然未恢复，但却做了补缀工作，有所补“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长谈。见”等十一字在，不能说脂砚斋没有发现。就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算是对清了。之所以另作补缀，而不据甲戌本校补者，如果不是其时甲戌本不在手边，就是各存其独立面貌。这是根据事实作出的判断，并非虚言，至今不误。 其二，第二回回前总评。甲戌本低二格抄写，而后出诸本皆混入正文，即抄写时未低格。赵建斌说：“‘丙子对清’脂砚斋不可能连自己的批语与作家的正文都分不清楚吧?”按理说，脂砚斋当然不会分不开，然而，格式有正误却是事实。后出诸本包括己卯本和庚辰本。我也要问赵建斌，即使丙子本没对清，到了己卯、庚辰脂砚斋四阅评定时，也应加以区分了，为什么连定本也没有对清?另外，我再问赵建斌，甲戌本这个“对清”本该对清了吧?然而，也是第二回的回前总评中，竟然衍三十八个字。是今本所衍，还是其原本即衍?恐怕你也说不清楚。我认为问题也许发生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须知，所有现存的《石头记》或《红楼梦》抄本都是过录本。沿袭了古书的抄写不分段、不低格的通用形式。可以说，抄写格式带有随意性，不是本质问题。 随后，他故意举两个己卯等本和立松轩本的改文，说不是因袭丙子本的改文。这是他的例子，不是我书中的例子。我在书中举了那么多丙子本异文，他偏不举，仿佛并不存在这种文字。他这两个例子与前两个例子说明的问题是不一致的，用来说明对而不清是举错了例子。 赵建斌在举了四个例子之后，说：“‘丙子对清’没对清出什么正确之处，反而产生了更多的谬误?我们能看到的仅是文本本身存在的问题在传抄过程中的因袭。”“文本本身”，指哪个文本?含混得很。顺接上文，当指丙子本。可是，他是不承认有此本的。那么，是作者手稿?是脂砚斋初评本?是甲戌再评本?是己卯、庚辰四评本?原来，别的本子也错得一塌糊涂，岂但丙子本。他接着问：“如果说有关文字的修改润色是‘丙子对清’所为，那么，‘己卯一庚辰定本’就当仅是抄了一抄，何故要花费若许时光?”这话实在令人不解。何故丙子作了修改润色，己卯、庚辰就不能再进行修改润色呢?难道己卯一庚辰定本不正是有丙子和己卯、庚辰三重改笔吗?正因有了修改，才比冯其庸先生单纯过录庚辰本所用时间略多了一些。 赵建斌又问：“如果说丙子年有过誊清本，相对于手稿本而言，那时就该有两个誊清的副本了，即使被‘借阅者迷失’一个副本何妨?用仍存的一本补入即可(庆山按：指后三十回书)，畸笏何必浩叹不已，曰：‘迷失无稿’呢?”这个问题何必问我，赵建斌在前面说：“至于后三十回书，……其‘迷失’的时间当在‘丙子对清’至‘庚辰秋月定本’之间。”(在第五节里，赵建斌写道：“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畸笏有批曰：‘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既然丙子对清是甲戌本抄写的继续，那么，甲戌本就迷失了后三十回，甲戌之后，不论抄了几个副本，也不会有后部书了。然而，他在前文却说：“‘甲戌抄阅再评’的底本当系一部全稿本，后三十回书虽有进一步加工的必要，但亦当在此次抄评之列。”从两个副本说看，甲戌本又抄了后三十回书。在这个问题上，赵建斌显然是既前言不搭后语，又后语不搭前言，顾此忘彼了。“这道理实在讲不通，也难以令人信服。” 说立松轩本的前九回的底本是丙子本，是因为立松轩本存在丙子本异文，又它的文字多半早于己卯本和庚辰本。事隔十年，1993年至1995年，我在校点《红楼梦》汇校本时，发现前九回蒙府本、戚序本、梦序本、程甲本与庚辰本有少量共同异文，被大量的今本改文掩盖着，它们的直接来源应是庚辰本的底本，或底本的底本。但不是赵建斌所谓什么“又兼有今存庚辰本的特点”。而且，这并不是否定了丙子本的存在，它是除甲戌本之外的后出诸本的祖本，自然包括立松轩本。 赵建斌只顾驳我的丙子本说，而没有证明前九回立松轩本的底本到底是何本。 另外一个问题是，毫无道理地断章取义。我的一段关于丙子本的话，其原文是：“丙子年产生的本子当然是和甲戌本对清。但这‘对清’二字不过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如果丙子本跟甲戌本仅仅对清而己，那么，它实质上也就是一个甲戌本。这个本子的存在与否真就无从查考了。