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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陈辽先生《文学发展过程与人性发展过程同步吗?——与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导论〉作者商榷》(刊载于1997年3月2日《文艺报》),而章培恒先生的《导论》则早行拜读。一直想就教于陈、章二先生。 陈辽先生不同意章培恒先生以人性线索勾勒中国文学史,认为“并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由此,陈先生进而不同意章先生“文学发展过程与人性发展过程同步”的结论。对陈先生上述两个结论性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陈先生观点的基本依据是“中国文学有其特殊性,它不像西方文学从古希腊开始即注意写人性;到文艺复兴以后,更把揭示人性的美丑作为文学的主要内容;自乎现代,又把人性的异化当作文学的表现对象。”这里,陈先生相当明确地表示了两层意思:一、同意西方文学与人性发展同步;二、不同意中国文学与人性发展同步。这样,陈先生文章标题本身就已在逻辑上绽露漏洞——既然西方文学与人性发展同步,那么以全称否定为当然内涵的诘问式标题自然不能成立。此外,陈先生的论说还含示了一个重大观点:中西方文学在人性这一问题上具有质之差异。而中西方文学(乃至文化)本同而末异,可谓中外学界几近一致的基本判认。且不论中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大致相同的运行轨迹(如中西方文学均发轫于诗歌、寓言与神话,所述内容也多为生活哲理或历史传说),就是许多内容也惊人相似。希腊众神调制出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用的是水与土;我们神话中的始祖女娲也是捏土造人。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驾马车穿行天空,我们也有羲和驾六龙车以载日。至于涉及人性这一文学艺术带有根本性的内涵,中西方文学更不会相异甚远。如对妒嫉这一人类身上的属性,人家的《伊利亚特》与我们的《离骚》就均有相当一致的“喷发”。再如对怀乡这一情结,《奥德赛》与《哀郢》亦表现出“狐死必首丘”的共同性。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中国文学究竟是否与人性发展同步。紧接上述引文,陈先生写道:“中国作家对人的认识和理解有其独特性。起始,中国人认为‘天人合一’,人是‘天’的一部分,并无多大的独立性。其后,中国人以家庭、家族、种族、民族、群体为本位,张扬大我而不太重视小我,所以对个人的价值也不怎么强调。”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一连几个“并无”、“不太”、“不怎么”,首先透露出陈先生底气并不充足,对其断论已预留门缝。随后,陈先生对中国文学史作了一番概述,并得出结论“从上可见,中国古代作家自觉地写以个体为本位的人性是绝少的”。这里,陈先生将文学与人性的关系自说自话地局限于作家对人性的自觉认识,犯了一个逻辑常见的“偷换概念”的错误——先将对方置于一个明显错误的位置,然后理直气壮地扑上去批判一通。我仔细研读了章先生的《导论》,章先生从没有将“文学与人性发展同步”定义为“作家对人性的自觉认识”,更不用说是“中国古代作家”了。按一般常理,谁会“出格”到以一个当代概念——人性——要求古代作家?如果古代作家已经自觉认识到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且“自觉地写以个体为本位的人性”,那么今天我们便不可能就人性问题发生争论了。要争论也早在古代由前人就替我们争掉了。文学与人性发展同步,只是一个现代“发现”,即只是在当代理论下产生的一种研究观点。以人的观点考察文学,将个体的人置于文学中心,只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历史阶段的高级产物。因为,这意味着任何有碍于个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语)的压制力量必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封建的、资本的等形形色色的异化势力从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最后一个支撑性堡垒)失去了一切存身的依托。人性思想(也是人类现阶段最高理想)的提出,客观上要求社会必须进行一场配套的毁旧立新。在我国,文革那会儿人性之说尚无从提起,要求遥远的古人自觉掌握即便在今天仍相当“前卫”的观念,实在是不是有点儿“那个”? 陈先生在文章末尾说:“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像一条红线贯串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这又是我国固有的有异于西方文学的发展规律。”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稍加细究,可谓一推即倒。屈原的《离骚》你可以说他的“为美政”是重群体重大我,但如果没有对自我人格力量的确认,,没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识,没有崇高的“香草美人”之精神,没有那个无处不在苦苦寻觅死死挣扎的“小我”,且不说与诗篇之实不符,整篇诗章亦魂魄顿散精美全无。再就整个中国文学史来看,那些一叠叠一摞摞的怨妇诗、游子诗、咏怀诗,岂能说是没有“小我”?就是人家西方文学,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轻群体、重小我”的。如果以陈辽先生之见,根本无法解释《伊利亚特》中的赫克托耳、帕特洛克罗斯以及《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等西方著名的崇高类文学形象,他们可实在都是张扬“大我”而牺牲“小我”的呀?进入近代,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怎么能说是不重大我偏重小我呢?可见,尽管东西方文学在表现个体及由此生发出现的一系列观念意识上存有程度性差异,但在“大我”“小我”这一点上,却不能作完全异质之判认。至于,中国作家自觉意识到个性解放进而以人性为轴心进行写作,这倒确是五四以后的事。但这并不能支持并证明两千余年的中国文学不与人性同步发展这一最终结论。事实上,人家西方作家自觉自动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是相当晚近的事儿,一般将之归认为文艺复兴的伴随物。而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之异,则早已被十分精练地表述为“形象大于思想”。以作家的主观缺位判认其作品客观存在之有无,实属相当落后的“过去时”了。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