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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杂志组织讨论，“60年代出生作家及其创作现象”引发评论界观点交锋 《上海文学》杂志自今年3月以来，就“60年代出生作家及其创作现象”连续刊发评论家的对话，在文学界尤其是评论界引起很大反响。 在今年第3期上，《上海文学》首先发表了李敬泽、洪治纲、汪政、朱小如四位评论家的对话《文学“瓶颈”与精神“窄门”——漫谈60年代出生作家及其长篇小说创作》。文章从长篇小说的创作“瓶颈”、童年记忆的自我情结、个人化的精神“窄门”、长篇叙事文体的尴尬四个方面，对60年代出生小说家的创作现象、精神样态及其局限作了尖锐的批评和清算。 李敬泽等人的对话引起强烈反响，“隐居江湖”已久的上海评论家程德培也终于“出山”，他与张新颖教授进行一场关于长篇小说创作问题的对话《当代文学的问题在哪里》，对李敬泽、洪治纲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教授的《个体经验的坚守与长篇叙事的转化——谈新生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则以自身的创作经验来印证60年代作家的创作，与李敬泽等人的观点既有呼应，也有商榷。 近日出版的6月号《上海文学》继续发表吴义勤、施战军、黄发有等三位就同一话题的讨论。这篇题为《代际想像的误区》的对话针对李敬泽、洪治纲等人提出的观点，一一提出截然不同的反驳性意见。两相对照，可以看作是评论界围绕“60年代”引发的一次比较深层次的观点交锋。 “代际想像”是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李敬泽、洪治纲等人的讨论全篇使用了“60年代出生”作家这个概念，而吴义勤等人的对话一上来就对此命名表示疑虑和否定。 吴义勤说，以年代划分作家是批评界在“偷懒”。当批评家们不惜以对个体牺牲来成全一个假设的、理念性的“集体”形象，许多东西被无限夸大，而许多东西又被无情遮蔽。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谈论一代作家面临的相同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境遇，而忽视了对于同样的境遇，不同个体的感受方式、反应方式和表达方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长篇成为文学标尺是否暗含“文体歧视”？ 在李敬泽、程德培、葛红兵等人的三篇对话中，“长篇小说”始终是一个核心话题。洪治纲等认为，从整体上看，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长篇小说成就并不是非常突出，与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及一些老作家相比，他们的长篇总体上看似还有些单薄，涵盖历史的深度与广度似乎不够。 针对洪治纲等对“60年代出生作家”的长篇写作状况表示的不满，从而对这一代作家的文学成就表现出的某种担心，吴义勤等认为，这种认识有着话语霸权的意味。这表现在，其一，不自觉地把长篇小说文体“政治”化，神圣化了，某种意义上又在变相地划分文体等级，实行文体歧视；其二，把对长篇小说文体的认识和评判标准绝对化，预先假定一个终极性的绝对化的优秀长篇小说的标尺，并形而上学地去批判“60年代出生”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 施战军说，写什么长度和结构的小说，取决于作家自身的资质和优长，没写出长篇或者干脆对长篇没兴趣的作家也不一定就矮一头。黄发有表示,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刚出道的文学青年一出手就是长篇，在语言和结构方面都显示出先天的不足。新生代长篇小说中，同样可以发现作家的结构能力的贫弱，不少作品都是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中篇小说简单地缀连在一起，而且其中各部分还作为独立的中篇发表在文学期刊上。这种“一鱼二吃”或“一鱼多吃”的倾向，深刻地反映出文坛风气的浮躁。 “60年代出生作家”的精神“窄门”在哪里? 在洪治纲、李敬泽等的对话中，他们对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瓶颈”问题表示忧虑，并对产生“瓶颈”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童年记忆”的情结及对“个人化的迷恋”，被认为是“60年代出生作家”的精神“窄门”。 汪政、朱小如认为，文学到了60年代人这一茬，个人化才被真正地重视起来，但不能因此将这一点绝对化，绝对化就会走向一己之私，走向自恋与封闭。 李敬泽则认为，对私人化的认识有误区。不存在纯粹的“我”。他进而提出,有朋友提出，过去是怎么写的问题，现在应该重新思考写什么。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了自以为是的“我”，却懒得去找“窄门”，懒得去找进入世界的独特的、有难度有限制的路径，结果都走到宽门大门去了。在这个时代，宽门大门都让报纸电视等等占去了，小说家是窄门最后的守护者。世界在什么角度下展开，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面貌，决定这个故事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对此，吴义勤认为，“宽门”和“窄门”的说法不仅仅是空洞的问题，而且根本就是一个想当然的伪问题。他说,60年代出生作家，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的问题不是“童年记忆”和“个人化”写作带来的，而是源自更深刻的精神局限和艺术局限。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浮躁的商业氛围中，60年代出生作家（不仅仅是他们，应该包括所有的中国作家）如何以精神的力量和艺术力量，在我们的时代呈现文学，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当代作家面临的考验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在过去的时代我们的作家总是能够为文学的失败找到某种借口，时代、政治、战争，等等，但现在，外在的借口没了，内在的艺术能力和精神能力真正成了决定文学成败的因素。成名的诱惑、商业的诱惑、意识形态的诱惑都有可能导致当代作家对于文学本身的信仰的丧失，而这种丧失才是最可怕的。 黄发有认为，60年代出生作家以及那些更年轻的作家的弊端并不在于过度地沉浸于“个人化的迷恋”之中，而是没有真正地理解“个人”的真谛。“个人”就意味着“身体”、“欲望”、“自恋”吗？他说，不得不承认这代人的致命伤是逃避主义，由于一方面经历了新时期初理想与启蒙的激荡，另一方面又承受了之后的幻灭之痛，面对世纪交替年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的轮番冲击，他们显得暧昧而游移。对于群体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警惕，使他们对于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和宏大叙事充满了怀疑，理想主义的残余使他们不可能像更加年轻的一代，毫无障碍地加入欲望的狂欢。一边是信仰危机造成的恐惧，另一边是对于没有信仰没有禁忌为所欲为的世界的恐惧，因而他们是分裂的。 《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表示，60年代出生的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以及他们这一代作家的艺术风格是否被社会普遍确认，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创作风格基本已经定型，而现在，我们关注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创作风格的得失，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副主编杨斌华也表示，当代文学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新问题、新思潮和新现象，需要文学批评的参与、介入，需要我们敞开心灵，与整个当代文化精神积极对话。文学及其表现方式在不断变化，“对话”的方式也要积极变化。《上海文学》近年来经常开展类似的学术讨论，以话题性探讨触动批评界的思想，不断开拓新的话题领域，带动创作的活跃和艺术的探索。这体现了办刊的一种传统和特色。 原载：《文学报》2006年6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