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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学不是缺乏生活，缺乏对于生活的价值关照，而是缺乏对生活的价值怀疑性的、价值重估性的、价值反思性的关照。 当下批评的问题实际上是价值追问、价值怀疑、价值重塑和重估之勇气缺失的危机——或者说，我们缺乏自我怀疑的力量，缺乏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灵魂拷问的力量。 文学批评有过它的辉煌时代。仅仅是在２０年前，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新人本主义的潮头，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重构人文精神的声浪中，批评依然紧握着思想的第一小提琴。时过境迁，文学已经让出了时代先锋的位置，批评自然也退出了其思想促进器、变压器的角色。何以如此？文学在价值探索上的退却，批评在价值评判上的蛮横，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文学常常是价值迁移的探索者、表现者，价值结构的重塑者：在价值问题上文学常常是开放、探索的，而不是封闭的、僵硬的、教条的。在价值重估的时代，更是如此。价值彷徨并不可怕，因为价值彷徨可能是价值重估的开始，可怕的是我们对彷徨的不能容忍。 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上的确处于一个多元交融、困惑和新生共存的局面中。 第一、个人本位和集体本位价值观同步发展，世界化价值趋向与民族化价值趋向同步崛起，这里我们要重视的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集体权利的守护应当统一，个人权利是集体权利的基础，国家权利应该放在世界关系中来理解。 第二、消费主义价值观和深层信仰同时共存。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区别消费和消费主义，消费权是现代人权的一个部分。吃好穿好难道就不是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反映吗？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的丧失吗？我们对那种动不动就对人民开刀，一味斥责消费主义的人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要反思消费主义背后的主宰力量，看是谁在左右消费政治？左右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反过来，消费是使人获得尊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的尊严的充分条件是自由而不是消费。当我们被消费所满足时，我们的视、听、说的权利也许正被无形地蒙蔽和消解。这是消费时代，消费主义价值倾向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但是，我也得说，这同时也是信仰的时代，我们要深入地细致地分析消费和信仰的关系，欲望和精神的联结，有的时候恰恰是前者的发展和完成，提供了后者的需求——信仰有的时候是在消费的中止处产生的，否定消费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信仰，反过来，承认消费倒可能是深层信仰得以建立的开始。帕克在《美学原理》中说：宗教作为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对生活的解释无疑是永恒的，但他的具体形式却是虚构的，因此每一种宗教都必须从信仰的领域转入艺术的领域。希腊的宗教领域早已经转入艺术的领域，美的宗教形态也是或迟或早的要到来。这个过程，也会在我们国家发生：信仰的力量转化成为美的力量。 第三、乡土精神和都市意识交互作用。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显性文化、主导文化，在这个背景中都市叙事出场，都市常常被色情化、幼稚化和伪浪漫化。都市文化对于农耕文化来说是一种异文化，来自农耕文化的都市书写，与其说是实际情况的再现，不如说是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的产物，是一种想像地理学，它把都市看作是异文化，构造、生产了一整套说明都市的形象、观念、风俗话语，这些话语都是修辞性的，具有农耕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在这种话语中，都市被描述为轻义重利、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无意义的、缺乏意志和精神的漂移之地，就不是什么不可想像的事情了。在这种背景中，上海的都市书写如何走出困境？都市如何摆脱作为农耕文化的异文化表述领域，改变自己作为文化他者的地位？我们的作家，作为个体叙述者，应该有话语自觉，自觉地意识到农耕文化统照之下，都市话语的上述属性，自觉地对农耕文化以及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而发明的一整套修辞策略、话语结构、历史等作出反思，要追问自己的话语方式、社会角色、立场，是自觉的价值反思者，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跨语境写作性质，只有这样脱离传统都市书写的窠臼，对传统都市书写的合法性、真理性、客观性、科学性作出质疑，创生新的都市话语。我们的写作者要对都市作价值发现和价值承认。当然，我们也要对都市主流文化——市民型消费文化的无抵抗的认同倾向——做出批判，一部分人津津乐道于都市的物质繁荣，对奢侈消费无限热衷，对寄生型都市生活，零余型都市人物无批判地接受，凡此种种，都对当下都市书写及其批评构成价值挑战。 第四、作为价值冲突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身体叙事。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的价值观念，而对身体叙事的价值观则比较陌生，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从国家、阶级立场出发的写作，而对从个体、身体出发的写作常常会表示怀疑，原因是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价值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也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不可弥合，批评界要在这场价值冲突中扮演中介人的角色，在身体叙事中看出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的价值观，在启蒙叙事的背景中理解身体叙事。实际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身体叙事看成是对启蒙和革命叙事的挑战和反动，也不能把身体叙事单单看成是都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蠹，把它的抵抗看成是表演，把它对大叙事的解构变成了炫耀，甚至把它变成是文学本体性价值崩溃的象征。