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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元稹年谱》中存在误编、编年不确切、漏编的情况。其中编年失误、不确之处，或因考证不周，或因牵强附会，或因史实不明，根据元稹诗文、文献记载及有关人物生平事迹，可得出较为准确的编年时间。另有《东西道》、《赠陈宪忠衡州刺史制》等诗文未予编年，显属疏漏，结合元稹诗文及有关史实，可予编年。《元稹年谱》尚不完善，元稹诗文的编年工作尚待加强。 关键词 元稹年谱；诗文编年；疏误 诗文编年历来是年谱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描述谱主生平的最重要手段，更是年谱作者用力最勤的地方。《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6月版，以下简称《年谱》)是198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元稹研究中的重要著作，著者“二十年来”不断对《年谱》“进行修改、补充”(引自《年谱》序言)，爬梳整理，功不可没。但笔者认真拜读《年谱》之后，发现诗文编年有许多疏误之处。兹笔者不揣孤陋，提出浅见，求正于方家，商榷于著者。 《年谱》将元稹《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编入元和十年，理由是：“此诗称韩愈为‘舍人’，据朱熹校《昌黎先生集传》：元和九年十二月戊午，以考功郎中知制诰。依唐代习惯，得称为舍人。诗云：‘七字排居敬，千词敌乐天(侍御八兄，能为七言绝句。赞善白君，好作百韵律诗)。殷勤闲太祝(张君籍)，好去老通州(自谓)。’元和十年，白居易由太子左赞善大夫贬江州司马。十一年，元宗简由侍御史‘改官’，张籍由太常寺太祝改国子监助教，此诗作于元稹初至通州之时。”笔者以为，《年谱》编年不确，现有材料可以进一步确定此诗的写作时间。其一，题称韩愈的新律诗很快被人咏唱，此不是地处偏僻的通州所能出现的，只有京城长安才能如此迅疾。何况元稹本人三月初、中旬尚在长安，没有听到也在长安的韩愈的新律诗，刚到通州却听到了，难道韩愈诗歌口口相传的速度反而超过了元稹专程赴任的速度?其二，元稹“元和十年闰六月至通州，染瘴危重……予时疟病将死，一见外不复记忆”(元稹《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序》；笔者按：元和十年无“闰六月”，当为元稹病中误记)，连乐天的赠诗也不及酬和，如何反而有心情品评韩愈的新律诗并且加以酬唱，岂非与元稹当时的病况严重不符?其三，题称“戏赠”而“遥寄”，明示为同地酬唱之作，亦即不是长安、通州两地相寄之作。其四，韩愈改官舍人在元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提供了此诗写作的时间上限，元宗简和张籍改官的元和十一年，为此诗写作的时间下限。而“好去老通州”之谓，透露了元稹将去通州而没有成行，说明元稹本人已经知道自己贬职通州。而元稹贬职通州，时在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离开长安在三月三十日(据元稹《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序》)。此诗必定是元稹在京城之时所作，即作于三月二十五日至同月三十日出贬通州之间。 《年谱》元和五年“诗编年”栏内编入元稹的《酬许五康佐》诗，没有列举理由。在谱文中引述“元稹《酬许五康佐》云：‘蓬阁深沈省，荆门远慢州。课书同吏职，旅宦各乡愁……’这首诗说明，元稹与许康佐本来相识，现又同仕江陵”。又引述《旧唐书·许康佐传》云：“以家贫母老，求为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得出结论云：“对照元稹诗，看出许康佐在江陵为知院官。”笔者以为，根据元稹的诗，可以断定元稹此诗作于江陵任内无疑；诗中还有“蝉报两京秋”句，为《年谱》所忽略，进一步可以断定此诗作于元稹江陵任内某年的秋天。当然，元和九年秋天，元稹随同严绶前往淮西平叛，不在江陵，可以排除。笔者以为，断言它作于元和五年的编年结论，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本诗应该作于元和五年至八年期间的某年秋天。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