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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高和寡”与虚妄承诺 无论是重新理解现实主义，还是注重“心灵叙事”（或“精神叙事”），无疑都是永远正确的。问题颇具滑稽的一面是，以小说创作为例，多数小说其实都是在“人性”和“现实问题”上下功夫的。比如底层文学和内心叙事，经过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发现、呈现、梳理、质疑，虽不能说“底层者”的形象已经很清晰、人内心的秘密已经很清楚，但文学介入现实结构的姿态、深入人内心的趋向，与批评家所指示的方向似乎不是十分离谱。那么，按理说，批评家没有理由对这样的文学横挑鼻子竖挑眼，应该大唱赞歌才是。可是为什么，创作介入了最艰难的现实问题、书写了人最诡秘的内心，文学还显得那么柔弱那么看上去不堪推敲呢？ 据我观察，理论的脱离实际和创作的远离主观意愿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还以底层文学与内心叙事为例，批评话语体系与创作中的底层者与内心世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批评家（当然是一部分）所倡扬的灵魂、生命、体恤、关怀，它并不针对具体的人，也不针对具体的现实状况，它只是一种调调，一种任何时候说出来都很贴近文学的调调。之所以有时候听起来非常严重，是因为它恰好说在了严重的时代。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如对《秦腔》的评论。在对《秦腔》的评价中，《秦腔》到底好不好？是不是经典？不是批评家选择的首要条件，夸张一点，《秦腔》能成为理论批评家演练最新理论的演练场，实际上具备了以下几个“硬条件”：第一、它是贾平凹写的，懒汉批评家实际上是无心从成堆的长篇中再做筛选的。与其把精力消耗在大量的阅读遴选上，还不如就近取“著名作家”来得保险。第二、《秦腔》事关乡村，农民正在丢失土地、失去家园，另一方面该作正好出版在创作界普遍的精神迷失、价值失范的风头浪尖，《秦腔》顺理成章地成了“终结”理论、心灵叙事的印证物。评论家能从“泼烦”、“不知道”中梳理出大悲悯大仁慈，或者“中国式的叙事伦理”这是关键，这是等待式的评论。第三、《秦腔》本身，人物的装疯卖傻、情节的段子化、乡村故事的肮脏化，很难说贾平凹就没有迎合理论家一再提倡的“内心”、“终结”、“说不清楚”的人性理论。 围绕《秦腔》的林林总总，几乎可当作一面镜子来反观当前的批评界。首先是中国经验的宏观理论建构，一般采取从“名家”作品到“中国经验”的梳理方式；其次是世界文学的运思策略，通常情况下是用世界经典作品的精神框架，给当下中国作品归位对号；再次是中国叙事经验的确立。可以说读当前批评文章什么元素都有，就是没有具体作品的声音。作家面对这样的“指引”，不是满头雾水，就是夜郎自大；这或可算是中国式的空洞。 既然是作品论，连起码的阅读都懒得去做，还谈什么是非判断；既然是怀疑精神的张扬，连起码的冲破文学等级的勇气都不具备，一味地依附“著名作家”，还谈什么坚守道义；既然是执掌文学的精神性，精神性就应该是具体的、微观的、唯作品的，如果千人一面地一个口气、一个调调、一种话语方式，那么，这样的批评到头来它的曲高和寡只能是一种必然结局。 二、也许有学术，不见得有生命力 批评的职业化或学术化倾向构成了当前批评的又一症候。 邵燕君的考察就很能说明问题，据她考察，“80后”之一的张悦然，从早期消费校园青春“忧伤”到被主流文坛接纳时的“生冷怪酷”，基本上是一路走红，张悦然人还在新加坡，但长篇《水仙已乘鲤鱼去》出版一个月后，同名中篇小说又在期刊发表。“她和出版社扔什么，我们的主流期刊就接受什么”。在这里，大众文化已不再是该批判该警惕的对象，相反它是实现文化增值的绝好的商业契机。作家失掉它就意味着与读者过不去；出版社失掉它就意味着自砸市场这口铁饭碗；主流期刊失掉它就意味着不平民化；批评家呢？赵勇说得对，当大众文化成为一项研究课题，成为课堂上可以讲授的教案，成为知识分子每天必须面对的日常事务时，他们已没有了震惊，也丧失了批判的冲动。 凭我的目力和感知水平，笼统地说当前批评怎么样我还没有那个胆量，就我自己的一点亲身体会些许可以窥斑见豹。我自认为我是读懂了我评论的对象，也了解他们的文学想法，但这样的东西多数情况下周游一两年还得回到我的案头。理由很简单，就是“太狭窄”、“地域色彩太浓”、“被评的作家知名度不够”等等。