……”赵建斌单摘取了最后这一句，用来说明他的意见：“单说这次用以‘对清’的本子就是个问题。”似乎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搞明白。但他接下来又说道：“郑先生当然是相信丙子本的存在的，……”弄得语无伦次，真是乱弹琴。 二、立松轩本与怡府本有共同底本 立松轩本第十回至四十回的底本是己卯本(第二十九回从杨本)。赵建斌承认我的己卯本说，引用了我的一个例子，即第十六回都判的话，己卯、庚辰、戚序三本有异文，庚辰本是完全的，戚序本是己卯本的残文之补缀，来说明立松轩本的底本是己卯本而不是庚辰本。在这里，我并没有说是哪个己卯本。 我们的分歧是，这个己卯本到底是哪个本子。 赵建斌故意省去了我上面的结论，从别处寻章摘句，偷梁换柱，给我造了一个己卯本原本说：“那么，这个实证究竟能证明什么呢?郑先生说过：‘现存己卯本为怡亲王府抄本。’而且还说：‘怡府本所据己卯本是否即己卯原本是值得怀疑的。’这分明是说，立松轩所据之底本即己卯原本。”今天看来，现存己卯本为怡亲王府抄本的过录本，据以过录的己卯本果然不是己卯原本，而是怡府本，但我从来没说过立松轩本的底本是己卯原本。于是，赵建斌举了一个例子，驳己卯原本说，“己卯本、立松轩本前三回，均将‘新闻’写作‘新文’。原本或底本盖不会如此。”“闻”写作“文”是借字，并不是错字，甲戌本也这样写过，盖底本及原本亦当如此。他这个例子说明不了问题。 关于立松轩本到底出于哪个己卯本，在拙著中曾一再加以论述，不妨抄两段看一看，“庚辰本和己卯本相同的讹文夺字不仅此回有，而且遍及全书，不在少数。这如果不是过录庚辰本直接从怡府本抄录，那就是它们的底本就是一个错误比较多的本子。松轩本每每比己卯本正确、完全，……松轩本当然源于己卯本，但是否就是怡府本的底本是令人怀疑的。”我那时相信今己卯本是怡亲王府抄本。有大量文字异同的材料证明，过录庚辰本不是直接从过录己卯本抄录的。还有更具体的：“第二十二回松轩本和过录庚辰本有‘玉儿’(玉兄)和‘大都尚’(大和尚)批注之误，第十六回松轩本和怡府本有都判调侃之残。从这类情况看，松轩本所据底本即怡府本之底本。但从另外大量的文字材料看，松轩本所据己卯本的讹夺文字要远远少于怡府本的底本。这就提出了存在另一个己卯本的问题。怡府本和过录庚辰本的底本实在错误太多，己卯原本不至于如此，不能排除另外的己卯本的存在。”我的意见是明确的，始终一贯的，即立松轩本的底本不是怡府本(己卯本的底本)，而是一个与怡府本有共同异文但又比它正确的另一个己卯本。赵建斌有意避开这些论述，天外飞来地把己卯本原本说硬加给我。 那么，赵建斌认为是哪个己卯本呢?他说：“今存己卯本乃怡亲王府本的过录本(因其‘祥’‘晓’二字避讳不彻底、不统一)，立松轩本文字与它尽管多有相仿和一致的情状，充其量也只能说明二者关系甚密，所据底本相类，甚至说是一个；也就是说它们都与怡府本有直接关系，而与己卯本原本则关系甚远。”这一段推论，到“所据底本相类”，是说得通的；推到“甚至说是一个”，就不合逻辑了。这就是所谓真理再向前走一步，便变成了谬误。 赵建斌举了三个立松轩本与己卯本相同的异文，又举了三个己卯本夺漏而立松轩本与庚辰本没夺漏的文字，得出结论说：“立松轩本兼有己卯、庚辰二本的文字特征，说明它的底本也是来自怡府抄本。”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只有己卯本、庚辰本、立松轩本三本有相同异文，才能说明它们有共同底本。 赵建斌的后半节文章有两个问题。其一，他举了三条上述己卯本脱漏，而立松轩本和庚辰本未脱漏的文字，并非我书中的例子，却说：“郑先生的解释是这样的： 庚辰本虽然用己卯本做底本，但是它在庚辰年又作过一次修改。……只有全面比较有正本和庚辰本的文字异同，才不会误以为立松轩本的底本是庚辰本。 可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解决立松轩本的所有问题。”海外奇谈，异想天开，我怎么能够对他的例子作出解释呢?他讲的是同，我讲的是异，又岂有以改文来说明夺文的?移花接木自不用说，删节号部分删去四段四页之多，从未见过有这样引文的。 其二，在这段文章之后，他举了第十八回“第四出《离魂》”句下的两段双行批注。这两段双行批，戚序本和己卯本没抄混，蒙府本和庚辰本抄混了。他没查己卯本，以为也错了，说“问题仍在立松轩本及其底本上”。其实，立松轩本及其底本都没有抄错(本质)，是蒙府本和庚辰本自行抄错了(现象)。