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前，作为天津初涉《红楼梦》研究的民间草根，我们对于中国红楼梦学会某些“权威”自以为是的“一言堂”和乱扣帽子的“不良之风”是毫不知情的。直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了刘心武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讲座，引起中国红楼梦学会某些“权威”群起攻之的“公共事件”后，再看我国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对中国红楼梦学会某些“权威”的“一贯自是、自大、自封为王为霸的不良之风”提出的尖锐批评：“直到今日，‘一言堂’的霸权现象，不是还在‘大行其道’吗？”我们才意识到周汝昌先生批评之中肯。联系刘心武先生受围攻的“公共事件”事件及我们研究《红楼梦》三年多的坎坷经历，对此更有了深切的体会。周汝昌先生是在2003年9月19日为邓遂夫先生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写的《跋语》中提出批评的。 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设计的诸多之谜尚未破解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朵奇葩，是一座瑰丽的艺术迷宫。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尽管《红楼梦》诞生已经二百多年了，红学界公认的是：对《红楼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有研究的权利，都有发表自己研究见解、研究成果的权利，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 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人很多，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没有真弄懂，可见问题之难。”直到现在，曹雪芹设计的《红楼梦》中的诸多之谜还是令人难以解读，这是个客观事实。 二、围攻中，刘心武先生被中国红学“权威”扣上一顶“新索隐派”的帽子 刘心武先生业余研究《红楼梦》并提出了“一家之言”。无论如何都是应当得到今日中国红学界的肯定、鼓励和支持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却出现了刘心武先生的研究和探索遭到中国红楼梦学会“权威”围攻的所谓“红学争论”这一“公共事件”，并形成一群人围攻一个人的局面。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核心刊物《红楼梦学刊》更向一些红学家们约稿，“写五千字的文章，批驳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作的红学讲座。”当然，确实也有红学家拒绝了约稿。正如天津的一位频有影响的红学家说的：“人家刘心武是一家之言。为什么要驳人家呢？今天中午到我家的一个人还说：‘看了刘心武的讲座，我读懂了《红楼梦》。’” 北京的一些曾经担任过中国红楼梦学会主要领导或重要领导职务的红学权威们发表了批驳刘心武先生的言论并给刘心武先生扣上一顶“新索隐派”的帽子。红学“权威”们的言论确实是相当地居高临下，相当地自以为是，相当地武断，相当地唬人，相当地霸道，相当地令人难以接受。简直是“一贯自是、自大、自封为王为霸的”红学“一言堂”在向“百家争鸣”开战了。由于这些权威红学家们的学术地位，他们的错误言论在红学研究领域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蔡义江先生说：“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作为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请告刘心武，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 蔡先生的言论把我们搞糊涂了。起码有三个疑问要向他请教：一、蔡元培、胡适先生都不是把红学当作毕生的事业（他们还有其他事业），但他们创立了“索隐派”和“考证派”他们难道不是真正的红学家吗？二、有必要严格区分“真正的红学家”和“随便一个人”吗？ 把“真正的红学家”与普通读者、研究者截然分开并设置一道坎，是否把对《红楼梦》的学术研究神秘化了？三、不让“索隐”，是否太武断了。曹雪芹说过：“谁解其中味”、“片言谁解诉秋心”、“解语何妨话片时”。不索隐，不解析怎么行呢？“新索隐派之路”到底走得通还是走不通，要看实践，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呀！并且，学术面前应当是人人平等的。不是哪个人说行就行，哪个人说不行就不行的。我们还要说的是：把《红楼梦》作为毕生的事业的所谓“真正的红学家”，一辈子只知道研究《红楼梦》，也未必是有出息的。 冯其庸先生说：“‘秦学’充其量只能算是‘红外乱谈’它的出现至少是红学界的混乱。” 然而，刘心武先生把《红楼梦》的研究，从少数红学家的那里普及到普通的读者的手中，刘心武先生功不可没。要说混乱，传统意义上的红学和红学家们被高鹗续书牵着鼻子走，误读误解《红楼梦》，为红学研究制造了多么大的混乱！对普通读者作了多么大的误导！比如：曹雪芹设计的探春的悲剧结局应该是流放。“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探春的结局是十二钗悲剧结局的开端。然而，红学家们却被高鹗续书牵着鼻子走，误认为探春的结局就是远嫁。比如：红学家们迷信高鹗续书中的宝玉、黛玉爱情悲剧和宝玉、宝钗婚姻悲剧模式。从而，对宝钗、凤姐、王夫人、贾母、薛姨妈等一系列人物进行了误解误评，从而进一步说什么《红楼梦》的主题就是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反对封建礼教对婚姻自由的扼杀。宝钗进京的目的是进皇宫当娘娘，没有达到目的，就把眼睛盯在了做贾府的宝二奶奶。于是，就讨好贾母，收买人心。终于做成了宝二奶奶。然而，广大读者根本不管中国红学界的专家们对曹雪芹原意所作的歪曲和对宝钗进行的诋毁，坦言更喜欢薛宝钗；不少研究者不停地为宝钗说公道话。这不正是对红学家们的研究作出的否定吗！ 李希凡先生说：“刘心武不要引导大家去猜谜，老祖宗早就猜过了，猜了那么多年都猜不对，他也不可能猜对。” 