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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魏晋游仙诗大致经历了建安、正始、太康、东晋初期四个阶段，主要创作者相应是曹操与曹植、阮籍与嵇康、陆机与左思、庾阐与郭璞诸人 ，从有无寄托、藻饰轻重、体式流转诸方面多有传承因革，可谓源流清晰，是有着内在的演化轨迹的。 关键词 魏晋 游仙诗 演化轨迹 魏晋时期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诗体即游仙诗，从曹操、曹植绵延至庾阐、郭璞，终于达到这种诗体思想和艺术的顶峰。但当下的文学史似未加关注，一直也未被系统研究过。实际上，《文心雕龙·明诗》早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游仙诗发展路迹来了：“秦皇灭典，亦造仙诗。……至于张衡……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1］］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讨论题目。不过秦皇、汉张衡的游仙诗，我们今天是看不到的了。还有，学界谈到郭璞游仙诗时，有两种倾向，要么寻根觅祖，往往一步就跨到了楚辞的《离骚》、《远游》，要么只着眼东晋诗坛当下语境，只是围绕着游仙诗与玄言诗的关系打转。当然，这样做或许也是各有各的道理，不过这样跨越或者忽略实际存在的许多阶段来研讨问题，很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这也是我们讨论魏晋游仙诗的又一层意思。 一、曹操与曹植的游仙诗 汉乐府民歌和五言诗中有不少游仙诗，它们是人们真实的羡仙求仙心理投射于诗歌的结果，是讲“列仙之趣”的，也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魏晋文人游仙诗最近的源头。建安诗人全面继承了汉末诗歌的成就，又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开辟了一个新的诗世界。当然，作为这新世界的一分子，建安时期的游仙诗也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了。 那么，我们就从曹操游仙诗说起。他的游仙诗乍看与汉乐府中游仙作品并无二致，如“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遨游，骖驾玉龙饮玉浆。”（《气出倡》）其实有大不同。乐府游仙诗期待轻举高蹈，兼及服食长生，是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而曹操“性不信天命”，当然也不信神仙，曾感慨“痛哉世人，见欺神仙”，自然也就不会与求仙有关。相较以前的游仙诗，曹诗“被之管弦”，助兴侑酒，于是饮酒祝寿的现实取代了服食长生的企望，醉意朦胧中的飘逸心态也即是暂时的神仙般的轻举高蹈，所谓“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精列》）。质言之，曹操游仙诗不改其“古直”诗风，既非真正追求列仙之趣，又并无更深的寄托之意，其真实作意当为宴饮中自娱娱宾之用。易言之，曹操以调笑的方式悄然颠覆了此前游仙诗求仙的迷妄，剥落了那层神秘的色彩，使之世俗化了，这也为曹植以后的有寄托的游仙诗创作打通了道路。 曹植的游仙诗若从体式分，则有杂言、四言、五言三种，杂言有《桂之树行》、《苦思行》，四言有《飞龙篇》，其它皆五言诗，也就是说，从体式上完成了游仙诗的五言转变（虽然曹丕也有《游仙诗》，也是五言，但只一首，影响固不能比曹植）。 若从意旨上可分两类，一种无寄托，如其父，当是他前期作品，有《升天行》二首，《飞龙篇》等，不赘。另一种却是有寄托的，应该也是后期创作的，如《仙人篇》“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又如《五游篇》“九州不足歩，愿得凌云翔。”再如《远游篇》“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还有《游仙诗》“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在在充满了愤懑之情与忧生之嗟，这是其忧患生涯在诗中必然应有的寄托。只须稍稍了解他惶急求生、自责自谴、颂恩乞怜的窘境就了然了：“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是矣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敢自弃者也。”（《责躬诗·序》） 当然，曹植游仙诗文彩风流，远非乃父能比，如“绿萝缘玉树，光耀粲相晖”（《苦思行》），又如“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升天行》）。