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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探佚的精髓和本质是“遗形取神”和“得鱼忘筌”。探佚的成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高续而对读者发生影响，现在的问题是普及探佚的成果。对“大对称”用形式逻辑的驳议方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作探佚研究需要悟性和智性共同运作，要靠艺术的感受力。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深刻的全球性哲学争论，涉及到“逻辑”与“悟性”、“科学理性”与“艺术感觉”之间的张力问题。所谓“旧稿新裁说”和“二书合成说”所揭示的《红楼梦》原著的“不完善”，在相当程度上是误读的产物，是缺乏艺术感悟的表现。探佚学追求在宽松的学术争鸣环境中自由地竞争读者和未来。 关键词 遗形取神 形式逻辑 艺术悟性 一 拙文《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在《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刊出后，被人大报刊复印中心转载于《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6期)，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响。陈维昭先生的鸿文《“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即是直接来回应的。陈先生将他这篇大稿寄给我，并在信中如是说：“我……总以为，真正的学术品格是目前红学所最需要的。问题的提出、讨论的方式、对话的姿态等都要求具有一种真正的红学品格。我曾以呼吁‘学院派’的出现去表达这个意思。21世纪的红学应是‘学院派’的红学。”并说：“又考虑到您那篇大作是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现斗胆请您推荐给该学报……”自拙著《石头记探佚》出版以来，愿意就“红学探佚学”作专门的、较深层次的对话讨论，这是第一篇。此前虽然也有某些文章涉及红学探佚，但多属“表态性话语”而不肯深入，更缺少“学院派”的文风学风。因此，陈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格外值得重视。因为陈先生的文章中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我就将他的大稿寄给周汝昌先生，希望周先生能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很快来信，说：“我看其文甚好，是端人正士论学，……当然，我并未被他说服。”并寄来了《探佚与结构两学科》的对话文章。 陈先生的文章较长，周先生的文章较短，但他们的观点都很明确，而态度都是“学院派”。这一点也许比观点本身的是非更有意义吧。 陈文对“红学探佚学”作了全面的评析，第一部分针对拙著《石头记探佚》，第二部分针对周汝昌先生的“大对称”概念，第三部分针对美国的浦安迪教授，第四部分针对王国华先生的《太极红楼梦》。他的中心论点是认为“大对称”并非曹雪芹原著《石头记》的真实，而是探佚研究者为了使“探佚在操作上达到理想化状态”而主观臆定的，因而“与索隐红学殊途同归”，“探佚善破不善立，由于其结论的或然性，它所谓还本来面目便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这个批评事实上是极严厉的。 陈文对拙著的评析是很客气的。陈文在引姚奠中先生《〈石头记探佚〉前言》中的话之后，作结论说：“上述两种材料(指脂批和伏笔)决定，《红楼梦》探佚只能止步于某些片断的探索上。而实际上，梁著在总体上正是明智地止步于这一限制之上。……”同时，陈文又肯定“仅此而论，《红楼梦》探佚研究已显示出其重要意义来。……这使我们对前八十回和高续后四十回的悲剧性质、价值观念乃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上的优劣异同有了清醒的认识，使我们对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意义的理解的视界得到了空前的拓展。” 显然，陈文对探佚并不完全否定，只是关心探佚的限度问题。但陈文又这样说：“探佚可能如何呢?对《红楼梦》的探佚研究最终可以达到何种境界呢?周先生认为可以‘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这话说得比较模糊，如果说是显示原著中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基本轮廓和脉络，那就比较明确。如果是要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则它的结果将涉及一些‘遗形取神’、‘得鱼忘筌’的、包括理解、解释内涵的探佚，这样的探佚就很难有具体的限制。”我以为陈文的这种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探佚的具体操作固然是“显示原著中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基本轮廓和脉络”，但这种“显示”并不是探佚的最终目的，它的终极目的必然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探讨以“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这也就是“悲剧性质、价值观念”等“形而上”层面的“清醒的认识”。如果仅仅止步于“形”和“筌”而不“取神”和“得鱼”，那探佚倒会真正堕落到“索隐”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在许多具体的探佚问题上，各位研究者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林黛玉是死于春末还是中秋?是投水还是病死?贾府是否真地遭了火灾?等等。我以为这些争论应该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关键的问题是探佚研究对高续后四十回的“证伪”，是它显示出的曹雪芹原著的“精神面貌”。难道在具体探佚问题上存在争论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这正是关捩点所在。首先，正是在一些涉及全书“本质”的大问题上，探佚显示了震撼性的魅力，使读者耳目一新并达到了共识。如尽管对林黛玉之死的具体情况有不同的推考，但大家却都认同原著“眼泪还债”的悲剧与高续“钗黛争婚”的悲剧有质的不同，前者以“爱心”为指归，后者则以“仇恨”作导向。尽管对贾府是否“遭火”有争议，但正是探佚使大家认识到原著的“抄家”是“忽喇喇似大厦倾”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同于高续的“沐皇恩、延世泽”。也就是说，尽管探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具有“结论的或然性”，但探佚的精髓却正在于“遗形取神”。其次，应该说已经取得的探佚成果已不仅仅是“某些片断的探索”，如果真的如此，探佚绝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反对探佚、认同高续的人也就不会那么痛心疾首了。各种“片断的探索”早已产生了“集体效应”———整体效应了。各种具体问题上的争议并没有妨碍探佚在“精神面貌”上的“改天换地”。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十几年来，已经有上千的学生听我讲过探佚，可以说绝大多数听者都接受探佚的思路。此外还经常有未曾谋面的读者来访来信来电话，表示对探佚的认同。我想这并非我的讲解有多么高明，而是探佚本身的真理性和魅力所致。在这一点上，常常让人感叹“民间”与“红学界”的水平之差异，事实上，探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高续而对许多读者发生影响。当然，由于高续是附骥于前八十回的小说，有其历史惯性，而探佚是研究，其文本流传量不成比例，许多读者根本接触不到探佚的著作，而一些以探佚思路再创作的作品艺术功力太差，也不可能取代高续。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续与探佚将仍然是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但这并不能“反证”探佚不如高续，遗憾的是一些人常常执持这种简单化的逻辑。最近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探佚已经很深入了，现在的问题是普及，面向青年和群众的普及，让大家都知道探佚。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是意味深长的。 我的认识是：探佚的精髓和本质正在于“遗形取神”和“得鱼忘筌”。 ……………………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