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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40年代初，一代才女萧红走完寂寞、孤独的人生之路，病逝于战时香港，年仅31岁，给中国文坛留下了永远的遗憾。4年以后，当萧红的力作《呼兰河传》重版时，曾与萧红生命最后阶段同处香港的茅盾为本书写下了一篇长序。序言以作者的切身体验回述了萧红病逝前后的遭际与心境，表达了作家茅盾对另一个作家创作文本的细致解读，表达了他对萧红其人其文独到的感悟与认知。由于“亲历者”的独特身份，加以作家与批评家的双重角色在文坛的深刻影响，茅盾的这篇《〈呼兰河传〉序》就长期影响学术界，至少在萧红研究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尤其是序言称《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对作品的艺术韵致作了精当的概括，一直乐于为人们引用，说它是“经典”性话语，也许并不过分。 然而，半个世纪以后，当以往的“经典”已不再为今天的人们顶礼膜拜，质疑“经典”已成为某种时尚时，茅盾的这篇评论也受到了严峻的责难。《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发表的王科的《“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的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便是对茅盾《〈呼兰河传〉序》的尖锐批评。该文将这篇序言评述萧红心境的“寂寞”是一种误读，并对“寂寞”论下了这样的判断：“萧红研究，萧红作品研究，正是因此走入了一个不自觉的误区，萧红的天才和艺术创新，萧红的历史和人生，正是因此被误读和歪曲。”如此危言耸听，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认为，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是正常现象，对“权威”批评家或“经典”性评论也不是不可以批评，问题是必须坚持学术原则而不能仅凭个人好恶，必须是对以往“经典”真正的“纠偏”而不是随心所欲感情用事的“解读”。对王文的基本观点，笔者不能苟同，故提出以下拙见与王科先生商榷，并就正于其他专家与同好。 王文否定茅盾对《呼兰河传》评论的一个逻辑起点，即是文章开头指出的：“寂寞的茅盾必然发现了寂寞的萧红，寂寞的感情必然和小说中的独特美质、艺术氛围产生了共鸣”，于是“寂寞”论就主导了整个作品的评论，它终于成为“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典误读”。这一段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评论家的独特感受与作品的美质、艺术氛围产生了共鸣，反而是“误读”作品的前提，莫非作者的感受一定要同作品的“氛围”完全脱节才有可能“正读”？这是非常奇怪的逻辑。这里实际上涉及到评论家与作家对话的前提，也涉及对茅盾一种批评视角及其所产生的美学效应的理解，是不能不争辩清楚的。 茅盾写这篇评论文字，的确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以自己的独特感受去感受文学作品，这同他以往注重社会意识、注重理智驱遣评论文学作品是大不相同的。在《〈呼兰河传〉序》的前半部分他用相当篇幅叙述了写作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产生于一种强烈的感情袭扰。他曾有过失去爱女之痛（其女儿亚男因战争年代医疗水平低劣，死于人工流产），这痛使他“欲哭无声，只觉得胸口沉甸甸、沉甸甸的，似有一大铅块，久久挤压着我的心”!。他对于萧红，也有如同爱女般的关爱，因此当他提笔要为萧红写些评论文字的时候，心头不自觉地浮上对女儿的感念，原也是极自然的。序文中说，正是女儿和萧红在“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这一点上的相似性，勾起了他的无穷感慨，这才有作者将个人感受投射在评论对象身上的别具一格的论述，这才有文章中对萧红其人及其作品“寂寞心境”的情真意切的分析。读这段文字，我们感觉到的是作者沉重的心理感受，是作者对于文坛痛失女作家的驱之不去的惋惜之情，特别能打动人心。而能产生如此效应，恰恰就在于评论家的感受与作家及其小说的“艺术氛围”产生了精神共鸣。 评论家与作家的对话可以有多种视角、多种方式，因而能产生不同效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一个评论家以对评论对象身世的熟知（知人论世），并能用自己的真切心灵去体验作品，同作品的艺术氛围发生了心灵共鸣，从而揭示出作品蕴涵的作者真实情感世界，肯定是篇好的文学评论。茅盾对萧红的评论，也可作如是观。正是由于他对萧红其人有真切的理解，特别对其生命最后阶段的遭际有刻骨铭心的痛楚与记忆，对其“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有无限的惋惜，这才有评论文字中“寂寞”论的发掘。