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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与动物的区别，最终表现为实践的自由及其生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也就是说，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使人脱离了动物界成为能够审美的人，审美的人越来越离开动物界，成为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从这个根本点上来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不是本质性的。这种区别并不影响实践美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所作的美学建构及其体系。 关键词 人 动物 人与动物的区别 劳动 实践的自由 审美的人 日益发展的人类学、考古学、比较心理学等科学的实证材料越来越证明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最终表现为实践的自由及其生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也就是说，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使得人脱离了动物界成为能够审美的人，审美的人越来越离开动物界，成为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从这个根本点上来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不是本质性的。但是，汪济生先生在“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一文中，不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是明显的、“本质的区别”，而且认为由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诸如蒋孔阳、李泽厚等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种“本质的区别”，导致了实践美学的“失误”与“积重难返的症结”。［1］这种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实际，也不符合实践美学代表人物的观点。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关于动物与人的区别之界定的差别并不是“本质的区别”。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指出了人与动物区别的最根本点，那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使得人成为审美的人，成为真正的人。以下，笔者将从汪先生所引用的那几段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来进行分析。 一 先看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人与动物的生产的区别——“自由自觉的劳动”。他说：“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这里当然要明确，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具有“两种生产论”的意思，一是指延续物种的生产，即生殖等等本能性活动，二是指保证人的肉体的存在的生产，即物质生产劳动。因此，马克思首先把前一种生产上的人与动物的区别作了这样的界定：“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3］因此，这一段话主要是说明：人的生命活动由于“有意识”、“对象性”才超越了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直接同一性”而成为“自由的”。 接着，马克思分析了在物质生产（劳动）上动物与人的区别。马克思仍然强调了人的生产劳动的“自由性”。“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4］马克思在这里对于人与动物的物质生产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从生产的目的、方式、过程、结果、产品等方面说明了人的物质生产的超越性和自由性。 最后，马克思指明了人类的生产的审美特性。他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这也就是说，由于人的物质生产超越了动物的物质生产而成为了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的生产，而且是把自然的尺度（规律）内在对象化为人所掌握的尺度、再把这种内在的尺度外在对象化为建造（构造）的产品，所以人的物质生产是自由的，因此人的物质生产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的那一段话也是谈的人的物质生产的“自由性”，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把蜜蜂建造蜂房与建筑师建造房屋进行比较，强调了人的物质生产的观念和想象的超越和自由，虽然也可以像汪济生先生那样理解为“有预见的、有计划的”，但是并不能局限于那样的理解。汪济生先生之所以要那样理解是为了有利于与恩格斯的论述进行比较，以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区别。因此，多多少少有一点“误读”和“六经注我”的味道。 再看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的确，恩格斯“并不想否认，动物是有能力作出有计划的、经过事先考虑的行动的”，但是，他紧接着就指出，“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而这就是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自由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明确说过：“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7］恩格斯同样把审美（艺术）的起源和发生放在实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之中。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自然界与社会•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对此作出了比较周密的论证和阐述。他说：“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过渡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学会的使自己的手能作出的一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最低级的野蛮人，甚至那种可以认为已向更近乎兽类的状态倒退而同时躯体也退化的野蛮人，也远远高于这种过渡性生物。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石刀以前，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和这段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迈出了：手变得自由了，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而由此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活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８］这已经非常明确地把人的审美和艺术的起源和发生归根于劳动及其所产生的手的自由，因此，也是归根于自由自觉的劳动（物质生产）。 接着，恩格斯又分析了劳动使人的身体直立起来、使人的器官产生变化，并且产生了语言。虽然恩格斯并没有否认鹦鹉学舌的某种意识性：“如果我们把骂人的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到这些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么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像柏林卖菜的女贩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话。它在乞求美味食品时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恩格斯紧接着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及其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随着脑的进一步发育，同脑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同步发育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伴随着听觉器官的相应的完善化一样，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有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敏锐得多的嗅觉，但是它连被人当作各种物的特定标志的不同气味的百分之一也辨别不出来。至于触觉，即在猿类中刚刚显示出最粗糙的萌芽的触觉，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而同一形成。”［9］“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发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动作，提出并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化。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织、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海。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间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10］ 这些论述和阐释应该说与马克思的论述和阐释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其间的差别主要是因为文章的性质和时代的不同而形成的，主要是一种类似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以及哲学思考与科学实证的区别，但是结论都是一样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或实践的自由（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的自由）使人脱离动物界而成为审美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关于审美和艺术的起源和发生的科学结论，即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实践的自由的含义也是一致的。归纳起来，实践的自由就是：第一，实践对对象的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第二，实践对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功利性的超越，即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第三，实践对人类个体性的超越，即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只要人的实践达到了这样3个统一，就是达到了某种自由的程度，就有可能使人与现实发生审美关系，从而在对象之上显现为美，在主体身上显现为美感，它们的共同作用便产生了艺术。因此审美关系是使人成为审美的人的关系，人类的历史也是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地由“自然的人”向“审美的人”变迁的历史。这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同观点。 二 19世纪末，在恩格斯的晚年，由于时代的前进、科学的发展，考古学、人类学、史前艺术史都逐步成为比较独立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践美学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1883年）之后直到他自己逝世（1895年）为止所做的理论工作主要就是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其中也包括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实践美学的捍卫和发展。