然而，老祖宗猜不出来的，后人就一定猜不出来吗？果真如此，那么多的研究者为何还要进行如此艰难和不懈的探索？刘心武先生的研究是红学研究中的清新空气；刘心武先生的研究做了红学家们多少年来都没有做到的事；刘心武先生的研究是解开《红楼梦》“梦幻”之谜的一把钥匙；刘心武先生的研究是对传统意义上红学的颠覆；刘心武先生的研究是崭新意义上的红学的发韧之作！ 三、围攻中，中国红楼梦学会现任领导暴露了红学常识错误 《红楼梦学刊》主编张庆善先生说：“不能有了‘平民红学家’的封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胡乱说。‘秦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是编故事，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说成是‘清宫秘史’一样的东西。……‘秦学’不已经成了一门学问吗？既是学问，就应该让大家一起来评论，包括驳斥。” 在围攻刘心武先生的红学研究的“公共事件”中，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先生扮演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角色，孙先生说：“作为红楼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总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红学的奇谈怪论，……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更加五花八门了，你不反驳，许多人都会对红楼梦学会有意见。” 张庆善、孙玉明先生是现任中国红学研究的负责人和组织者，是现任的红学领军人士。本应该组织更多的红学研究的成果呈现给广大读者，组织好红学的学术创新。而不应该自以为是，热衷于搞红学“一言堂”。热衷于今天反驳这个，明天驳斥那个。要搞百家争鸣，不要垄断红学！作为红学研究的现任领导，自己也要钻研业务。不然，人们会认为你是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比如，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先生的言论就有明显的红学常识错误，表明他自己更象一个红学门外汉。孙玉明说：“刘心武为新索隐派，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刘心武的一大误区是‘生造’。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有些是没有回前诗的，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未完成的稿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补上。”孙玉明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虽然有了回前诗，会对新索隐派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大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生造就能出现。唯有一个版本的第七回篇首有类似诗的几句话，但那并不是回前诗，而是别人的批语，是脂砚斋的评述。仅凭这个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一百多首诗来，很有些不可理喻。” 孙玉明先生不知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就是甲戌本第一回回前诗中的名句呀！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蔡义江先生的著作《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从376页开始就有整整一章“脂本《石头记》回前诗选评”，蔡先生选评了二十五首回前诗呢！蔡先生在“回前诗选评”的第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脂砚斋评本《石头记》的一回之前常有题诗。这些诗有的是原稿上本来就有的，出于曹雪芹的手笔，有的则是脂砚斋或别的批书人后加的。在每回回目之后，正文开头用“诗云”或“题曰”标出一首诗，在一回的末尾以两句诗作结，看来是曹雪芹原定计划中每回应写成的形式。但因作者未及最后完成文字加工工作，现在所见到的抄本又都经多次过录，有的诗可能被抄书人删去或与批书人在回目之前或回后所加的评语性质的诗相混，所以各回的形式既不统一，诗的作者问题也有待于鉴别。我们这里选录其中看来有一定资料价值的原诗和评诗作必要的注释说明，以供大家参考。因为这些诗中除一二首评诗原抄在回后，（与置于回前的评诗性质相同）外，其他都在回目之前或一回正文的开头，所以统称其为‘回前诗’”。对回前诗有研究的不只是蔡义江先生，还有很多红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回前诗”的论述。 至今还没见到蔡先生已经推翻自己研究成果的报道。这是不是硬证、铁证？如果是一个普通读者这样说说，是情有可原的。而堂堂的红楼梦学会的秘书长、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红楼梦学刊》的副主编竟然不知道《红楼梦》有回前诗。到底是谁在“生造”？在这里我们倒要套用孙玉明的话：“虽然没有了回前诗，会对孙玉明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孙玉明能‘生造’没的。” 孙玉明先生说：“治学不严是新索隐派的又一大误区。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都当成是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忒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但刘心武说‘过去可称女士为先生，比如冰心’。”