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的“形象焦虑”问题已经引发了人们的深切反思。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努力打破国外某些势力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中国的图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中塑造出我们正面的民族形象、国家形象。在这方面，中国文艺责无旁贷。 首先要分析的是，当代中国文艺究竟塑造了怎样的形象，这些形象又彰显出怎样的民族形象和国人形象。应该说，中国文艺50余年特别是近20年的当代发展，是充满蓬勃生机的，是与不断攀升的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眼中不断改变的中国形象相一致的。正如有的学者所云：“中国的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体而细微、又超大规模地呈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并且细细地体味着如此‘活生生’的中国文化。”（景海峰：《中国文化形象的世纪性转折》）大体说来，中国文艺在五个层面上展开了自身的形象塑造：一是时代风云。当代中国文艺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新的中国”和“中国的新”，时代变迁、经济大潮、改革气息、文化嬗变、观念转型等都在其间得到充分的显现，主流话语、战争题材、英雄人物塑造等充分显示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艺术家凭借艺术作品诠释着特定时代的艺术观念、审美准则和道德评判。二是历史图景。现实是生动的历史，历史是固化了的现实。借用历史题材和历史形象表达当代思考和现实深度，是当代中国文艺的重要取向。当代文艺塑造了一大批历史形象，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既有历史还原也有现代理解甚至戏说戏仿，却都在透过历史的光晕直接指涉人们的现实生存和未来之境，描画出了这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三是世俗情怀。中国文艺似乎自古就不拒绝世俗，但是却又从来没有像今天大众化、消费化时代如此充满了人生况味和世俗情怀。“大众”一语一夜之间湮没了精英（贵族）和平民（百姓）的身份差别，喜剧、怪诞、审丑等传统的边缘化范畴俨然成为主流占据着话语的中心位置，一批世俗形象跃然于艺术殿堂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国人在参与中娱乐、在娱乐中参与，尽情地品尝着、享受着眼前的“视觉盛宴”和“文化快餐”，体验着既是主体又同为客体的文化角色和文化认同。四是先锋追求。展示先锋姿态是文化艺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代中国文艺的先锋姿态不仅表征为浪漫、激进、颠覆，更指涉前沿、前瞻、探索，甚至是全球化时代艺术理应具备的世界性眼光。先锋小说、实验小说、实验戏剧、行为艺术、第五代电影等颇具艺术探索勇气的艺术样式，在以“另类”的形象姿态丰富着当代中国文艺的形象画廊，也在中西互动中拓展了中国文艺的视阈。五是民族风情。致力于继承、挖掘、传播、塑造体现民族风情的艺术形象，把向世界传递独特的民族风情作为塑造国家形象、展示东方文明古国魅力的重要手段，这已成为中国文艺面向世界有所作为的突出亮点。譬如云南少数民族歌舞《云南映象》和《云岭天籁》、交响乐诗篇《土楼回响》、大型藏族歌舞诗《神奇的家园》等“原生态”艺术作品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舞台、剧场、媒体的展演，歌剧《木兰诗篇》、舞剧《风中少林》成功走向国际舞台，一批民族唱法歌唱家相继在国外举办专场音乐会等，都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之作。另外，中法互办文化年、中俄互办国家年，我国的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蒙古族长调得以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也在表明中国正逐步向世界展示不老的民族风情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中国当代文艺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形象塑造，无疑向世界树立并展示了中国新的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一方面，“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当代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代文艺所展现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正映现出中国“和而不同”的社会景观和整体形象。另一方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文艺所彰显出的活力与魅力，既传承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又融入了现代意识和国际元素，体现了当代中国正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结合点上进行着不懈的现代性追求。 然而，有关“形象焦虑”的议论也在启发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当代文艺在面向世界塑造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方面还存在怎样的缺失。应当说，与中国的大国形象对文艺的高要求相比，这种缺失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是文艺形象纷杂背后的相对单一。当代中国的文艺形象塑造经历了政治话语（主流文化）——先锋话语（精英文化）——西方话语（西方文化）——世俗话语（大众文化）的演变历程，尽管总体形象序列是持续丰满的，但不能不说这个形象序列是单一静止的，各个话语系统在特定时期还缺乏应有的互补和呼应，形成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替代式发展格局，造成文艺形象的局部性打造有余，而整体性构架略显不足。二是文艺形象纷杂背后的深度缺失。中国当代文艺曾一度在政治本位、商业本位、文化本位之间摇摆不定，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矛盾始终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文艺自身的功能定位、文化诉求和深度开掘做得不够。近几年，文艺发展更是呈现出了传统韵味疏离、意义中心泛化、人文关怀淡薄、作秀恶搞成风等倾向，肤泛的娱乐化以及媚俗之风更是降低了文艺应有的品位，文艺发展的世界视野和国际接轨同样显得滞后。三是文艺形象纷杂背后的原创性不足。虽然全球化时代的地域界线已渐趋模糊，但世界文艺中必须有中国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形象。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艺形象序列表面的琳琅满目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苍白平淡。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谈及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时曾坦言，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此论虽不免绝对化，但足以启发我们重视文艺的原创性问题。应该看到，原创性既源发于中国自身的深厚传统，又应具备国际胸襟、世界眼光和更大的开放性、阐释力和辐射力，能够引发世界的“和声”效果。可以说，这是中国文艺面对“形象焦虑”的“瓶颈”问题。 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的和平崛起”更为世界各国瞩目。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在“和平崛起”的现实语境中，在对文艺形象原创性的追求中，中国文艺应当塑造怎样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并从中映现民族和国家形象。