故这个例子应移到立松轩本与己卯本相同的那前三个例子当中去。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第三种情况，那就是己卯本和庚辰本有相同的讹误和脱漏，而立松轩本则不然。这里只讲讹误文字，如第丸回中的宝玉的大小厮李贵，到了第十六回中就变作了李景，己卯本、庚辰本、立松轩本同误；在第十一回中，李贵又变成了李纨，己卯本、庚辰本同讹，而立松轩本则不然。也许是立松轩的改正。立松轩本和怡府本毕竟有相同异文。但是，它又每每比怡府本的文字正确，如： 还是知这里要呢(己) 还是往这里要呢(庚) 还是和这里要呢(蒙、戚) 怡府本错如己卯本，庚辰本加以改正，立松轩本不误。 若题目多，这个也爽的上(己、庚) 若题目多，这个也夹的上(蒙、戚) 怡府本错了，立松轩本不误。这里讲的四个例子，都是我在《底本考》中举过的；对后两个例子，赵建斌未加注意。立松轩本比怡府本文字正确，它的底本比怡府本高一个层次。把二者的文字异同综合起来看，可以说，它们有相同底本或共同底本。因为立松轩本跟怡府本相同的讹夺文字，也就出现在这个底本上，所以，这个底本也不是脂砚斋四阅评过的原本。只讲到怡府本的层次，是只注意了它们之间的同，而避开了它们之间的异，是存在片面性的。 在这一节里，赵建斌未明言这怡府本是这三十一回的底本呢，还是整部立松轩本的底本。 三、立松轩本与杨本有共同底本 赵建斌的“关于立松轩本和杨本”的一节文章，写得草率而荒疏。他替我找了证据，而没有证明他自己的底本说；挑了一点小毛病，又不成为问题；最后，还说了一番大话。 十五年前，我比较第五十五回(半回)至五十九回(半回)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异文，发现了立松轩本从杨本改文，而异于己卯本和庚辰本。如：第五十六回回目，己卯本和庚辰本是“时宝钗小惠全大体”，杨本和立松轩本改“时宝钗”作“识宝钗”；第五十七回回目，己卯本和庚辰本是“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杨本和立松轩本改“忙玉”作“宝玉”。但是，两者又有大量的相异之文。可见，杨本有过两次修改。立松轩本依杨本者，从其底本；立松轩本违杨本者，盖和今本之修改不同。因此，我认为立松轩本改从杨本的底本为底本，而不再是己卯本。但又认为其底本在四十回书中是己卯本和杨本(皆非今本)四六开。 那时，详列两本第五十五回至五十八回以及第七十八回和第八十回的相同异文作例证。十年后，当我从事《红楼梦》汇校本的校勘工作时，才发现自第五十二回到八十回这种异文比比皆是，就是说，在后四十回中，立松轩本有二十五回(除了第五十三、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七等四回)是与杨本有共同底本的。 赵建斌一面说“笔者的实际考察却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面出人意料地仔细比较这两个本子的三种夺漏情况，并统计了各有多少处，在客观上，替我的结论作了证明。如：两本夺漏一致的，计四十七处，不过又说：“然而问题仍然存在”。 一是指责我那一节的小标题“立松轩本底本来自杨本考”，质问“用杨本称谓其底本是否合适”?这当然是不合适的。不过，说立松轩本的底本是杨本(底本)的，本章共有十四处，只有两处(其一便是小标题)用的是“杨本”，其余十二处，或加括号注明，或直接说明是其底本。赵建斌却只抓住小标题来加以批评，是不公正的。那么，当年为什么只在这里用了这样的措辞和表现方式呢?不外乎是为了简洁和大方，因为是标题之故。正文马上解释是指的底本，量读者自不会误解。 二是质问：“如果郑先生的解释称谓是可以认可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同理得出相反的结论?——杨本后四十回的底本是立松轩本。”这是抬杠，是小题大做。无须再加解释。不过，我要借此向读者指出，我之所以认定立松轩本的底本是杨本的底本，而不是相反，是因为杨本文字比立松轩本早。第八十回的回目，杨本的是：“懦迎春肠回九曲，姣香菱病人膏肓。”立松轩本的是：“懦弱迎春肠回九曲，姣怯香菱病人膏盲。”《红楼梦》的回目联语都是八个字，杨本的这一回却是七个字，为未定稿；立松轩本是八个字，已写定。“肓”字杨本不误，立松轩本却抄错了。这个例子也是拙著中举过的，赵建斌不加理睬，反而故意提出这样的问题刁难人。