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文论失语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在借用西方的话语说话，离开了西方的话语，中国的学者就不会说话了，中国的文论长期处于表达、沟通、解读的“失语”状态。这是站在民族性的立场上批判中国文论受西方话语所牵制。然而，“文论失语症”的提出，其所遵循的依然是西化的逻辑，它与来自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文论失语症 后殖民主义 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西之争就一直成为一个最难解的“结”缠绕着中国文学。众所周知,在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的文化转型中,仅靠传统中国的文学传统无法完成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艰巨使命,而亦步亦趋地紧跟西方文学(理论)的步伐又显然使中国文学在追风赶浪的浮面繁荣中丧失创新的活力。而且,就像拉开中国文学现代化序幕的五四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难解难分地扭结在一起一样,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中西之争也往往与不同意识形态策略斗争相呼应,在中/西的分歧点上,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旧/新、传统/现代、民族性/世界性、保守/激进、进步/反动等等分裂都作用于这一点上,使得文学领域的一次次中西之争都不可避免地越出文学的边界而在价值评价上显得更为复杂。虽然从理智上说,只有从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走出来,走中西融合的路子,中国文学(理论)才能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几乎可以说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就具体的文论研究实际看,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一些赞同中西对话、融合观点的学者在理论阐述当中,还是不自觉地落入中西二元对立的陷阱;一些指责中国文论研究过于倚重西方文论资源的学者,其实也是以西方的理论作为强力支撑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还是“殊途同归”地走的“西化”路子。在我看来,90年代后期关于“文论失语症”的论断,虽然标举的是民族性的旗帜,但其最强有力的理论资源恰恰是西方的后殖民主义。 “失语症”是一个神经病理学的专业术语,被转用到文论研究中,当然是一种隐喻式的用法。“文论失语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在借用西方的话语说话,离开了西方的话语,中国的学者就不会说话了,中国的文论长期处于表达、沟通、解读的“失语”状态,而且这种“严重的文化病态”还不只是中国当代文论的“急性病”,而是自五四以来就患上的长期的“慢性病”,也就是说,从高呼打倒“孔家店”,开始“求新声于异邦”,西方文论大举进入中国学界以来,中国文论就一直患着“失语症”。[①]“文论失语症”的提出,在文论研究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艺评论》、《东方丛刊》、《文艺报》等重要的专业报刊都刊发了相关的讨论文章,仅此就足见其影响之大了。提出“文论失语症”,显然是要促使中国的文论研究界检讨西化倾向,重拾“被遗弃”了的中国传统话语,在世界文论界打响中国牌,发出真正属于我们中国自已的声音。这种愿望当然是非常好的,其雄心壮志也是令人感佩的。实事求是地说,它的理论意义当然不只是在对中国文论的西化倾向所进行的尖锐地批判中,为在追赶西方文论新潮中疲惫得有几分沉寂的中国当代文论界适时地提供了颇具轰动效应的话题,它在世纪之交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从充满喧哗和躁动的中国文论界以“众人皆醉我独醒”似的姿态横空出世,还有着别样的文论史意义:它将中国文论在世纪之交“创新焦虑症”的文化症候这么醒目地凸现出来,当后人在回首这一段文论史的时候,不论对这段文论史如何评价,透过“文论失语症”这个“诊断书”,至少能将置身于这段文论史中的研究者所患的创新焦虑症的文化症候看得异常清晰。不过,对“文论失语症”这个观点的是非曲直进行深入地探讨,不是本文的用意所在,我要做的是,将它与同样是舶来品的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考察,以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更透彻地理解这个文论界热点问题的理论背景。 二 90年代的中国学界之所以对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发生这么强烈的兴趣,并不是80年代中国学界追风赶浪的西学热潮的惯性延续。如果说80年代中国学界对西学的兴趣有一个很重要的潜在愿望是要从异域寻求一种迥异于中国本土理论的更强大的“对立面”的话,90年代中国学界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趣,更重要的则是要从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理论资源中寻求到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吻合的共鸣性的“支撑点”。在西方社会最为激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之后,瞬即与中国的文化保守思潮达成了共谋,这种耐人寻味的“错位”初看起来颇令人费解。因此,要厘清“文论失语症”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还有必要首先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登陆中国之时中国学界兴起的文化保守思潮作一番简要说明。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