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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光明日报·学术版》围绕学术原创问题的讨论文章，感触良多。李醒民先生针对时弊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邹诗鹏、王鉴二先生对学术原创的具体路径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描述，均很有启发性。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获得原创性成果的方式其实大相径庭。 人类的文化创造依据其生存需要和心灵能力而产生，它涉及三大领域：必然领域、自由领域和介于二者之间的领域。自然科学是对必然领域潜在结构的揭示，道德哲学是对自由领域应有秩序的展现，审美学和艺术学则是对人类的审美和艺术活动进行阐释。换句话说，人类创造精神文化，存在着科学、宗教和艺术几种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学术研究属于精神文化的创造，且辐射于各个领域，因而不能笼统地描述为一种路径。仅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也应该相应地区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它们较多涉及必然领域，毗邻于自然科学。我们知道，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斯宾塞以生物进化论解释社会现象。从事这类学科的研究，一般需要做大量的田野工作，进行社会调查和数据统计等，原创性成果的获得往往经历从占有材料到分析研究，再到形成特定理念的过程。这种创新路径人们已经讲得很多，此处无需赘述。 与此颇为不同的另一种方式在当代我国学界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道德哲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来说，原创性的成果更多来自于心灵的呈现。这些学科涉及自由领域，关注人类生存的意义与价值，致力于为人自身立法，对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内在价值系统的建立用孟子的话说是要“正人心”，并非通过格物而能达到致知。陆九渊将道德领域的学问分为“外入”之学与“里出”之学并且以后者的代表思孟学派为正宗是很有见地的。 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是审美学和艺术学等学科，它们既要观照必然又要呈现自由，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与统一在这里得到突出的体现。现代西方解释审美和艺术活动出现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心理学学说，其一是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同构说”，侧重于必然方面，考察审美客体的特定形式对主体的感发作用；其二是立普斯等阐发的“移情说”，侧重于自由方面，强调主体的特定心境对于审美对象的同化作用。两种学说各有千秋，只有将它们统一起来，兼顾由物及我和由我及物、“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语）的双向过程，才是对审美和艺术活动较为全面的解释。再就艺术直觉而言，它既观照事物之本然，又呈现人生之应然，二者有机统一才形成真正的审美意象。所以，期望在这一领域取得原创性成果，一般要求将认知与体验结合起来。 不同学科尽管存在上述差异须作辨识，但既然同是学术领域，其创新活动就应该存在某些共同的原则和诉求，需要我们继续讨论。 按照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看法，可以将我们所处的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所谓的物理世界，第二世界即精神或心灵世界，第三世界指既有的文化世界。事实上，遮蔽了第二世界，其他二者就成了互不相干的自在世界。因此，有关问题可以着眼于主体进行阐释。 历史发展至今天，人们进行学术创新首先必须从掌握第三世界的相关知识开始。不熟悉已有的相关文化成果，企求创新必然要流于虚妄和空疏，即使思维富有创造力，提出的所谓“新见”可能早已是旧闻，徒劳而无功。我们需要在综合中实现创新，在既有文化成果基础上切实推进，尽可能融合中西，会通古今。但是必须看到，文化观念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若沉溺于第三世界不能超拔，皓首穷经却述而不作，就始终只能停留于“照着讲”。诚然，我国古代典籍需要整理发掘，西方文化观念需要翻译介绍，但是整个学界若被这两股拉力牵引而双脚不能着地，就会心感失重，口中失语，哪里还有原创性可言？西方学者所说的“在这里”、“到那里”、“回这里”的往复过程有助于克服这一时弊，它要求学人在第三世界获得装备和给养后，应脚踏实地深入于第一世界，了解实际情况，直面事物本身，从而创造新的文化财富。 不过，严格说来，“直面事物本身”是很难做到的。一方面，我们的感官容易受到外部现象的诱惑和欺骗；另一方面，我们的心灵容易被某些文化观念束缚和遮蔽，也就是说，来自第一和第三世界的信息都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后者的干扰，尤其需要注意排除。自笛卡尔、康德到胡塞尔，都倡导“还原”，用加括号的方法将有关成见予以“悬搁”。重要的是让心灵（第二世界）空明澄澈，是此方能鉴照无隐，庄子和柳宗元等称之为“明”。事实上，学术创新的关键是有“我”，有“我”的基础条件是第二世界的“灵”、“明”。清人袁枚曾总结经验道：“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随园诗话》卷十）文艺创作是如此，学术创新也是如此。冯友兰先生不愿只是照着古人讲而选择“接着讲”，张立文先生更明确地提出要“自己讲”，都是追求原创性而凸显了第二世界的地位。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对于第一世界信息的选择和透视，对第三世界信息的融合和会通，都有赖于第二世界的卓越工作。 再进一层看，学术活动是人类知解力的积极发挥，人类的知解力总是要求把握或创立对象世界的秩序，因此，从根本上说，学术的创新是要发现或颁布一种新秩序。揭示了特定社会阶段经济运行的规律，分辨出某一族群文化习俗的成因，这是在必然领域发现新秩序；面对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为思考对策反身而诚，建构起内在的价值系统并手持木铎向人们宣讲，这是在自由领域创立新秩序。前者揭示事物本来的样子，后者展示事物应该的样子，二者都可以说是展现事物自身。之所以要发现或颁布新秩序，源于人类生存的需求；之所以能发现或颁布新秩序，却是源于人类心灵深层追求秩序、和谐的先天倾向。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们满脑子毕达戈拉斯主义精神，宇宙和谐有序的信念引导他们在必然领域孜孜不倦地探索；而在自由领域，信仰与信念对道德规范的确立所发挥的决定作用更为人们普遍承认。况且，一种考察问题的新范式的出现往往是心灵的闪光，是所谓的灵感（顿悟）思维的果实。由此可见，在具备丰厚的文化积累和充分占有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应该经常向心灵深层叩问并聆听其回声。借用一位西方哲人的话表达：“从你的脚下深掘下去，必会有涌泉喷出！” 基于上述，我们还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在真诚治学的前提下，学术原创之途需要三种最基本的精神品格：求实、独立和沉潜。一个时代的学人普遍具有这样的品格，该时代的原创性成果就会繁花似锦；反之，若普遍缺少这样的品格，即使治学者人数再多，生活、工作条件再优越，真正富有原创性的成果也只能是寥若晨星。 try { showAd(3,0,1); } catch(ex){}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