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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几乎成为西方哲学、美学、史学、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热点问题，它构成了一个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研究的框架。9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诸多问题的凸显，现代性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题。现代性之所以成为东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核心课题，是因为它为我们思考晚近几百年所发生的巨大历史变迁和当下的生存状况提供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参照系。 哲学与现代性的博弈与共谋 虽然研究现代性的理论进路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总是绕不过启蒙运动这个纽结。正是启蒙运动确立了一种受现代科学鼓舞而对知识的无限进步和朝着更美好的社会无限前进的信仰。启蒙运动使哲学取代了神学占据了“王者之尊”的位置，哲学被认为能够达到外部世界的终极实在和永恒真理。同样，启蒙运动确立了以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叙事，并为现代社会的确立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诚如黑格尔所言，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作为一门最具反思性与批判性的学科，哲学与现代性之间总是呈现出博弈与共谋的关系。所谓博弈，就是哲学以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实现对现代性的解构或重构。所谓共谋，就是哲学被现代性的体制收纳，成为现代社会合法化的源泉。纵观西方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一方面，哲学使得现代性得以完备地奠基并成为现代性不断发展与进化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与逻辑困境也向哲学提出了挑战，并促成哲学实现了一种范式上的革命。 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性论争 作为历史时间的“现代”概念与作为问题的“现代性”概念是不同的。虽然作为历史时间的现代概念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但作为问题的现代性则是在后现代话语中流行的。换言之，后现代性的内部分异源于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 到20世纪末，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已经日趋明朗化了，即是那些想与现代性妥协的人与宣称现代性已经终结的人之间的争论；或者，是那些承认晚期（高度）现代性的人与那些接受后现代性的人之间的争论。 在那些想与现代性妥协的人中，以哈贝马斯、吉登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看作一项未完成的计划。对哈贝马斯而言，现代性也许的确处在困境之中，但是，在现代的框架内，危机是可以解决的，现代性的潜能尚有待充分发挥。吉登斯则指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处于一个现代性的后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的时期。 在那些宣称现代性终结的人中，则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理论倾向： 第一种是以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利奥塔和福柯等人为代表，他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启蒙理性和现代叙事。他们以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评和攻击来彻底瓦解或动摇现代性“计划”的理论根基。 第二种是以鲍曼和赫勒（AgnesHeller）为代表。他们认为，现代性从其产生那天起，就孕育了其自身的衰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会伴随着进一步的现代化而得以解决。这些问题就是现代性自身的结果。因此，现代性不是一项未完成（unfinished）的计划，而是一项无法完成（unfin-ishable）的计划。 第三种是以贝克、阿尔布劳（MartinAlbrow）为代表。贝克提出风险社会和自反性现代化的理论。对贝克而言，风险社会和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建构主义的。换言之，它们既是对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又是解释社会现实的有力的思想武器。阿尔布劳则指出，现代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历史并未终结，另一个时代（全球时代）已经以其占压倒优势的面貌和形态取代现代。由此，我们将以并非为现代所专有的术语来描述新的时代。 总之，对于那些宣告现代性已经终结的人而言，是否接受或使用“后现代性”概念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宣告了以未来对现代性加以合法化的叙事的破产：革命的范式灾难性地崩塌了，进化的范式也慢慢地受到了侵蚀。 现代性问题的中国情境 从“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陷于古今、中西的文化论争中。直到20世纪的70、80年代，学术界才以“现代化”的命题勾销了百年来中国知识界的种种论争，扭转了知识界的思想和学术方向，建立了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知识构架。将中西之争转换为传统与现代的论争意味着接受了这样一种理论预设：坚信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值得追求的过程，也是一个仅仅需要一系列适当的因素即可实现的过程。因此，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9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话语的盛行，以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凸显，学术界将现代化的论题转换成现代性的论题。 从高举现代化的旗帜到反思现代性的后果及其问题，再到探讨现代性的中国情境，现代学的中国研究在逐步地走向深入。探讨现代性的中国情境问题是哲学及社会理论的当然问题域。就此题域，学界所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既不要以西方的箭来寻找中国的靶子，也不要以西方的视角来有意无意地遮蔽中国问题。换言之，现代性的中国情境问题被转化成了外来理论与本土文化的相关性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以及相似性与差异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从一个侧面提醒知识界注意对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范式进行必要的“中国化”转换。但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分析思路并没有跳出中西二元对立的模式。实际上，虽然与西方的现代性相比，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但这决不意味着存在与欧美的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而且，作为问题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思想的主题说明了，从根本上讲，这些问题对中西文化理念和社会形态的演化都是命运与共的。因此，试图协调现代性命运的休戚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或许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9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