这也甚为重要，同样影响后来甚巨。 二、嵇康与阮籍的游仙诗 嵇康诗一向被称为“清峻”，刘大杰先生说：“这种诗的意境是多么高远纯洁。”游国恩先生说：“他的诗着重表现一种清逸脱俗的境界。”我们觉得这种意境或境界也是贯穿于其游仙诗中的，具体而言，“清”是清远空灵，“峻”是傲视世俗。嵇康不同于曹氏父子，乃是真心追求养生长年的，对于委心自然与服食求仙，他是当作毕生事业来做的，认真而虔诚，所以这诗自然是清俊不俗。其游仙诗四言与杂言学曹操，不尚藻饰，如《代秋胡歌诗》，《四言诗》“羽化华岳”等，而五言则学曹植，自然清丽，如《游仙诗》，《述志诗》，《五言诗》“俗人不可亲”等。 嵇康游仙诗几乎是不讲寄托的，虽然时代是那样的苦闷，其人又是那样的激愤（他的激愤都倾泻在《幽愤诗》等抒怀诗中了，峻切愤慨，情感激烈）。要理解其游仙诗所表达的意趣，必须研究其养生论的特点。嵇康向往于“翔宇外”之“餐琼潄朝霞”，也许不能完全排除“常恐婴网罗”的忧惧，但无疑更存有“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的企信。结合全部诗作来讨论嵇康游仙诗，正如王钟陵先生所言：“其实何独游仙诗，嵇康的诗文几乎都在抒写一种绝的人格。这种绝俗的人格的核心内容，即是‘与道逍遥’。”［2］与嵇康不同，阮籍的游仙诗当然是讲寄托的。他没有以“游仙诗”命名的作品，但像《咏怀诗》“东南有射山”，“天网弥四野”，“人言愿延年”，“危冠切浮云”，“昔有神仙者”等篇，皆述飞升游仙之事，的是典型的游仙诗。值得注意的是，阮籍游仙诗几乎折射出其全部咏怀诗所含的信息，其寄托之意约有五方面（以下所选例句皆出自其游仙诗）：其一，哀时之不遇，如“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其二，叹世道之险巇，如“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其三，伤时之不我予，如“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其四，超世返真，复归自然，如“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正是有此数重寄托，才使得阮籍游仙诗显示出了一种内在的深厚，表现为深沉的忧生之嗟和迁逝之感。而这是有渊源的，“从狭义讲，是对其父思想之家传，从广义讲，则是于建安诗歌之间血脉相通的地方。”［2］需要解释的是，阮籍游仙诗己由建安诗歌慷慨悲凉之风转化为高远清丽而又沉重阴郁的艺术风格了，这既是政局动荡世事险恶投射所至，也是庄老逍遥玄学哲思涤荡的结果。至于其游仙诗体的上承，意旨上讲寄托，当然是向曹植看齐的，但诗艺方面就不这么简单了。钱基博说：“（阮诗）语与兴驱，势逐情起，全不雕琢，苍茫直吐，骨气奇高似陈王，而辞采不华茂。”［3］这自然是谈阮诗总体风格，不过也完全适合其游仙诗。易言之，阮籍游仙诗以情纬文，骨气洞达，直追曹植，但不尚藻饰，直吐胸臆，又似曹操。因此，可以看出，嵇、阮所代表的正始游仙诗正是在继承建安游仙诗基础上发展的，但又自成面目，这主要表现为他们更加集中地抒写了己经觉醒了的个性心灵的痛苦与企向，同时又加之以哲学的升华，使游仙诗达到了极为宏大恢廓的境界。 三、太康时期的游仙诗 此时游仙诗作者众多，除了潘张陆左外，还有傅玄、成公绥、枣據、何劭、邹湛诸人，都写过游仙诗。但具体谈到某位诗人，则其游仙诗的现存数量均不够多，也没有那位作家在这方面获得较为重要的成就，比不了先前曹氏父子与阮嵇的影响，所以也较少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若从游仙诗发展演化全程来看，那么这一时期却又是不可缺失的。下面我们将从体式、主旨、艺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体式上看，除了以游仙诗命名及乐府题游仙诗以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时出现了大量的招隐诗。这些招隐诗出现在隐逸之风逐渐盛行之时，以前纯属虚无飘渺的游仙变为存在实行可能的隐遁，实际上就是由游仙诗蜕化所致，精神面貌并无二致的：同样的厌世高蹈，如“去来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张载《招隐诗》），同样的逍遥保真，如“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陆机《招隐诗》），同样的仙境般清逸绝尘，如“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楱。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峭蒨青葱间，竹柏得其真。弱叶栖霜雪，飞荣流馀津”（左思《招隐诗》其二）。 