难道提出这两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而对我在拙著中列举的大量立松轩本和杨本的异同文字(包括本文所举的三个回目)不置一辞，就算是推翻了立松轩本与杨本有共同底本的论点吗? 那么，这后四十回，立松轩本的底本到底是何本?赵建斌压根儿也没有说，却得出了下述结论：“综上所述，认为立松轩本是由三种不同底本抄配而成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立松轩本自始至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第六十七回另当别论)，仅将某些部分或某些文字进行比较，以分析其来源，这虽然很有必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把微观的比较和宏观的比较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看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分三部分，比较分析了八十回书中的一百多处异同文字(本章举例188条)，赵建斌后面这话不像是对我说的；他举了区区七个例子，出现在五回书里，却要代表八十回大书，这话我只好还敬给他。 这一段虽然附在本节之末，但显然是对前三节的总结。我的三种底本说当然不能成立，而赵建斌的底本说到这时还没有明确地说出来，直到全文“小结”中才揭了谜底：“立松轩本《石头记》不是由三个底本拼抄而成，而是据一个较完整的底本过录而来。这个底本极近今存己卯本，又兼有今存庚辰本的特点，很可能也是自怡府原本过录而来。”什么叫“兼有今存庚辰本的特点”?惟一的例子便是第二节中他说的冯其庸先生指出的“祥”字缺末笔。“可能”就是没准儿。说人家“并不能解决立松轩本的所有问题”，下了一两年的工夫，他却什么也没有证明了，简直是在开玩笑! 比较本子的文字异同，以区分系统，考辨源流，是版本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完全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它虽然是古老的，甚至被人认为是陈旧的方法，但确是靠证据说话，实事求是的方法，因而是科学的方法。赵建斌不以为然，认为仅有“必要”而已。他也用一点这种方法，主要是看抄写脱漏的文字。他为什么只是否定我的结论，而不去反驳我用这种方法选用的大量文字异同的证据呢?他又为什么不采取同样方法，用文字异同的证据证明他的结论呢?因为他有难言之隐，他不敢实事求是。因此，反而肆意贬低这种科学方法。我比较的只是某些文字，难道他比较了全部文字吗?恐怕连某些也没有 比较。 事物的差异性，反映着事物的本质。根据文字差异，版本来源不同，加以分析(即一分为二)，把版本不同的部分区别开来，是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是无可非议的。把有差别的不同部分合二而一，混淆事物的本质，是错误的反科学的方法。根据底本不同，我把立松轩本一分为三；赵建斌无视此本底本的差别，却归结为怡府本一种，以部分囊括全体，反而堂皇地教训说：“只有把微观的比较和宏观的比较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局部的某些文字比较，不屑说，是微观的雕虫小技。那么，什么是宏观的比较呢?我认为，纵览全书，通体比较其文字异同(包括批语)，就是宏观的。这是内容方面。或者再加上形式方面的，即比较抄写的行款和格式之类，以及其他版本特征，如避讳之类。赵建斌的宏观比较是什么呢?他没有说。大概不外乎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底本都是怡府抄本，而且己卯本原本和庚辰本原本不是两个本子，它们是己卯一庚辰本的前后两个部分。但这都不是他的发现。他的发明仅仅是以怡府本涵概全部立松轩本的底本——由微观推及至宏观。 1983年作《立松轩本(石头记)底本考》，考得其底本有三个，同时说：“是否还有个别章回据他本抄配，像现在的某些抄本那样，也是值得研究的。” 十年后，1993年3月中旬，始汇校《红楼梦》。校至庚辰本第五册，发现蒙府本和戚序本与梦序本和程甲本为一系，庚辰本和列藏本是一系。这十回，己卯本、杨藏本、舒序本皆缺。在全书的其他章回，此四本异文也部分地存在。