应该说，用自己的心灵去阅读、品评文学作品，发现了萧红精神世界中很重要的心理质素和艺术质素，正是茅盾这篇评论长期得以流传并影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篇评论在茅盾所有的文学评论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茅盾是一位习惯以理性的眼光观察事物，以理性的思维分析问题，以理性的文笔表达观点的评论家，在他的评论写作中，像《〈呼兰河传〉序》这样将理智与情感紧紧的交融在一起的文字并不多见。如果说，我们批评茅盾的某些评论文章有过重的社会分析、政治分析的色彩，还多少有些道理，现在却有人偏偏选中文情并茂的《〈呼兰河传〉序》作为批评对象，实在叫人大出意外。事实上，茅盾这篇评论的独特意义早已为人们所认同，比如美国学者葛浩文在其所著《萧红评传》中就有较为公允的评说。他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此书和她的其他作品都遭到当时某些文学评论家们很严厉的批评，不过该书并未遭到所有人非难。如茅盾于一九四六年曾为此书写过一篇长序，他这篇序文比鲁迅为萧红《生死场》所写的那篇要好得多”；他特别激赏茅盾把这部小说比喻为叙事诗、风土画、凄婉的歌谣，认为这“措词可以说是最适当不过了”"。葛浩文的观点当然也是一家之言，但他侧重从艺术眼光看待文学批评的态度对我们应该是有启示意义的。 王文否定“寂寞”论的另一个依据是，“寂寞”论并不是茅盾独特的评论视角，而是评论家自己当时全部为“寂寞”情绪所主宰的产物，因而不具有合理性。其逻辑思路是：萧红本来并没有寂寞，是因为“寂寞的茅盾”才发现了“寂寞的萧红”，所以这篇文章也仅仅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这不但不合情理，也不符事实。茅盾是否“情绪型”作家，想来自有公论，可以不必置辩。这里只想指出，茅盾于!(#)年*月写作《〈呼兰河传〉序》期间，并没有产生“寂寞”情绪的表征。其丧女之痛是在一年以前，如果那时确有过寂寞、悲伤的话，如今也早该平复了。事实是，!(#)年*月，身处当时内战前夕的国统区复杂情势，茅盾依然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在他写作《〈呼兰河传〉序》前后三四个月时间里，同时又发表了近三十篇文艺评论、杂文，内容涉及苏联文学、解放区文学的介绍与评论，对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作家作品的评论，也涉及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呼唤等。在这样紧张、繁忙的情况下，套用王文的一句话说，他“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寂寞呢”？反过来说，如果这一时期的茅盾是寂寞的，因“寂寞的茅盾”才发现了“寂寞的萧红”的话，那么他还应该发现“寂寞的赵树理”，“寂寞的马烽”，“寂寞的西戎”等。然而从这些评论文字中，并不能得出作者所期望的结论。道理很简单，当时的茅盾并没有全部为“寂寞”情绪所主宰，他也不可能用“寂寞”情绪去品评所有文学作品。茅盾在写《〈呼兰河传〉序》之前，不仅细读了作品文本，还阅读比较了萧红创作的其他作品，如《马伯乐》，《生死场》等，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透视力发现了这部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寂寞的情调，这情调恰好同潜藏在他心灵深处对爱女的悲伤相叠合，两者的“早死”与“寂寞的死”又是如此相似，这才加浓了他对“寂寞萧红”的理解与评说。这种因某种触动造成的情绪的猝然爆发，在文学现象中是经常发生的，它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由此看来，这篇序文情感表达的充分、明显，超过茅盾同时期其他同类文章，是事实，但这绝不是到了滥用情感的地步，这是理智与情感的有机结合。如果单从情感角度来分析序文，来推测茅盾将自己的情感移至被评的作者和作品，这不仅不符合茅盾评论写作的规则，而且会由此得出脱离文本事实的结论。 2 现在必须说到王文质疑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提出“寂寞”论的核心命题：萧红及其创作的《呼兰河传》是否有“寂寞”的基调，或者说它原本就属子虚乌有，仅仅是因“寂寞的茅盾”才有的“发现”？这一点关涉到王文对茅盾责难的论题是否成立，也关涉到茅盾对《呼兰河传》的评论是否确切到位，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同样必须论说清楚。关于“寂寞”是否是萧红当年的真实心态这一问题的讨论，已有大量的学术论著和亲近萧红的当事人的真实回忆文字，包括萧红本人的一再言说，本来也是无须再予置辩的。而且翻起这一历史旧帐，难免会牵涉到一些人和事，他们在当时情境中的作为造成对萧红的伤害，也各有其可理解的或不可理解的原因，在这里再将这些捣腾一番实在也无必要。但是，王文既然派定“寂寞”论是茅盾首创的，而且还因茅盾的“误导”造成萧红研究“走入了一个不自觉的误区”，问题有如此之严重，这就不能不有所辩证了。 事实上，如果不是抱有偏见，纵观萧红艰难的人生之途，她的情绪基调中有很浓重的“寂寞”成分，而且这种成分是与日俱增，特别是到香港以后，包括写作《呼兰河传》期间，“寂寞”的心态愈益浓厚，实际上是不难理解的。