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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陈思和老师关于“五四”文学“先锋性”的论说，是在去年夏天在上海举办的一个暑期高级研讨班上，当时请陈老师来演讲，他谈的就是这个题目。后来又读到了他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长篇文章《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更感到了思考的广度。而这篇《“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则进一步 深化了论题，就像吴福辉老师说的那样，“陈思和提出的问题其实并不局限在‘五四’，而是牵涉到现代文学研究‘整体性’、‘全局性’的一个看法，即消解历来的所谓新旧文学的厚障壁，来重新阐释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当新旧文学界限的坚冰被打破》）但今天提出“先锋性”问题，一方面在于重建一个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视野，一方面又与当下关于“文学性”的讨论相关。我的看法是“先锋性”的涵义是多重的，这或许可以增进对“五四”文学“先锋性”的深入研讨。 之所以把面向历史的研究也理解为对现实的表达，不单是为了印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是来自于一次讨论。去年李陀和吴亮在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上就“纯文学”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话题由一篇李陀“答记者问”引起，《上海文学》专门开辟了栏目，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我也参与其中。后来的讨论虽然是旧话重提，但因为在网络上争论，短兵相接，拳拳到肉，很快就把问题集中到“文学”与“压迫、反抗和批判”的关系，集中到“文学等级制”等方面。“文学反抗”与“文学等级制”的问题，与陈思和老师的议题表面上似乎远了一点，其实还是相关的。如“先锋性”转化为“常态”时就显然会失去部分的“文学反抗性”等等。我把自己的意见贴到我常去的论坛，却不料引来网友关于“说到认识等级制，与扭转这种等级制，看上去距离很遥远的样子；尤其是将这和反抗压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文学等级制’只是一个开始，开始之后怎么办，如果开始之后发现文学等级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该怎么办（当然这是在我们发现它的不合理和压迫性的基础之上）”的追问。于是，我回了这样一个帖子： 我从李陀那儿受到了启发。因为他整个思路还是退守性的，批评文学等级制度，没有问题啊，连对手也同意嘛！就像连华尔街的经纪人也会承认马克思是批评资本主义的“诗人”。用非虚构文学来扩大文学的领地，只是权宜之计啊。我想他肯定没有忘记，支撑“文学”的根基还是“虚构”，我们一定记得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对“诗”与“史”的经典分疏吧。 所以我的思考是从与他的分歧开始的，还是只能简化了说，第一，文学的根本还是在“虚构”上而不是“非虚构”，之所以强调这点，不是为了维护文学等级制度，而是重新肯定“文学”反抗的可能性；第二，这种可能性就建立在李陀和吴亮反复辩论的“另一种压迫”上，我也借这个词来说，但我的重点不在李陀所举的“文革”的例子上，也与他后来借用福柯的分析略有区别，我想强调的是今天人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本”（以及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其他权力形式）对“文化”、“传统”、“情感”、“欲望”和“潜意识”的奴役、压迫和剥削，这种种支配性的权力形式已经无法用传统的压迫来概括，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压迫的深化和创造性的开发，在这个意思上，我愿意高度评价福柯“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概念，因为是他天才地预见了与“生命”结合在一起的“治理”方式将会重构社会结构、政治架构、个人主体性和无意识秩序，从而进入到一个可怕的无法反抗只能诉诸身体快感的世界。当然，在激进的方向上发展“生命权力”概念的理论，会承认面对这一切人们已经无能为力，而是强调将这一领域开放为一个斗争的空间，朴素地讲，这依然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辩证法”，但这种辩证法的力量不是退守的，而是主动出击的，所以它不会止于仅仅批评文学等级制度，甚至幻想有一个文学平等的大同世界，如果是这样，那就变成“乌托邦”了，不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做法是要将“文学等级制度”扭转过来，为我所用，具体地说，先必须承认文学的根本就在于“虚构”，而且数千年“虚构”的传统（既有来自典籍的，也有来自民间的）为今天的“文学”提供了无穷的资源。既然压迫是发生在感性的、无意识的和想象的领域，那么“文学”天然是针对这个领域，甚至可以说开创了这个领域，自然要在这个领域中发挥作用。 今天在人们悲观地哀叹“文学”越来越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时刻，我却从“生命权力”这种新的“治理”方式中，看到了“文学”反抗重新获得力量的可能。 要做到这点，孤芳自赏的“私人化写作”自然不在话下，而那种仅仅诉诸立场的“左翼伤痕文学”或“泪水文学”同样也无法达到这种高度。 我之所以把这看似偏离主题的网上讨论写在这里，是因为我想说的是，这种讨论对于认识文学的根本性质有极大的教益。而归根结底，文学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性质与压迫力，使我们加深对什么是文学的先锋性、常态性的认识。而“先锋与常态”正是陈思和老师试图从文学性质引出的对20世纪文学重新评估的新的价值体系。面对“另一种压迫”，“文学”如果要避免“生命权力”的宰制，就必须重新想象“文学反抗”的方式和路向。而“五四”以来文学对“先锋性”的追求，正好构成了今天思考“文学性”的宝贵资源。陈思和老师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处理“文学反抗”的问题，但他将“政治困境”与“审美困境”视为“先锋派”的两大“天敌”，并且推衍出先锋派“成功”与“失败”的辩证法：“先锋的成功不是通过胜利来实现，而是通过失败，如果他胜利了，他就失败了。他在失败的形态下发生影响。”这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反抗”的理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这种关于“五四”文学“先锋性”的深入讨论，转化为一个关于文学“先锋性”的议题。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6月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