我们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文艺形象要彰显民族特质。中国当代文艺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探求民族根性，挖掘民族神韵，凸显民族底蕴，展示民族理念，塑造民族形象。这是中国文艺塑造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当代使命。有论者指出，“在全球化整合中只有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使自身具有开放的胸襟和气度，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才能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岳川：《大国形象需要文化辨认》）对此，我们还可以从许多国家文化战略、文化扩张的成功范例中寻求进一步的印证。比如，在以《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侏罗纪公园》等为代表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及至好莱坞动画版的《花木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艺术作品背后蕴涵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多哈亚运会开幕式的点火仪式，巧妙安排了一位阿拉伯骑士驾驭纯种马点燃星盘，从而向世界展示了卡塔尔所具有的特定的“阿拉伯性”。此外像日本的动漫片和韩剧等，也都表现出民族自身所特有的文化理解和文化价值，充斥着强烈的民族气息和民族精神。应该说，在世界艺术交流影响日趋广泛深入、文化的渗透扩张更加温情脉脉的全球化时代，文艺自觉承担起发掘和传播民族自身所特有的内涵与气质便显得尤为重要。 二是文艺形象要指向现代生存。现代生存是当代文艺形象塑造的着力点和根本旨归。关注人的思想、心理、性格、人性、时代、环境，深入到人的心灵世界深处和生存、生活、生命的每一个过程，以强烈的生存意识和人文精神关注主体的“人”，是中国乃至世界文艺形象塑造的必然选择。像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的世界意义在于“沉船”和“捕鱼”这些表象背后深藏着的是对人类特定生存危境的展示与生存意志的描绘，充满了强烈的“现代生存”意识。中国的《红高粱》《老井》《可可西里》等一批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也不是因为仅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的愚昧落后，而是中华民族面对生存灾难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生存抗争与生命追求。在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观念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生存际遇、生存需求、生存困惑、生存出路究竟怎样，中国当代文艺必须给予回应和解答。中国文艺要以关注现代生存这个“共同的文艺”为基点展开形象塑造，以此展现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并实现与世界的融通。 三是文艺形象要具备国际视野。顾彬曾说：“中国作家是只在一个小房子里头，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事实上，视野狭隘、世界性不足是中国当代文艺的通病。应该看到，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既有西方社会对民众实行长期“洗脑”和中国自身原创性不足的原因，也与中国文化的国际视野不够，未能打开世界销路、形成世界认同有关。不过，中国艺术的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并非一味地崇尚西方、迎合西方、言必西方，也不是主动进入西方话语系统所预设的霸权规则，以纯西方的视野来观照和阐释中国，而是在保持民族品性的基础上与世界的深层次接轨、融通和对话。从当前各国文化艺术的世界影响来看，中国形象既依赖于艺术作品的个体创作对国际视野和世界思维的吸纳，也依赖于国家文化发展的国际战略打造和整体形象营销。目前国人已基本形成共识，即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文艺表演将成为中国展示国家形象、打消形象焦虑的绝好机会，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全方位地展开新一轮、立体化、持续性的形象展示，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让中国真正走向世界。 进一步来看，我们在表现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时还必须注意几个问题。一是狭隘民族主义与多元文化共生。中国文艺表现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必须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即只接受本民族的艺术形象，对他者文化一律予以排斥或否定。其实，无论是全球化的时代发展还是中国的和平崛起，都要求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达到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不再是孤立封闭的，而应是互补、互证和互识的，要由隔阂对立走向贯通融合。中国文艺既要有自身的民族根基，又需要“他者”作为文化参照，从而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新型融通中展开形象塑造、寻求全新发展。二是历史形象与现实形象。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艺术家不仅要表现“事物本来的样子”和“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同时要表现“事物应当有的样子”。文艺既要善于表现历史形象，通过历史反观和映照现实，寻求历史事件的当代意义和当代事件的历史根基，又要立足于现实，在现代生存中传达出当代思考和未来意义，塑造具有时代特征和世界意义的民族、国家形象。当前中国文艺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重历史，轻现实”，喜欢跟风式地表现历史题材，回避和远离当代思考；二是还原历史、戏说历史甚至架空历史，形成了“泛历史”现象。当代文艺必须尽快改变这一现状，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展开自身形象塑造。三是市场取向与审美品位。市场经济时代的文艺固然不能忽视消费需求和市场运作规律，但问题是，文艺体制的改革在体现市场取向的同时，不能迷失文艺自身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审美追求才是它的根本追求和价值使命。如果一味地迎合市场、取悦世俗、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甚至不惜媚俗，文艺必将走入它的反面。当代文艺在虑及市场取向的同时，应该坚守审美品位，提升受众的“生命满足感”（R. Edginton），并自觉担当起“发展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的情感世界，塑造审美化的人格精神”（徐放鸣《世纪之交审美文化研究的视界与策略》）的历史重任。四是艺术蒙养与生活基础。“从来大境界非大胸襟未易领略。”（金圣叹《杜诗解》卷一）。中国当代文艺要塑造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唱出自己的声音，离不开大境界、大视野、大胸襟、大手笔的艺术家。设想一下，五四以降的诸多大手笔哪一个不是出于大家之手，又有哪一个大家不是通古今、贯中西？清代画论家石涛曾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石涛《画语录》）可见，当代艺术家既需要具备深厚的艺术蒙养（文化修养、国学根基、艺术底蕴、创新思维等），又需要具备深厚的生活基础（生活积累、生活体验、生活提炼、世界眼光等）。只有博古通今、内外兼修，才能塑造出大境界的艺术形象乃至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无疑，中国当代文艺还缺乏这样一批分量重、境界高、影响大的艺术家。 原载：《文艺报》2007年3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