要以蒙戚与梦程两者的版本关系而论，前者当然早于后者，不能说立松轩本以梦程支系版本或其底本为底本。但是，这十回，己卯本、杨藏本皆佚去，无法证明立松轩本以它们何者为底本。因此，自是一个特殊部分。 四、靖藏本的底本确是立松轩的家藏本 研究靖本上的立松轩批语，是拙著中的一节小文章。靖本上的“松批”只有四条，我之所以重视它，是因为其中戊子一批可以确定立松轩评点他的自抄本的时间，附带言及靖本的底本也是立松轩的家藏本。 赵建斌不提戊子作批一事，却在无关紧要的靖本底本之所有者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事物硬联系起来。意在“松批”，却专考“脂批”。认靖本为夕葵书屋本。 赵建斌作错了文章，认错了版本。 赵建斌在引述我用立松轩的批语证明靖本戊子之批也是“松批”一节时，删去了“这‘匪类’、‘匪人’之类词语不见于‘脂批’，而为这三种本子(指蒙本、戚本和靖本)的三种形式的批语所共有，这是我们断定这些批语非‘脂批’的一个小例子”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因为他认为这些批语也是“脂批”，故去掉我的有力的证据的断语。但又不否定靖本的这四条批语“出自立松轩之手”，自相矛盾，又张冠李戴，用来作为“靖应鹍藏本的底本最早应亦系立松轩手中之物”的“证据”。他并没有感到此证据证明不了论点。——这二者虽然有关系，但并无必然联系，我怎么能用前者证明后者呢? 所以，赵建斌没有就此点来加以反驳(因为这等于批驳他自己)，笔锋却转向蒙府本的侧批。此本的侧批有两类，一为“脂批”，一为“松批”。从下一节文章看，他是否定立松轩写过这些侧批的，然而，他只字不提，却强调“关键问题是重出的八十六条侧批的来源”。引用陈庆浩先生的话说：“据法国陈庆浩先生的研究，认为： 从批语引用的正文和王府本不同，批语位置颇有错失，使人怀疑到王府本夹批或非原底本所有，而是自别本抄的。 郑先生谓靖本之底本为立松轩所有，似乎为这个‘别本’找到了着落。无论郑先生承认与否，这些侧批的引文与立松轩本不同都[却]是事实。它们不可能为立松轩本原有。如果说它们并非来自靖本之底本而是录自立松轩本的底本，立松轩对正文竟是‘边删改边抄写’，而去‘忠实’地抄录这些脂批，这也有点儿太不合情理了。”简言之，这八十六条脂批，既“不可能为立松轩本原有”，又不“是录自立松轩本的底本”(己卯本)，而“似乎”着落于“靖本之底本”这个“别本”。依我之见，立松轩抄自己卯本，为蒙府本所过录，而与靖本的底本无关。照赵建斌的说法，如果连“似乎”也不成立，岂非这八十多条批语，竟成了无源之水，彻底落空了? 重出的侧批即“脂批”。“脂批”不可能为立松轩本所原有，是不用证明的，因为立松轩本是立松轩的手抄本，过录本的“脂批”，岂有不是过录的?一个无须证明的问题，还得借用国外权威的话才能证明，抓住了“事实”，逼我承认，难道不令人发笑吗?须知，“脂批”的是否为立松轩本所原有，如果不跟“松批”联系起来讨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更不要说是“关键问题”了，所以我说赵建斌作错了文章。 陈庆浩先生所说“夹批”，正是“脂批”和“松批”的全部。他虽然掌握了“事实”，而只不过怀疑而已。问题发生在今本上，立松轩本又未必是蒙府本的直接底本，因此，我宁肯说蒙府本的侧批并非此本所原有，而立松轩的批语，一定批在立松轩的手抄本上。 靖本中没有蒙府本侧批中的“松批”，其底本也未必有，非陈庆浩先生所谓“别本”。 立松轩删改正文而不删改“脂批”，似乎有点儿不合情理。可是，赵建斌在第六节第一段中说：“郑先生说立松轩等人为赶抄省时省事而删改过脂批，笔者没有意见。”岂不是又前后抵牾了? 赵建斌本来想证明“松批”并非立松轩本所原有，从而否定“松批”——在下一节里，他明言：这些侧批全是“脂批”，是晚于立松轩的人据他本补配进去的。他却在“脂批”上大做文章。弄得文不符旨，有违初衷，岂不是作错了文章? 话还得说回来，我到底根据什么，说靖本的底本是立松轩的家藏传世之本的呢?赵建斌故意地不引我论述家藏本的文字，以便否定靖本的底本是立松轩的手中之物的判断。因此，有必要把被他掩盖的证据和论述公布出来。 “第十八回靖本眉批： 大族之败，必不致[至]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从戊子长批的用意看，文中说：‘戊子孟夏，读《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原来，在前引该段批语前，还有引述庾信《哀江南赋》序中的一段话。