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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自诞生以来，其就作为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历史运动之中。随着时势移易，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求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文学在政治生活中日益边缘化。与此同时，作为精英文化组成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２１世纪的现代小说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干脆更加精英化，走小众化之路，从西方现代小说和现代文学、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滋补现代小说的精神缺陷。 关键词 现代小说 基因缺陷 困境 一 现代小说诞生以后，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在欧美社会取得了主流文体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文体顺应了欧洲３００年来文化思潮、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气的发展，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欧洲现代小说赖以诞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人类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进行肯定，于是文学的关注点由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转向人类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空前繁荣，每个生命个体在理论上都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于是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了平凡生命个体（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际遇。对平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成为现代小说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富的迅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闲阶级，机器生产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必需品，一些家庭主妇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并进而成为了有闲阶级的一部分，时代就这样为现代小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读者和市场。 上述3条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现代小说所具备的品质和属性。现代小说成为主流文体以后，渐渐滋长起充当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记录者并进而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巴尔扎克时代这种野心臻于鼎盛。这种文学野心反过来赋予现代小说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西方现代小说的这最后一种品质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十分重要。中国现代小说主要不是继承中国的古典小说传统而诞生的，乃是上述西方现代小说的产儿。在２０世纪初年，急于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已经忍无可忍，完全没有耐心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寻找文学的生机。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以求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不但是积极的呼吁者、提倡者，有的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觉醒与自救。后来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吹响了以小说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号角，随后“问题小说”、“反封建小说”、“女性解放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国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人道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等名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阵营，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诞生，使得业已坐稳西方主流文体宝座的小说终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国之子。这个中国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携带的“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现和张扬。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最高称赞，往往是强调他继承了鲁迅的什么什么精神、发扬了鲁迅的什么什么传统，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今天的中国文学在文化属性和精神品质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延续，今天的小说依然是梁启超和鲁迅所呼吁的那种有助于“群治”的小说的延伸。 下面从两个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及当下遭遇的困难境遇，然后再探讨现代小说如何应对这种 境遇。