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对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进行简单地否定，我们要更多地看到五四文学为代表的启蒙叙事、以无产阶级左翼文学为代表的革命叙事、新时期以来新感性解放思潮左右下的身体叙事之间的交互作用，互相影响，对他们在价值发现的基础上做出价值批判。作为身体叙事的某种定向延伸，女权主义的崛起，文坛在性别上的价值鸿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文坛似乎正在分裂成两个阵营，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 文学首先是价值追问、重估、发现，其次是价值坚守和价值承诺，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前者更为根本。相应地，批评应当理解文学作为价值追问的这种特性，没有追问和重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坚守和承诺，换而言之，未经过反思、追问和重估的价值坚守和承诺只能是独断的、粗暴的、专横的，对文学发展有害。进一步言之，当前，我们批评缺乏的可能更多的是前者：对于那些没有价值疑惑的批评家、没有价值反思和重估的批评家，当我看到他们拿着大刀猛砍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他们面目可疑。但是，恰恰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欠缺的，我们是否已经赋予文学批评以大灵性、大道德、大信仰、大爱憎的追问？我们有何反思和自醒？《沧浪之水》中主人公在现实面前的妥协似乎是一个象征，开始他是羊生活在狼群里，后来呢？他选择的是让自己由一只羊变成狼。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没有对价值的深沉的怀疑和追问，他沿着生活的路子在无追问的情况下走了一条“坚守”的路？但是，他坚守的是什么呢？其实只是一个价值空无而已。这个主人公是没有价值观么？不是，他有，他缺的只是对那个“适者生存”的狼道价值观的怀疑和追问。这个主人公的问题，也是当下文学的问题，更是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我们有许多批评家其实就是这个主人公的现实翻版——他们没有价值反思和追问，他们自以为自己的价值观是可以高高地端坐于万事万物之上，永远正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倒是宁可相信感伤、忧郁、怀疑，而更愿意对所谓的承诺、坚守保持怀疑；有时前者反而倒是比后者真诚有力。 如果说，上文所提的那些矛盾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价值位移的整体面貌，那么，我要说，在这个背景下，问“我们的批评家是否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结构、是否有独立的价值承担、价值承诺”样的问题，就没有比问他们“是否有价值怀疑、价值重估、价值追问”有意义。批评最终应当是文学价值结构的发现者、承担者，它应当用价值、用信的力量为文学命名。但是，批评首先应当是价值批判者、价值重估者。我们的文学不是缺乏生活，缺乏对于生活的价值关照，而是缺乏对生活的价值怀疑性的、价值重估性的、价值反思性的关照。我们对于谎言对于罪恶的沉默来源于此，我们对于当下生活无边的认同来源于此，我们批判性的丧失、抵抗性的丧失也是来源于此。 当下批评的问题实际上是价值追问、价值怀疑、价值重塑和重估之勇气缺失的危机——或者说，我们缺乏自我怀疑的力量，缺乏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灵魂拷问的力量。我们不知道文学是要把人带到一种深层的价值结构中去的，不知道文学是灵魂拷问，不知道文学中应该有价值两难、良心困扰、信仰磨难。 批评是一项特殊的事业。它是对别人的精神产品进行欣赏、鉴别、思考，我们可以称它为关于思的思，它是对思进行思，这就要求批评家具有特殊的精神高度，他能在那个特殊的高度上和那些杰出的灵魂相逢。如果没有特殊的精神高度，我们的批评就不能成为灵魂的冒险，只能如鲁迅所说，是在冒险的名目下“抡板斧”。批评是事关信仰、激情、呼告、凝视、珍惜等等的精神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他们的坚守、反对、热爱和憎恨大多应该来自内心，那内部的“绝对命令”；更应该来自于犹疑、困惑、反思、追问和重新发现与评估。上个世纪２０年代之前，中国的文学批评主要是鉴赏型的。对于中国传统的鉴赏型批评来说，批评是批评家的个人事业，这个绝对命令所要求的是批评家对自身审美趣味、审美诉求的坚守，他坚持了自己的趣味、坚持了自己的个人倾向就等于实现了批评的“绝对命令”。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之后，左翼运动崛起，文学批评成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出现了左翼哨兵型批评，批评家是文艺界的哨兵，对于这样的批评来说，批评家必须服从阶级意志，他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说话的，他代表了一个阶级的审美趣味、倾向和要求，批评家的职业化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使得批评话语的生产机制和作用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传媒的崛起放大了批评家的声音，批评话语的流通机制发生了变化，批评不再仅仅是文学圈内的事业，不再仅仅是批评家个人的事业；文化生产的市场化使得批评话语的生产不再仅仅是审美性的和政治性的，它同时还是市场性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多元化，带来了批评的多元化，从批评主体上看出现了媒体批评、学院批评的区分，从批评的目的上看出现了出版社的宣传型批评、学院学者的学理型批评的区分，从批评的方法上看，出现了强调文学外部关系的文化批评等和强调文学内部关系的审美批评等的区分，从批评的生产机制上看，有出版者组织的研讨会式、书评式批评，有高校科研和教学系统组织的学术论文式批评，有传媒出于宣传报道要求而组织的新闻性批评等等。正如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处境中一样，批评也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化状态。这个时代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也显得更为复杂。 没有价值宽容，就不会有价值追问和发现——在这个价值位移的时代批评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这条宽容的律令。这是一个急遽变化着的时代，它是如此的纷繁有时候堪称缭乱，要从中理出头绪非常之难，我们要理解作家在这个时代从事价值追问和发现的难度，要允许作家们在思考这个时代的时候有犹疑、困顿、惶惑，如果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宽容，去体解作家们的价值困境，文学就不能在宽松中成长，缺乏批评的宽容，文学就会枯萎。在这个时代，批评家们如果固守某个单纯的个人倾向、某个单独的社会阶层的立场，都难以真正把握文学未来，批评应当能做的就是用它的大度和宽容看护文学的成长，也只有如此批评才能成为文学的看护者、催生者、同路人，而不仅仅是文学的审判官。 原载：《文艺报》2006年6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