孙玉明说：“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哪有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 孙玉明先生不知道，人家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就有女先生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以脂砚斋评本为底本的，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中，就有关于“女先生”的注解“男女先儿----男女盲艺人。‘先儿’是‘先生’的略称，旧时习惯称算命和说书唱曲的盲艺人为‘先生’。”旧时人们称以说书为职业的人为“先生”，女士说书就称为“女先生”。莫非孙玉明所长没读过贵所校注的《红楼梦》？到底是谁治学不严？ 令人不可思议是，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在媒体上公开暴露了自己在红学方面这么多常识性的错误。北京的红学界和红学家们却没有人出来进行更正。现在毕竟已经不是谁的官大，谁的学问就大；谁有权力，谁就正确的时代了呀！红楼梦研究所的这位所长孙玉明不驳刘心武先生，我们还不知道他在红学研究方面竟然这样无知。 我们也曾当面领教过中国红楼梦学会“权威”的自以为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一位现任常务理事当面郑重地对我们进行过告诫：“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只能算是古诗。你们错误地认为是绝句，绝句是不能押仄声韵的。”这就又把我们搞糊涂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说的就是“并题一绝云”，难道曹雪芹也错了？《唐诗三百首》中的“五绝”至少有八首押的是仄声韵，比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难道《唐诗三百首》也错了？。 四、民间研究的我们也曾被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权威”扣上“索隐倾向甚浓”的帽子 2003年7月的一天，我们三个天津的《红楼梦》业余研究者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 惊喜地发现，或许我们已经寻觅到开启《红楼梦》这座瑰丽文学艺术谜宫的钥匙，扣开了这扇尘封了240年的神秘之门，破解了谜一样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一阵兴奋之后，我们决定从解析“甄士隐”入手，开始写作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我们用了近五个月的业余时间，于11月30日，写完了题为《＜红楼梦＞----满清封建专制“文字狱”腥风血雨中鲜妍怒放的奇葩----纪念封建社会的叛逆曹雪芹逝世240周年》的研究文章。 2003年11月30日论文初稿完成后，我们分别于2003年12月5日、2004年2月8 日，二次给《红楼梦学刊》投稿。３月26日,经过我们的一再询问，《红楼梦学刊》终于答复：“观点拼凑加想象，历史人物与小说人物划等号，索隐倾向甚浓，不用。” 2005年3月，我们在给胡文彬先生寄稿的同时，第三次给《红楼梦学刊》寄了稿子并附了一信：“我们曾于2003年12月5日和2004年2月8日给贵刊投稿。贵刊认为‘观点拼凑加想象，历史人物与小说人物划等号，索隐倾向甚浓。’我们觉得曹雪芹设计的‘梦幻’其实就是一种想象；贾宝玉身上有曹雪芹的影子，不能认为就是划等号；曹雪芹在小说中确实有所隐，我们只是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解析了曹雪芹的所‘隐’。尽管贵刊没有刊用我们的论文，但对论文的修改、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一些红学家对我们的论文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鼓励和支持，又鼓起了我们给贵刊投稿的勇气。今将修改稿寄上，可否刊用，请告我知。” 在论文发表方面不断地遭受挫折，但始终没有使我们灰心，我们对自己的见解始终保持着一种自信。在胡文彬等先生的热情推荐下，我们又将文章寄给了贵州省红学会的刊物《红楼》编辑部，主编梅玫先生表示：“由于你们的文章较长，从2006年第一期开始，分期刊发。”然而，我们只收到了刊登了我们文章的《红楼》第一期，估计梅先生肯定会面临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压力，第二期可能不会再刊登我们的文章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对梅玫先生表示衷心地感谢！ 五、《红楼梦》民间研究者的期望 《红楼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不能只有一种方法，不能只有一种学说，不能对其他方式的研究探索进行打击，并给其他的研究扣上一顶帽子。过去，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既然是研究，就应当允许百家争鸣，不管是“索隐”还是“考证”还是其他别的方法，只要是探索，就应当肯定，而不应该肯定这个否定那个，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学研究逢勃开展起来。我们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研究，都不应该人为地设置禁区。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性的进展，都是我们的老祖宗所无法想象的，老祖宗解决不了的问题，正是现在的人们以及今后的年轻人要解决的。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道理。 《红楼梦》诞生二百多年来，虽然经过了多少人艰苦的探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至今还没有取得具有突破性的进展，而某些红学家为什么要人为地设置障碍和篱樊呢？曹雪芹更是明确表示：在《红楼梦》中“故将真事隐去”。既然，曹雪芹确实有所“隐”，为什么对人们的“索隐”大加挞伐呢？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红学研究中来，共同破解这个谜。说到底，是件大好事呀！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围攻呢？