他是将庾信的话，结合《石头记》的内容，自己略加揭示，提供给他的‘后世子孙’，以供借鉴，保守祖宗遗业的。既然如此，那么，靖应鹍藏本的底本，最早应亦系立松轩手中之物。只有是他的珍藏家传，才能够为他的后世子孙观览，记取父祖的家训；如果是他人之书，这样写来，不仅无谓，亦非得体耳。” 原来，“靖应鹍藏本的底本，最早应亦系立松轩手中之物”这个判断，是在这里作出的，而不是在分析靖本批语“是出自立松轩之手”之后。靖本仅有四条立松轩的批语，就有三条含有训诫“后世子孙”的意味，因此，我才作出这样的判断。 赵建斌对我的这番话视而不见，反而得出如下的结论。一曰：“靖本之底本不曾为立松轩所见，更不可能为立松轩所拥有，因立松轩本正文中毫无据靖本之底本进行校订的痕迹。而靖本却很可能据立松轩的某传抄本过录过部分总批。”他举了三条证据，说明立松轩本的空白缺文和夺漏文字皆未据靖本的底本校补，一仍其旧，问我“其原故何在”? 其实，我那文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靖本的底本，有很大可能也是立松轩的家藏本，因为他写这些批语，主要不是为了警世，而是为了训子。那么，他主持和抄写松轩本《石头记》，其事必在得此本之前。否则，他既然已经有了一部很早的《石头记》，何必劳民伤财再抄一部大书呢!他在靖本(底本)上写了三、四条批语，其事也必在他大规模批评自抄本之后。他似乎已经精疲力尽，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看这几条批语，都不关涉石头艺术，而是单纯地训诫，就可想而知。如果这样的推测不错的话，那么，他整理抄写和评点松轩本《石头记》，必在戊子年以前，而不是以后了。” 立松轩得靖本底本在其抄评手中已有的那个本子之后，他手中尚无此书，无从校补。在得此本以后，僧道与石头对话那四百二十九字，已不易补入；其余二百多处(庆按：第三节中说“计一百又一处”)，补起来也很繁琐。这还在其次。这后入藏的本子也是他的手中之物，与陶洙仅有己卯本，而甲戌本、庚辰本却不为他所有大不相同，他可以不去校补，各存其旧可矣。赵建斌引陶洙为例，恰好为我做了对证。正是因为“他对这部伟作的极度偏爱”，视《石头记》为文物，为何要涂改破坏?一言以蔽之，校补与否跟是否自藏本，二者有关系，但无必然联系。如胡适，就不用他的甲戌本校订他的程乙本。至于说立松轩连靖本的底本也不曾见到，那么，此本上面的四条“松批”来自何处?赵建斌证明过“脂批”不为立松轩本所原有，并不曾证明这几条批语也不是靖本底本上的。 靖本是否据立松轩本的传抄本过录过总批，这却是有据可查的。就立松轩的批语来说，两本重出者只有第五十三回的一首诗：“积德子孙到于今，旺族都中吾首门。堪悲立业英雄辈，遗脉孰知祖父恩。”立松轩本在第五十四回，二者有异文。诗前有散文批语，而立松轩本却没有。可见那诗也另有来源，与立松轩本不相干。 二曰：“靖本的原藏主据立松轩本的传抄本校补过自己的《夕葵书屋(石头记)》。”又说：“吴氏……或许他主要过录的是总评。”吴氏，指乾嘉名士吴燕，夕葵书屋是他的书斋名。赵建斌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误以为靖藏本为夕葵书屋本。他说靖本的原名是《夕葵书屋(石头记)》，完全是臆造。它们是两个本子，而不是一本书。两个抄本皆佚，是否据立松轩本的传抄本校补过，无法确证。靖本粘附一纸，抄有夕葵书屋《石头记》的批语，即落款“甲申八月泪笔”的那一条，在甲戌本上是眉批。这条批语不见于立松轩本，说吴鼒过录了立松轩本的总评，也是没有证据的。 本来，赵建斌的“校补自藏本”云云，仅仅根据吴氏“精校勘”(抄存之批语，证明不了他精于校勘)，并没有书证。既然靖藏本的原藏主不是他，校补也就不复存在。过录总批也只有“或许”、“可能”，也就不用去管它。我还是一一比较者，就是叫赵建斌放心，万一靖藏本也是吴藏本呢!因为他手中没有靖本批语以供比较。 总之，赵建斌把他的这些未经核对，自己也没搞清楚，主观臆断，证明不了，甚至是弄错了的东西，以至于不必讨论的问题，写得又文不称旨，自相矛盾的东西，塞给读者，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任的。 五、立松轩的批语非“脂批” 拙著有五章是考辨立松轩的批语的，约十万字。