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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从百家争鸣到儒术独尊这一中国文化“黄金时期”的分析，指出思想解放，博采众家之长，进行创造性思维，正是汉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其特色。儒家成为正统以后，在汉以后千年未遭倾覆，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巨大的张力。 关键词 诸子之学;独尊儒术;兼容并包;张力 人们常常将文化视作一种生命体，进而评价它是否具有生机与活力。从这种有机的文化观看来，一种文化有效的新陈代谢功能正是它维持旺盛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反过来说，如果这种功能衰退乃至停止:，则意味着文化本身的没落。在数千年的历程中，中国文化之生命曾一直非常强大，但晚清以降忽然显得停滞与死气沉沉，这是否如斯宾格勒所言:每一文化都有它的自然极限?针对这一事实，一派学者认为，既然“老调子已经唱完”，当自动推出历史舞台，让位于一种新的文化，在他们那里，几千年的传统属于一种负面价值，应当予以勇敢的扬弃。另一派学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传统的生机与活力并未彻底丧失，“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们认为通过传统自身有意识的调试，可以完成文化的现代重建。不管两派分歧的焦点是什么，应当承认的是，任何一种新文化都摆脱不了与旧传统的联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问题确实是许多学者考虑关心的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反省中国文化史，尤其是分析它那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黄金时期”，对于今天人们的重建工作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文化从尧舜禹时代自至两汉，可以说是本土文化内部的融合，或者说是同质文化的整合。这种整合，相对于魏晋自至宋明，对于异质文化佛教的融贯，自然有其特色。而我们撷取从诸子争鸣到独尊儒术这一段，即可清楚地凸现一统形式的文化内部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诸元。 从百家争鸣到汉代儒术独尊这段文化史，大致可以表述为正统确立的渐进过程。中国人对于“统一”有着异乎世界其他民族的强烈要求，这种文化心理可以有多方面解释，如从地理环境说，从农业社会形态说，此处不能赘述。但是这种对正统的要求并不排斥多种思想、多种信仰的存在。“定于一尊”的神学意味，相比于西方基督教、阿拉伯伊斯兰教，要淡薄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言，这种内部开放系统构成了它的外部封闭与保守性，这种内敛的结构由于其超稳定性，一方面有着极其成热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就有着一种超乎实际的优越感。这一点在同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自视为天朝天国，沉浸在自我中心的迷梦中，不能“睁眼看世界”。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在古代的极高成就，因之形成的心理优势与守旧自满阻碍了近代对新的异质文化的吸收融贯。但是，也应当看到，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的融贯都不是以“突变”形式完成的，而是曲折渐进的。试看，从战国百家争鸣到汉代真正奠定一统的局面，其间经历了多少曲折。铜质文化的整合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异质文化的吸收融贯。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建完全有理由抱有信心，也更应当投入积极的研究。 一 说到战国时期学术自由繁荣的百家争鸣，先应当明白何以有此“黄金时期”。正如《庄子·天下篇》所言“道术将为天下裂”，在周代以前，学在官府，范围不出六经，其时即是“一统”形势。及至东周，列国各自为政，周天子权威削弱，而学官亦散乱四处，如《论语·微子》:人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 入于汉，少师阳、击磐襄入于海。)孔子开启私学风，于是，天下诸子渐渐蜂起，蔚为一时大观。从直接产生的由来而言，诸子出于王官。（如《汉书·艺文志》所说)，从学术渊源上言，诸子学从六经（如《庄子·天下》所说)，从学术的内容而言，诸子皆志在解救世弊（如《淮南要略》所说)。要之，从诸子学所以生的角度以及从诸子学所由生的角度，都应看到诸子学都是来源于前代社会统治经验，服务于当时政治需要的社会政治学说。诸子之学的中心特质是“救世”，由此与其它时代的学术相对别开来。[1]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