正常的学术批评、学术评论应该是说理的。我们看到的是组织起这么多的红学家来进行围攻，却没有见到一篇有内容、有份量、是在说理的文章。我们注意到参与到这场所谓“红学争论”的著名红学家中，有几位是我们非常尊重的，而且是在红学研究方面著作等身的大家。我们也给这几位先生寄过稿子，征求意见。李希凡、胡文彬先生亲笔给我们复信。胡文彬先生还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并将稿子推荐给《红楼梦学刊》。由于红学研究是一个比较专门的领域，红学研究的园地很少，一些平民的研究者面临着与某些前辈曾经经历过的成果很难发表的相似境遇。我们希望几位老先生能为红学研究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希望红学界再多一些象梅玫主编这样的学术心胸开阔的红学家，红学的园地再大一些。 我们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完成后，陆续寄给一些红学家征求意见。两年多的时间，李希凡、王昌定、刘心武、周汝昌、胡文彬等红学家相继分别以亲笔复信、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对我们的文章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鼓励和支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在吸收了红学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后，经过十多次大的修改、充实。现在，已经由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论文，扩展成近二十万字的规模，可以出一本书了。说实话，这确实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李希凡先生在复信中说：“寄来的大作已接读。由于《红楼梦》反映社会生活很深刻，也的确有些政治寓意，而且因为当时残酷的文字狱，作者的写作也有曲笔，这些都可深入探索。后面一段人物的结局多系猜测，这不必要，即使按照第五回太虚幻境的册辞和十二支曲也和你们的猜测不符合。何况早已有十几种手抄本问世，都附有曹雪芹同代人（亲友）在回前回后和行间都有评语，对《红楼梦》后八十回的内容，以及一些人物的结局，都有明确的说明……。你们研究《红楼梦》，这些资料不可不看。……” 王昌定先生亲笔复信，说：“论文有其独特的见解，这种见解接触到了《红楼梦》的主题和核心；但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作更雄辩、更有说服力的陈述；小说作者写或未写‘后三十回’或‘后四十回’，究竟出于何人之手，均可作为‘一家之言’，难以定论。这是‘百家争鸣’的一个好现象，可以继续‘争鸣’下去。……” 周汝昌先生委托女儿发来电子邮件，说：“抓住隐去真事这条线索进行研究，大方向正确了。……年近九十，只能简言，请原谅。” 胡文彬先生亲笔复信，说：“谢谢你们的信任。《红楼梦》这个书名和书中所写到的梦、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从《红》诞生之后，许多读者和研究者似乎都很重视这个‘梦’，发表了不少的意见。……你们能够注意这个课题并加以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亦是值得我学习的。至于这些见解能否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一方面需要大家了解，另一方面我以为这个研究过程更重要，从这个‘过程’中,你们一定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示，加深对小说内涵的理解，认识梦与人生的关系，乃至认识自我，这个意义远比是否为他人所接受更高一层。……将尊稿转《学刊》编辑部，请他们研读。如果需要联络可打电话（010）xxxxxxxx找xx同志询问。再次谢谢你们。” 红学专家们的肯定、鼓励、支持，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对我们来说，则是很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在坚持主要论点的同时，吸收了红学家的一些有益意见和建议,不断对论文进行修改，并不断地将新的体会充实到论文中。 说了这些话，并不仅仅因为我们与刘心武先生在学术研究方向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刘心武先生是平民红学研究的代表。是不拿一分钱国家红学研究经费、工资的业余研究者，是推进红学普及和红学“百家争鸣”的实践者。刘心武先生进行这样艰苦的探索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应该受到红学家们如此的围攻，而应该受到红学家和广大红学爱好者的尊重。我们认为在红学的研究方面确实应该是百家争鸣的，不能动不动就拿学术研究的所谓规范来阻碍正常的学术争鸣。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说理的红学批评。而不是随意给别人扣帽子。 发生了这场所谓的“红学争论”，说到底还是一个观念问题，还是中国人习惯的传统思维在发挥作用。孔孟的学说作为一家之言来讲，有其正确和积极的方面，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有缺点、不足甚至错误，这是客观事实。然而。由于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为维护专制统治,而“独尊儒术”。把儒学奉若神明。到了宋代，朱熹对四书作了注释之后，更成为不可更改的儒家经典。任何其他的解释都被视为异端邪说，提出不同注解的人都有了杀头之罪，有人甚至真的因此掉了脑袋。这正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思维方式造成的。这正是学术研究之大忌！是学术创新之大忌！现在，出现了这场红学的“公共事件”，应该说是件好事。它把中国红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红学界真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一下自身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