二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之中。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在２０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２０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３０年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被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２０世纪的２０年代或者８０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１９９０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三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等等底层民众形象，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作品被作为深刻表现底层人群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典范作品在精英群体中广泛流传。精英群体带着批判的冲动、启蒙的激情、拯救的善意、教育的理想、改造的愿望对这些形象所代表的群体进行反复的描述和展示，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频繁的、复制式的描述和展示，营造了自身的繁荣和浩瀚，精英群体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锲而不舍的创作和展示中充分体验了自身的勤奋和崇高。 可是，塑造这些底层人物形象的精英小说究竟跟这些底层人有没有文化上的关联？消费这些底层人形象的精英群体跟这些底层人究竟有没有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沟通？ 用无神论的哲学观念和物种进化的社会学说将底层人组织到自己的政治革命运动之中，也许这本身就是精英群体对底层人的强求。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底层人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利益冲突的格局之中，笔者所说的精英群体实际上也是上流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上流社会的竞争倾轧中暂时失败的破落户。他们失势以后将精英群体与底层人的利益冲突解释为文化冲突和观念冲突，目的就是通过对于底层群体的观念改造，把他们动员到自己的阵营之中，利用他们的力量帮助自己跟上流社会的强势群体进行斗争。不曾拥有解释权利和解释能力的底层人，在这种由精英群体用话语建构起来的陌生关系格局中，当然不知所措。他们完全无力判断或者批评精英群体对这种关系的解说，只能一片茫然地听任精英群体卷帙浩繁地描述和展示，包括用小说的方式进行描述和展示。 实际上底层人从来没有听懂过精英群体的意思，也从来没有生活在精英群体所构建的论题和语境之中。底层群体一直保留了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文化，古人敬天礼神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从来没有从底层社会消失过。底层社会从来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每一间简陋的草房或者瓦房里都同时生活着灶神、门神、村神、傩神、天神、土地神、祖先神、冤鬼、厉鬼、猫魂、狗魂、老鼠精、狐狸精以及房主一家。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不但存在于底层众民的家中，还存在于底层社会的所有公共空间，祠堂、庙宇、集市、店铺、村巷、道路、驿站、亭阁楼台、山川田野，无不被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所覆盖。 他们的心灵空间也完整地体现了这个鬼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处理人间的事务时，底层人必须借助鬼神的方式，否则他们将不知所措。在处理鬼神的事务时，底层人必须借助人事的方式，否则他们也将不知所措。当他们遇到社会难题或者人生困境时，求神问卜是他们的必修课，当他们侍奉鬼神时，他们祭献酒食、燔奉钱财、张口求告、虔诚许愿，犹如侍奉掌握着他们命运的世俗官长。如果说精英群体生活在人类社会的平面世界中，那么底层群体则是生活在一个由天堂、人间、地狱构成的立体世界之中。如果说精英群体的大脑装满了人类社会的尔虞我诈、权力财色，那么底层民众的大脑则除了柴米油盐之外还装满了天神地祇、妖魔鬼怪，以及这些鬼神与芸芸众生相辅相成、相助相残、相爱相恨、相交相错的古今传奇。底层民众的精神空间是一个上天入地、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世界，它的丰富性、原始性、根本性常常是精英群体的文化想象力所不可抵达的。那些借助１个文人、２个官员、３个地痞、４个商人、５个小姐、６个嫖客来演绎人间恩怨是非的精英小说，与底层人的精神世界相比，难免显得单薄、浅陋、苍白，二者几乎可以说格格不入。 与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相对应，他们的审美趣味也带上了若干仙韵神味、妖氛鬼气，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符号体系和主题模式。或者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仙女下凡、狐狸成仙。讲英雄传奇必须有勇有谋、有功有德，讲爱情故事必须死后团圆，讲牛郎织女必须藕断丝连，讲大奸大恶必须见到报应，讲大善大美必须见到美满结局，讲平凡人物则深谙人兽一般的哲理，对人性阴暗面的理解总是那么通透而又宽容。 百年来，精英群体创造了卷帙浩繁的现代小说，业已建立了自己的主题模式、审美趣味和文体特征。他们一直自觉地用自己的主题模式和底层群体所欣赏的主题模式相对抗，并企图以此改造民间文艺的主题模式和审美趣味。但是，精英小说的文体特征、叙事方式以及主题模式，一直无法得到底层群体的了解和认可。充斥于现代小说中的进步与反动、执著与怀疑、个人与集体、个性与时代、民主与专制、理想与现实、团结与分裂、绝望与希望等等主题与底层群体的距离，远远大于仙狐鬼怪与他们的距离。用精英群体的审美趣味改造底层群体的审美趣味的企图，年复一年地遭到失败。 人类作为地球生命之一种，与荒野的乔木、地上的鲜花、天上的飞禽、山谷的走兽、海里的游鱼、草间的鸣虫有着同样的生命，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命状态。人类作为一种有文化的物种，与上帝、诸神、魔鬼、神仙、精灵、巫觋等等共同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这就是人类真实的文化状态和精神状态。千百年以来，文化的概念比今天的精英群体所理解的概念要广阔许多、丰富许多。即使是在人本主义畅行大约７００年、科学革命发生４００年、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潮发生３００年、进化论畅行接近２００年的欧洲社会，他们的文化也不至于只关注“科学技术”、“社会革命”、“政治斗争”、“产品推销”，而是依然保留了古老的精神文化的丰富性、辽阔性、开放性以及天国的神圣性。他们的戏剧表演是古代祭神仪式的演变，他们的狂欢节是与神灵共同的庆典，他们的巫觋依然活跃在广阔的乡村，他们遍及每个角落的教堂供奉的就是古代民众敬拜的天神上帝。