1979年冬，我比较有正本和庚辰本的批语，注意到庚辰本所没有的回前回后总评。其中，第四十一回前有署名立松轩的诗评，曰：“任呼牛马从来乐，随分清高方可安。自古世情难意拟，淡妆浓抹有千般。”脂砚斋固然有两首题诗，出现在甲戌本“凡例”和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总评里，但是，他并不用诗来写评语，所以，我断定这“松轩”并不是“脂斋”，像俞平伯先生猜想的那样。他当是另外一个人。这诗所表现的道家任自然的思想，也为脂砚、畸笏所无。连类而及，有正本特有的那些诗、词、曲，我断定也是出于立松轩之手。其次，还有那些特有的散文，也是韵文化了的，很像散文诗，我也归之于立松轩的名下。这便是立松轩总评的发现。随后，得蒙府本侧批资料。把此本特有的侧批与总评比较，发现它们同于立松轩的批语而异于脂砚斋、畸笏的批语，遂断定它们也是立松轩的笔墨。旋即发现了有正本特有的双行批注，也是“松批”。由此可见，立松轩的手批本，亦即他的手抄本；否则，这些正文下的双行小字批是写不进正文当中去的。发现靖本“松批”在其后，最终确定了立松轩本抄录、评点的时间。立松轩的批语共计八百三十条，几占《石头记》抄本早期评语的四分之一。此人出身于北京的名门旺族，其家虽衰，其人仍身居廊庙，是可与脂砚斋、畸笏鼎立的一大评点派批评家。整理、抄写、评点《石头记》，有传世之功。 “松批”与“脂批”之不同，概括说来，主要有三。思想内容不同：“脂批”看重作者家事、创作素材和书稿存佚。历史资料价值很高。“松批”以小说为借鉴，训诫子孙。特重艺术欣赏，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脂批”虽然有封建思想，而道学气不重。“松批”儒、道、释思想强烈，动辄流露于笔端。文体不同：“脂批”是散文；“松批”是诗、词、曲以及诗化了的散文。二者判然有别，一目了然。语言风格不同：“脂批”语言朴拙平实；“松批”语言华美，格调轻灵。——这算是从宏观上看吧。赵建斌对这些最基本的论证只字不提，我有向读者作简要介绍的责任。 赵建斌似乎承认立松轩本(陈庆浩先生也这样称呼)，也不去批驳批注中的“松批”。他的笔锋指向总评和侧批，因为总评和侧批有言及后三十回者。总批中有： 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两大笔以冒之，诚是大观。世态人情尽盘旋于其间，而一丝不乱。非具龙象力者，其孰能哉。 侧批中有： 后百十回黛玉之泪，总不能出此二语。 天生一段痴情，所谓“情不情”也。 不知不觉先到大姐寝室，岂非有缘。 伏线千里。(批“众人忙把柚子与了板儿”) 作谶语以影射后文。(批“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 这倒是我书中的例子，我把它们列入最难辨别是否“松批”一类。根据这些批语，当时，我认为立松轩看到了全部“百十回”大书。赵建斌意见相反，他说：“我们只能说立松轩根本就没见过‘百十回’书稿的面，他不具备写出那些批语的第一个条件。”根据是“立松轩据以过录的底本顶多不过是怡亲王府的原抄本。……但是弘晓借抄的本子却竟是一个还不足八十回的残本，立松轩盖不会比怡亲王更有面子罢。”我在前文说过，怡府本是一个错误极多的本子，立松轩本的底本与它有异同，而远比它正确，因此，它应该是与怡府本有共同底本。除非所谓“怡府本”仍然不过是怡亲王府原抄本的过录本。我认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我当然仍旧认为言及“后百十回”回数和情节的批语是立松轩的批语。如第一条，其中讲世态人情，便是立松轩的着眼点。“龙象力”，也见于第一回批注：“有龙象力者，方能放得下。”再见于第十二回侧批中：“此一句力如龙象。”三种批语里重复出现，自非偶然。“龙象力”是立松轩特有的词语，“脂批”之中则不见。 但是，我现在改变了立松轩见到过百十回全本的看法，这是因为他的手抄本就是八十回本。为什么见到的是百十回，所抄的却是八十回本呢?本来当年就存有疑问，然而，却没有深究。那么，如何解释上述涉及后三十回内容的批语呢?我以为，所谓“百回”、“百十回”，皆得之于“脂批”。立松轩本第二十一回前的总评中便有：“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这便是“百十回”的来源，“百回”不过取其整数。末回“警幻情榜”中，对宝玉的考语“情不情”，则更是屡见于脂砚斋的批语中，立松轩本里就有。