恩格斯一直在捍卫和发展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就已经奠基和命名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和美学。因此，在我看来，汪济生先生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只是在于，恩格斯运用了更多、更新的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史前艺术史等等方面的实证材料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早期和成熟期（1844-1848年）已经形成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实践美学的基本原理。其实，恩格斯晚年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1883年，1885—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等等著作做的都是这项伟大而艰巨的工作。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而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和美学的基本原理不变的前提之下，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论断所做的更加具体、细致、深入的论证和阐释。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践美学，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之中创立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书信之中进一步完善、发展，其根本思路、基本原理是一以贯之的，而涉及人与动物的区别这样的相关界定也没有根本性区别，而是始终坚持着一条基本的美学原理：自由自觉的劳动使得人脱离了动物界而成为能够审美的人，审美的人越来越离开动物界，成为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所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的中国实践美学，即使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也并不是如汪济生先生所说的什么“致命的硬伤”。而且，中国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像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周来祥等等在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依据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原话来进行阐发的。因为早年马克思与晚年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原则性、根本性的区别，所以李泽厚等人是把他们两人的论述原话作为同源共享的经典来进行引用和阐述的，只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的论述更具有哲学性质，而恩格斯晚年的论述就更具有科学实证的性质，二者不仅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相互不同的，倒是可以相互生发、相互印证、相互阐发的，所以，得出一个并不具有根本性质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的结论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更不能据此指责实践美学有什么“积重难返的症结”或者“致命的硬伤”。 当然，中国的实践美学是需要完善和发展的，但是，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科学体系，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所以，从根本上是立足牢固的，在一系列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问题上是经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就是在“人与动物的界定”或者“人与动物的区别”上，也是基本上无懈可击的。 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依据至今为止的人类学、考古学、史前艺术史的材料，我们仍然坚持“劳动创造人”，劳动使人脱离动物界成为“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审美的人”，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发展，人通过自己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日益远离动物而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直到结合成一个共产主义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 具体地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来看，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人类社会实践是艺术的最终的根源。这是因为，首先，生产劳动是人类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和分析。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尤其是在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关于人通过劳动自我生成有着大量的论述和分析，而且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关于劳动生成了人类，也是人类学的定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人类的史前遗迹中发掘出了不计其数的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各样劳动工具，这些石制的劳动工具——石器以及相应时期的人类化石都明确证明了，人类正是通过劳动才逐步地脱离动物界，由类人猿转变为人，并且逐步地由半猿半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智人、真人逐步生成为现代人。这在今天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 其次，人类的审美需要也是在劳动中生成的。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以大体分为7个层次：1.生理需要（食、性），2.安全需要，3.相属的需要（爱的需要），4.尊重需要，5.认知需要，6.审美需要，7.自我实现的需要（道德需要）。这些需要是逐级上升的，下面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可能产生上面一级的需要。从中可以看到，审美需要是人类的高级需要，它与认知需要和道德需要组成了人的精神需要，这些精神需要必须以物质需要为基础。因此，马斯洛把前4种需要叫做“缺失性需要”，即人类必不可少的物质需要，它直接关系到人的肉体生存，而他把后3种需要叫做“发展性需要”，即为使人进一步发展的精神需要，它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不断开辟着人类的未来。马斯洛的这些分析，尽管有些机械，但是总体上还是合乎事实的。因此，一般说来，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即满足自己的“缺失性需要”——物质需要，才可能产生更高级的“发展性需要”——精神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道德需要）。所以，人的审美需要是在人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产生出来的。那么，人的物质需要怎样才能得到满足呢？唯有劳动！这一必然的推论就是：在劳动中人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可能产生人的审美需要，因此也可以说：人的审美需要生成于劳动之中。 再次，人的审美器官同样是在劳动实践中逐步生成的。人们为了生存首先要运用自己的一切器官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因此人的五官感觉首先是认识器官，去把握事物的各种性质，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然后才可能超越物质需要去把握和对待事物的各种性质，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这个超越的过程也就是以劳动为中心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感觉器官不仅可以把握事物的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各种性质，而且逐步地可以把握事物的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性质，这些感觉器官也就在实践之中转化为审美器官，即能够把握事物的审美性质的感觉器官；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本质力量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即由于人的实践过程（人的历史过程），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2］实践虽然是艺术的最终根源，然而从实践到艺术并不是直接的、直线型的，其中有着一系列的中介。大体说来有：创造、创造的自由、游戏、形象外观的游戏、模仿、形象外观的模仿。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序列：实践——创造——创造的自由——游戏——形象外观的游戏——模仿——形象外观的模仿——模仿的艺术。这个问题就不在这里展开论述了。［13］ 总之，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尤其是物质生产（劳动）使得人脱离动物界成为“自然的人”，而“自然的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使得人走向了生产实践的创造，而创造的自由则使得人与现实发生了超越实用功利目的的实用关系、认知关系、伦理关系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的主体——人身上生成了美感，而在客体上生成了美，同时也生成了统一美和美感的艺术。因此，自然的人就逐步地成为“审美的人”，而且离开动物越来越远。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共同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的界定的根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和根本观点使得中国的实践美学流派在20世纪的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凸显为主导流派，而且在21世纪中国当代美学的新发展之中继续成为一个开放的、有生命力的美学流派。汪济生先生试图以被他误读和曲解了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本质的区别”来颠覆实践美学的基本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参考文献 ［1］汪济生. 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 学术月刊，2004（7） ［2］［3］［4］［5］［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96、96-97、97、126 ［6］［8］［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2-384、375、377-378、380-38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456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13］张玉能. 论艺术起源的游戏和模仿中介. 江汉论坛，2004（7） 作 者 张玉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9）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四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