当西方现代小说关注世俗生活、再现现实变迁并企图担任现代社会百科全书角色的时候，由于他们始终自觉地以基督教神学体系和希腊罗马神话体系作为文化的原点、精神的起点和灵感的源泉，所以在描述人类生活与人类文化时，涉及面总是比较广泛，能够呈现人类生活的立体感，能够带领读者穿越世俗的平面，在天上和人间自由地遨游。即使有时候因为功利心太重而走火入魔，也不至于相去太远。 然而，由中国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共同建构的现代小说，却只从西方现代小说中移植了世俗关怀和社会革命的命题，而将他们天上人间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上天入地的辽阔思维和伟大气魄不自觉地抛弃干净。我们移植的实际上只是一株既不带泥土和枝叶、也不带生命和灵魂的朽木。这棵朽木引进之后，精英群体也没有及时将本土的魂灵附着其中，反倒有意识地要利用这棵朽木向本土文化的丰富性、广阔性宣战，决意要以此改造我们的文化和灵魂。 １００年的时间倏忽而过，虽然还不到尘埃落定的时候，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种企图担当中国社会百科全书的文体，实际上对中国底层民众真实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肢解和歪曲，在所谓改造我们的文化和灵魂的浩大工程中，的确给我们的文化和灵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混乱。时至今日，当现代小说遭到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群体的历史性的遗弃的时候，本来就不曾对之稍加青睐的底层群体也绝不会趁机将它捡进自己的箩筐。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所怀有的启蒙愚众、改造民间的文化理想，从来没有得到过愚众和民间的认可与配合。如果现代小说对所谓愚众和民间没有更深入的研究、更通透的认识、更丰富的表现、更体贴的理解、更真诚的尊重，如果现代小说对所谓愚众和民间不能躬下自我崇高的腰肢、扩展自己的文化胸怀、打通天上人间的精神通道、变化自己的文学面孔，那么，最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不会是底层群体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民间文化，而只能是现代小说本身。 现代小说作为一个时代的精英文学的主流文体的地位，仅仅是时势使然。随着时势的变迁，其地位必定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四
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一种舶来品，它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确实不太成功。但是它自身已经洋洋大观，在参与中国现代文化改造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流，而且形成了自身的稳固传统。在当下的文学教育格局中，从低幼读物到基础教育读物再到高等教育读物，现代小说以及作为他的母体而受到推崇的西方散文虚构作品依然保持着强势地位。相比而言，中国古典文学和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所获得的发展空间像夹缝那样狭小。这个民族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主要还是通过对现代小说的阅读和了解来建立的。可以预言，现代小说作为主流文体在中国文坛和社会的地位，依然会因为其惯性保持一段不太短的时间。只是，当下以及日后的主流地位，已经远不像以前那么风光和热闹。此外，审美文化本身的边缘化决定了即使是其主流文体也只能日渐边缘化。 作为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应该对现代小说日暮途穷的境遇保持清醒的认识，对现代小说应对困境的方略及其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 大凡一种文体臻于成熟之后可以向３个方面演变，一是保持既有的品质按照既有的模式继续发展；二是降低高度改变形态适应更广泛受众的需求；三是提升品质，进入更加小众化状态，成为精英文化圈一种探索性的存在。 现代小说被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遗弃的命运显然不可逆转，往日的风光不可重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以，预言现代小说以既有的模式实现复兴是没有依据的。而要求现代小说走入民间社会寻找更广泛的受众，也是不切实际的。现代小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题群、话题群、结构特征、象征体系、塑造人物的符号体系、进入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等等一系列可以统称为传统的东西，这种传统特征如果不予改变，它就不可能大众化。如果强行改变这些传统特征，它就不再是现代小说了。那么现代小说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干脆更加精英化，走小众化之路。现代小说既不为政治精英而存在，也不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精英而存在，而是为文化精英群体中一小部分对人性的奥秘怀有探索兴趣、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前途怀有深切关怀的人而存在。换言之，现代小说可以仅仅为了文化精英群体中一小部分最精英的人而存在。 前辈精英将现代小说移植到中国时，本意就是用它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当现代小说进行小众化改造之后，它实际上就是在文化最前沿进行精神探索，这也是影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方式。在此，现代小说依然保持了它的光荣传统，维护了自身的价值和自尊。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用于动员群众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工具，而是通过对精英的影响来实现对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影响。这种影响力未必比原先减小多少，因为它所影响的那一小批精英中的精英，是最具有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的人，对他们的影响就是对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无论大众化和小众化都需要有新的资源介入，否则一种文体的嬗变就不可能发生。大众化需要大众化的资源，小众化需要小众化的资源。大众化的资源当然得从民间寻找，小众化的资源在我看来只能从现代小说的母体身上寻找。