涉及后三十回故事情节的，不过宝玉、黛玉和板儿、大姐的故事而已。宝玉，只提及“情不情”。黛玉之泪见于还泪说。板儿和大姐的姻缘，见于金陵十二钗册子的暗示。刘姥姥说大姐“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有预言性；批这是谶语，以影射后文，是不必看了后部书就可作出来的。总之，立松轩涉及后三十回书的内容寥寥无几，和畸笏、脂砚大不相同，这就是因为他毕竟没有见到过这一部分书，所见到的都是间接的材料。所以，我认为，说立松轩没有见到后部三十回书稿，就不能写出涉及后部书内容的批语，与事实不符：他没见到，然而写出来了，根据间接材料，事情并不复杂。 那么，赵建斌认为这些批语到底是何人所作呢?他在这一节的末尾说：“这些批语即使不是脂砚斋和畸笏所作，也当系圈内的其他人所作。”“即使”、“当系”，全带着不确定性。立松轩这个圈外人，在立松轩本上还有个署名；而这“圈内的其他人”，却不见踪影。这真是宁肯求之无，而不肯求之有了。到了全文“小结”中，他方说：“立松轩本中的有关总批和侧批确系脂批。”我可以举两个小例子，来证明的确不是“脂批”。一个是：“噫!作者已逝，圣叹云亡，愚不自谅，辄拟数语，知我罪我，其听之矣。”作者指曹雪芹，圣叹指脂砚斋。难道这是脂砚斋或畸笏的夫子自道吗?第二个是：“积德于今到子孙，都中旺族首吾门。可怜立业英雄辈，遗脉谁知祖父恩。”畸笏即曹左兆右页，脂砚斋即曹天佑。难道曹家是北京的旺族之首吗?——这算是从微观上看。我想，赵建斌未必回答得了。 在写作方法上，以区区六条批语，便想否定八百余条批语，仍然是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在思想方法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微观代宏观，忘记了自己说过的应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话。 批注与总评、侧批为一体，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都批在立松轩本上。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批语及批语作者的署名，才把此本称作“立松轩本”。赵建斌似乎承认立松轩本，却不承认这些批语，进退失据。陈庆浩先生也是立松轩本的命名者，他又是立松轩总评的发现者之一。 赵建斌的文章还有第六节，题目是“抄本文字讹改衍夺的评判”，针对我说的立松轩本的“改动规模极大”，并扩展到所有抄本，得结论说：“抄本中文字产生讹、改、衍、夺，实乃无意识的偶然现象，而不是抄写者的有意所为。” 与赵文相应，我也写了第六节，标题是“《石头记》的修改都是有意识的”。限于篇幅，改作简介。其要点有四： 第一，首先指出，是赵建斌把我说的“改动规模极大”，窜改作“有意的‘大规模修改’”，我的书中从未言及修改的有意无意问题。 第二，我把版本的异文分两类：讹、夺、衍、倒、错简之类异文的产生，当然是无意识的；而抄写者的修改，都是有意识的。“无意识，怎么改?你改一个，给我们看!”赵建斌不该把两者有意地混为一谈。 第三，分析了赵建斌所举的四个改文的例子，说明没有一个不是有意识的修改，并指出他把产生讹误文字的两个常见的主要规律(形似、音近)搬到这里，是错误的，说不通的。 第四，抄录了我的《红楼梦》汇校本“前言”中对于修改文字的概括，即：“底本有错漏，不得不改；有碍语和讳字，不敢不改；自以为是，不能不改。改文言为白话，改方言为官话，改秽语为雅言。改通假字为本字，改简俗字为正字，改帖写字为通用字。”说明全是有意为之。 最后说：“《石头记》十二种抄本，其改文不下几十万字。在赵建斌的眼里，大多不是有意删改，而是无意识的偶然现象。真是毫无意义，一笔抹煞了。用这些异文汇校，择善而从，何善之有!岂非徒劳?无论如何，登上石头城，便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是不可取的。” 1997年9月6日白露前1日始草初稿 1997年10月25日霜降后2日二稿改定 1999年11月10日小雪前5日校阅 原载：《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 原载：《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