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只得认真琢磨。第一、我只谈了作品内部的声音，没有把作品放大到某个“文化”的背景上；第二、我只谈了作品中出现的或可能蕴含着的地方性、民族性，没有在“中国”的大前提下考虑地方性、民族性，于是就够不着大家都热炒的“中国叙事伦理”；第三、我谈及的作家，除了石舒清获过“鲁奖”外，其余如陈继明、漠月、马步升、张存学、董立勃等，几乎都未曾进入著名学者著名批评家的研究视野，他们的“无名”自然不能进入所谓当代文学的规划。 批评的职业化或学术化倾向指的就是那种：虽为作品论，但本质上指向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宏大叙事”；虽为一个阶段的现象评述，动机上却心系学科建构的“建构”思维。客观而论，这类批评的好处是使独立的个体作品之间取得了联系，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外部空间也容易被打开。但对于想了解作品究竟的读者来说，明显的弊端在于它的整体性是以牺牲“细节”为代价的，它的整合是在遮蔽“个性”的名义下进行的。不管作品到底怎样，先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先不研究“人物”与以往文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就贸然一个“中国式”；先不弯下腰来悉心比较一下与同类作品的差异，就断然一个文学史的大架构。这样的研究读起来可能很有气势，也有“学术”的宏大视野，更有文学的“整体观”，但批评离开了差异、离开了个性、离开了具体语境，不要说批评的超越意识，就是批评起码的说服力、生命力，它还有吗？ 三、“当代文学”这顶大帽子 为“当代文学”负责，为“当代文学”的学科建构焦虑，依我看，是当前批评越来越没有说服力，越来越“纸片化”、“窄化”（表面上很大很宽阔，其实真正的文学话题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细究起来大概有两点： 其一是批评家队伍的重新洗牌，批评身份优于批评实质。如果说一些批评家的妙悟式点评，与作家灵活机敏的互动、对话、跟踪等感性评论让位给学院式的理性、实证、规范，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批评流水线上非得认定硕士、博士、教授一定比非学术身份的人优越就一点道理也没有了。而且近年来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的泛滥是有目共睹的，数量如此庞大的批评从业者都无条件地要在少得可怜的“核心期刊”上露脸，论文的质量是不言自明的。另一方面投过稿的人大致都有体会，就是一般性的理论刊物，拒收非学衔人的“成果”也成了不争的事实。让批评回归理性、回归学理甚至纳入学术的规范，这无可厚非——但关键是一开始被铺设的平台就是倾斜的。 其二，有了如此的队伍整合，批评的职业化或学术化诉诸就不难理解了。温儒敏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中，主要担心的是文化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对艺术审美经验的稀释和剥夺，从而文学学科失掉其文学性。前不久，葛红兵总算对当下批评发出了尖锐的声音，认为当下批评的问题实际上是价值追问、价值怀疑、价值重塑和重估之勇气缺失的危机。在主要的脉络上，葛文的意思仍然是要求批评的职业化或学术化问题。虽然“研究”和“批评”具有同质性，但通常情况下，批评的优点研究不见得能做到，比如批评的及时、机敏、就事论事的透辟。 如此以来，学院里的学术体制其实已经形成了批评的潜规则，有形无形地构成了对当前批评的一种学术压迫和实际上的“引导”。就像赵勇说的，对当前文学的批评本质上已经变成了批评者吃饭的一种手段，把当前文学不明就里地归纳到“当代文学”的大旗下，使其变得像学术，甚至于违背常规地使“当前”提前进入“历史”。至于评价得过不过头、判断得准确不准确、是不是如此的“指引”反而有损于当前文学的自然成长？那就不是批评家的事了。 这样的批评，它的心平气和是能够理解的，但这种气定神宁能否挠到文学的痒处，是值得深思的。 原载：《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