中国现代小说有大小两个母体，小母体就是西方现代小说和现代文学，大母体就是以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为源头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所谓西方精神文化。 当初我们从西方移植现代小说时，只是移植了西方现代小说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关注，以及小说作为虚构文体的情节结构、人物关系、故事发展、社会思考、主题指向等等因素，而忽略了养育着现代小说的西方精神文化所具有的内在品质和内在结构。西方文化具有极为发达的神话体系和神祇谱系，自古以来，西方历史上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天国和人间共同努力交相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都是由神祇和人类共同完成的。即使是那些日常琐事，也常常是人类在神祇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悠久的文学长河中，从荷马史诗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从古希腊悲剧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从但丁的《神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从歌德的《浮士德》到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都是人神共舞的作品，而且是只有借助神力才能完成的。没有神的参与和指导，西方的文学史将会面目全非。 就像中国的民间社会保持了古代文化中人神共处的内在精神结构一样，西方的精英文化也一直保留着古代文化的这一品质和结构。细究起来，中国和西方古代文化人神共处的模式又有所区别。在中国古代文化和今天的民间文化中，人显得自尊自傲甚至有点狂妄和世故，对神常常保持利用的态度。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极为微贱甚至怀有原罪，对神怀着无条件的崇仰和依赖。他们知道自己罪恶深重无力自拔，只有通过敬神礼神才可能获得神的救赎，生命因此才可能得到意义和希望，一切世俗生活的价值都要通过敬神礼神以及神的认可才能得到体现。 所以，西方现代小说中最深刻、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作品，表面上是在写人事，演绎人世间的是非曲直、恩怨情仇，实际上则是在表现人的罪性、无奈，吁请神的审判和救赎。这种文学和这种文化一直都在终极的意义上审视人间是非、铺排人间恩怨，最后用神的光辉来抚平这一切可怜的伤痛和骄傲。就像《庄子》里面时时都显现着齐万物、等生死的伟大气魄一样，西方文学时时都显现着上帝对命途多舛的人类的哀怜、抚慰和救赎。这是一种超善恶、超是非、超功过、超恩怨、超生死、超时空的悲悯和救赎。西方人群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了一个人间社会，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是由人间的烟尘与天神的辉光复合而成的。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包括中国今天的底层社会，精神文化总是比世俗社会更为丰富。精神文化决定着人们大脑的组织方式和灵魂生活的运作秩序，同时也决定着现实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运作秩序。精神与现实、天上与人间、神祇与俗人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 中国的精英文化却选择了一条越走越窄的道路。儒家文化本来是从中国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中演化出来的，可是后人剔除了其中的宗教色彩，保留并放大了其中的社会伦理成分，进而以这一社会伦理的内容作为组织中国社会秩序的观念依据，甚至以此作为精神文化的全部内容。孔子作为先秦精英文化的整理者和代表者，正确地体现了那个时代整个精英阶层的文化倾向。这个集大成者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阉割的完成者，他所开启的文化河流狭窄而又单一，因为他主动堵塞了古老精神文化的大部分空间。这种不健全的文化结构导致中国精英群体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的残缺，从而导致整个精英文化的内在残缺。《庄子》对孔子及其后学的错误作了一点补救，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后世主流社会的尊崇，终于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当２０世纪中国的精英群体从西方世界移植现代小说时，他们先入为主地只看见了西方小说的世俗品质，因而在日后的创作实践中只发展了这一种品质。当中国现代小说需要得到精神提升的时候，很难期望精英群体从底层社会的精神文化中汲取养分，因为中国的精英群体从来不会眼光朝下，从来不会真正诚心实意地关注和研究底层群体。但是最近２００年来这个精英群体已经逐步形成了向西方文化学习和借鉴的传统，这几代读书人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对于中国底层社会和民间文化的了解。如果要求精英群体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滋补现代小说的精神缺陷，倒是能够让他们接受的。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为中国现代小说寻找一条出路，并能为之预言某种虽不隆盛却很尊荣的前途。 如果现代小说通过对自身精神品位的提升，成为少数精英中的精英进行精神文化探索的前沿文体，那么它对中国文化发展将会作出难得的贡献。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和发展，现代小说本身也可能跟西方小说比肩而立、并驾齐驱，果然如此，它实际上已经超过昔日的辉煌与荣光。 注释： ①这里所说“现代小说”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现代派小说”，而是一个与中世纪及其以前盛行于世的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等等散文虚构文学作品相对应的文体现象。现代小说关注世俗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关注平凡人们的命运、奋斗历程及其日常生活。美国学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人们最早是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将１８世纪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相区别的。本文所用“现代小说”一词，与瓦特所用“现实主义”一词内涵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