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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社会的两极结构决定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从一开始就处于对峙状态。传统的两极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多数人都未能接受正规教育，精英文化的惟一和雅致，正好对应平民文化的普遍和低俗。而在现代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走进学校，接受被改造成中间阶层的教育。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使人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产阶级规范。尽管这一阶层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完全形成，但直接根植于该阶层的中间文化已经悄然崛起。作为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中产阶级只有成为社会主体，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才会有所缓解。这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而在这场中国社会分层的前进征途中，出现与之相对应的中产阶级文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以大众文化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中间阶层文化很快就在改革开放后占据了自己的主要阵地。作为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中产阶级的经济收入、职业特点和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娱乐消费地点必然集中在城市。于是，“８０后”现象、小资现象、“韩流”现象以及美女作家现象在这一时期如潮水般涌入了市场经济的城堡里，在雅与俗之间充当着“风吹两边倒”的尴尬角色。这些现象作为后现代在中国的一种表征，对大众文化的时尚之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之相类似的还包括了像星光大道、“莱卡我型我秀”、“非常６＋１”等等。而在这一系列“快餐式”的大众文化项目中，凭借着超高的群众参与指数，“超级女声”无可置疑地成为了这场文化盛宴的主菜。 “超女”是超级女声的略称，它缘起于湖南电视台２００４年开始举办的一档名为“超级女声”的大型娱乐节目。和以往的“青年歌手大奖赛”、“ＭＴＶ大赛”之类的赛事相比，它的轰动效应是后者望尘莫及的。单就２００５年“超女”而言，超过１５万人报名参赛，吸引中国国内近４亿观众的眼球，单场手机短信收入超过１５００万人民币，节目冠名和广告收入数以亿计，带来的经济效应远远走出了策划者的想像。２００６年的夏天，借助前两年创下的的超高影响力，“超女”现象持续升温，不仅限于一个颇富创意的娱乐节目，更火速蔓延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文化事件，在品牌效应下引发的“超女经济”更将这场盛宴带入了高潮。它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娱乐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而这场全民造星运动，以其空前的影响力，广泛的群众参与性，使得“超女”现象成为当今所有大众文化项目中最具代表性的指称符号。 然而，在产生巨大社会效应的同时，“超女”本身也因为潜藏的诸多的危险信息受到了诸多方面的质疑。首当其冲的便是在这场轰动效应制造过程中起着送干柴烈火作用的媒体。“在转型期，当市场经济蓄积的能量一旦释放，冲击着传统传播观念时，其正面效果惊人，负面影响也非常醒目。”（吴飞《传媒批判力》）此时的媒介已经较为自觉地考虑到人，尤其是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地位问题，从走近、贴近受众，变成了取悦、讨好受众。在整个“超女”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媒体的关注目光仅仅表现在对于现象的描述、细节的铺排以及媚俗的宣传上，强调给人们带来的只是感官刺激而不是审美享受。当代社会媒体机构的出现及其在整个社会中的渗透，使社会文化生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也使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在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随着当代媒体脉络及其运作的产生，社会中也同时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媒体文化”（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这种媒体文化的产生，改变了传统文学和艺术的性质，使流行文学和艺术的泛滥成为可能。斯诺（Ｒ．Ｐ．Ｓｎｏｗ）认为，由于当代电视的盛行及泛滥，当代社会的文化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媒体文化”。 另一方面，就受众本身而言，“超女”现象看似引发了消费者的话语权，使每一位具有普遍有效身份的人都能对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表示自己的同意与否，但事实上，他们其实是在不自觉地进行着一场被媒体策划好了的话语运动。策划者是别人，经营者也是别人，在明晰的经济目的趋使下，“超女”们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一种符号和被利用的工具。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所掌控社会资源的多少，在社会上缺乏自主的话语权。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人们普遍感到自己成为商品，急于想跻身名牌，被人关注。“超女”现象的出现，恰恰迎合了受众的心理，为众多中产阶级和即将迈入中产阶级行列的人提供了抒发话语的平台。只是在抒发之后，缺失感依然存在，追逐感官刺激而弱化了理性思考，传媒信息的膨胀使当代人处于新一轮的精神分裂和欲望怂恿的失控状态之中。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在进行着自我的审美评判，而实际上，他们又陷入了另一种失语状态。 应该说，任何一种流行文化的产生、发展及泛滥，不但要靠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还要靠一定的社会条件才能进行。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指“生产和消费流行文化的社会阶层以及当代消费社会中商业、媒体和科技管理条件的变化。当代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而且也造就了有利于流行文化的良好社会结构，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高宣扬语）事实上，“超女”作为一个栏目，并不属于中国首创，它与美国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ｄｏｌ》和法国的《Ｓｔａｒ Ａｃａｄｅｍｙ》有着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出现在中产阶级文化建立之时，“超女”现象的产生，可以算是中国中产阶级文化发展的必然性结果。王铭铭认为，“超女首先是一个生活政治现象，在比较发达的社会结构中很容易出现一些板块式的结构，于是需要一种理由，需要一些事件来打破。”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超女”现象所承载的不过是一个必然中的偶然。 原载：《文艺报》2006年10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