至于诗旨，则基本上都是无寄托的，如成公绥《仙诗》中唯有“盛年无几时，奄忽行欲老”之嗟叹，平淡无奇。又如傅玄《云中白子高行》，一篇长诗，全无新变，不过是单纯的复古模拟而已。至于存游仙诗较多的张华，钟嵘评曰：“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以至有人讥讽说“张公诗唯《励志》一篇，余皆女郎诗也。”（何焯语）其游仙诗也概莫能外，如“云霓垂藻旒，羽袿扬轻裾。飘登清云间，论道神皇庐。”虽然词藻温丽，但终究取材托意陈旧不新，逡巡于前人藩篱之下。陆机较为复杂一些。其《前缓歌行》“游仙聚灵族”，《鞠歌行》“朝云升”，《招隐诗》三首（两首疑不完整），都应属游仙诗之列。这些作品表达了对隐遁寻仙的强烈向往，又是以如有隐忧的口吻吟咏的，似乎是有寄托的。然而不然，结合陆机的立身行事，游仙诗顶多不过是他政治上暂时不如意的一声叹息，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寄托。他一生对于功名的追求十分执着，政治冒险精神和政治实用主义都很强烈，他也曾劝人“超然自引，高揖而退”，但只是鉴人而不见己，他自己何尝能做得到。张协也没有什么寄托之深意，虽然其诗写得那么情景交融，有一种感人的力量。除了那首游仙诗外，他的杂诗“结宇穷岗曲”和“虽无箕毕期”也算是游仙诗了，写幽居生活很是真切；但他向来不怎么关怀世务，真心爱好隐居罢了，不见寄托之意。左思的咏史诗是有寄托的，而且寄托深远。但至于其招隐诗则也看不出有什么寄托。 四、郭璞与庾阐的游仙诗 郭璞与庾阐乃是魏晋游仙诗之集大成者。然而两人写作倾向又有不小的差异。我们先看庾阐《游仙诗》，既非坎壈咏怀，亦非列仙之趣，而是藉游仙以表达老庄玄理，如“晨漱水玉心玄，故能灵化自然”（其六）、“遥望至人闲堂，心与罔象俱忘”（其七）。以游仙方式写玄思，阮籍、嵇康己启其端。庾阐之作上承嵇、阮之统，同时也契合东晋玄学盛行之时代风气。从艺术水平上看，其游仙诗句式多样，有四言、五言、六言，均精致整饬，情调清虚恬淡，意境清净萧散，尤其是六言诗创作本属难能之事，庾阐勉力为之，今尚存六首，亦甚不易。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其游仙诗刻划自然山水，兼写人物活动，实际上已跨入山水诗畛域了，“是故在谢灵运之前，庾阐是山水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4］ 关于郭璞其诗，论者多矣，且多胜义，所以我们只从他对游仙诗的因革上谈几点看法。郭璞游仙诗今存完整者十首，其三、六、七、八、九、十诸首可谓“正宗”游仙诗，其它四首为有较明显的寄托。先看有寄托的，其一“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否定“京华”、“朱门”的富贵生活，以山林隐栖为理想生存环境，倘若不慎入仕，则“退为触藩羝”，唯有进退失据陷于窘境而已。其二“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尽管“灵妃对我笑”，灵妃为圣君或理想之象征，但“蹇修”即沟通之媒人无可寻觅，所以终究无所作为，抱憾终生，实际上透露了在现实政治中的失意与不满。其四“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咤”，写一老者对岁月流逝一事无成之无可奈何的悲哀。其五“圭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述说自己材质不凡，决不肯明珠暗投，与这社会沆瀣一气。凡此种种，实际上游仙色彩已很淡薄了，其中的社会人生内容已不难体味。可以说，这类游仙诗与阮籍《咏怀诗》相去无几，游仙为名，咏怀其实。 当然，郭璞更多作品是讲列仙之趣的，它们继承了汉魏以来游仙诗传统，以描写轻举高蹈神仙生活为主，表达对于神仙长生境界的向往追求，这自然不必多述。但诗中往往写那“静啸抚清弦”之“冥寂士”隐居于青翠幽美山林中，显然脱胎于太康时期游仙诗中之招隐诗，清晰可见它们的传承。 总之，魏晋游仙诗大致经历了建安、正始、太康、东晋初期四个阶段，从有无寄托、藻饰轻重、体式流转诸方面多有传承因革，源流清晰，是有着内在的演化轨迹的。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8－49． ［2］ 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323，329． ［3］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Ｍ］．北京：中华书局，1993．133． ［4］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Ｍ］．北京：人民文学史，1999．4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