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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说《论语》,引起强烈反响,这件事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几年之前,《论语》还被一些人认作“老古董”;读经活动开始时,各方面也颇有微词。可是现在,一个《论语》讲座,一本《论语心得》,却受到如此的欢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深刻转变,人们热切地要求了解传统文化,希望从中吸取智慧和营养,来回答社会和个人面临的问题。这是“国学热”的一个表现,也说明“国学热”有着极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一片欢迎叫好声中,也有人以为于丹误读了孔子,所讲的与《论语》原意有所不合,或指出其中还有若干错误(许多在书中已改正了)。于丹对此坦然表示,她不是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而只是讲自己的心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孔子和《论语》有没有自己的色彩?它是不是可以任意地与任何色彩搭配?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和有没有必要去探究孔子和《论语》本身的色彩?类似的问题,在史学界早已提出了。有人提出,史学都是现代人讲的、写的,都受到研究者的价值观的影响和限制,所以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于是也就提出问题:有没有可能和有没有必要探究历史的真实?现在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了我们面前。研究孔子,早有所谓真孔子、假孔子之说。有人认为,只有孔子本人是真孔子,后儒笔下的孔子都只是“假孔子”。一些人认为孔子本没有色彩,可以与一切色彩搭配;另一些人认为孔子的色彩是绝对固定的,不能与其他色彩相搭配,二者走了两个不同的极端。 我读《论语》,觉得孔子是有鲜明色彩的。他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爱憎分明;他又说:“乡愿,德之贼也。”鄙视和厌恶那种没有色彩,八方讨好的庸人;尽管不为世人理解,不见用于当权者,他不怨天尤人,但也不随波逐流、降志辱身。正因为它色彩鲜明,所以也不能为所有人接受,与一切色彩相搭配。生前生后,它受尽了无数的冷遇、打击。当然,它也不是绝对的、神圣的,不与任何色彩相搭配的。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论语》为人们信奉、传承,也为一些人利用,它不断吸取其他思想的有益成分,发展自己,使自己的色彩更丰富、更绚丽;同时也不免受到某种“污染”,使原来的色彩有所变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基色,并因而能形成儒学的传统。所以,今天我们必须面对对《论语》思想的多样的解读,同时又必须认真探究,力求接近地了解《论语》思想的原意。这两个方面,是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的。怎样把握这两者的关系,是于丹说《论语》给我们提出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