她自幼生在无爱的环境里，以后又两次遭遇婚姻的不幸，作为一个非常需要男人依傍的女人，她一次一次的期盼，又一次一次的失落，于是，寂寞、孤独的心态油然而生，原本就是极自然的。所以有评论家称萧红“是个非常寂寞的女人”，她“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也绝非夸张之词。这种“寂寞”心态，萧红本人在生前曾多次表露；与萧红亲近的朋友也感同身受，在各种回忆文字中有所描述。在茅盾写作《〈呼兰河传〉序》以前，有关萧红“寂寞”心态之说，已大量见之于公开发表的文字，可见提出“寂寞”说的始作俑者并不是茅盾“，寂寞”论也根本用不着茅盾去“发现”。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这里仅引萧红的挚友白朗作于!$%&年的《遥祭》#（比茅盾的序文早四年）一文中的两段文字，看一看萧红当年是怎样一种心态。一段是叙述萧红第二次婚姻后仍孤独相处，历尽坎坷，到处求援、投靠朋友，向作者透露了自己的“隐痛”：“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另一段是萧红给白朗的信中诉说的她到香港之初的生活和心境：“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怀是如此抑郁，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 透过这两段文字，萧红“当年的真实心态”已是表露无遗：那绝对是一种寂寞的、孤独的心绪。这种心绪缘何而生，也许就源于她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不该再有第二次并不如愿的婚姻。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合，原本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妇生活。然而，这一并不太高的愿望却成了奢望，萧红婚后依旧过着“自囚”式的生活$。“萧红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么能安宁呢，怎么能使疾病脱离她的身体呢？”%由于两人性格的差异日渐显露，双方的失落与幻灭难免产生，悲剧也就由此而生。这足以说明，萧红当年的确处在孤独、痛苦的情绪之中，用“寂寞”论概括其写作《呼兰河传》时的真实心态，并没有离开事实本身，或许还可以说，这正是对萧红一个时期思想情绪的精当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提到萧红的“寂寞”，远不如生活本身的严峻，也远不如王文批评的那样在感情问题上夸大其词。茅盾在序文中讲到：!$%!年%月，由于史沫特莱的劝说，萧红想去新加坡，她还鼓动茅盾夫妇也去；他当时因工作关系不能离开香港，也不知道萧红离开香港是为了“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当他知道真实原因时，萧红去世已快一年了，对此他写下了驱之不去的悔恨之情，甚至连再到香港时去浅水湾萧红墓地看一看的勇气都没有。茅盾用曲折的笔法写下这段亲历史实，告诉了我们：既有史沫特莱的“劝说”，又有萧红新加坡之行的念头，想来其时萧红急欲摆脱“可怕的寂寞”之感已是相当强烈了；也许正是将这一些联系起来思考，加深了茅盾对萧红“寂寞”的理解与体验，这才有后来的写作序文之举。同时也告诉我们：茅盾在序文中谈萧红的“寂寞”，只是联系作品作认真的艺术分析，并不热衷于在个人感情问题上大做文章，体现了他素来谨言慎行的性格，也体现了他严肃、严谨的写作习惯。而王文却说，由于茅盾的“经典误读”，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任意演绎历史，炒作花边新闻，使得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都受到了令人痛心的贬损”。担负如此大的罪名，一向与萧红友善的茅盾若地下有知，真不知该作何感想。 3 写到这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寂寞”论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那么，何以要抓住它大作文章呢？这是值得深究的。细读王文，可以发现批评“寂寞”论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歧，即“寂寞”论的提出，是对作家创作成就的贬损，由此就否定了“萧红的天才和艺术创新”。文章在第三部分论述“寂寞”不是萧红当年的真实心态后，曾提出如此责问：假如“真的是终日寻寻觅觅的寂寞作家，萧红，她能取得这样的创作成就吗”(问题已昭然若揭：我们认为茅盾的序文从“寂寞”的角度评述萧红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情绪与艺术创作，挖掘了《呼兰河传》这部作品独有的艺术格调，是对萧红创作艺术的提升，也是对萧红研究的深化，而王文的判断适得其反，问题的原则分歧恰恰就在这里。 关于一个“寂寞作家”能否取得“创作成就”的提问，我们认为本身就是很可笑的。因为这是一个常识范围内的理论问题：作家的创作为情绪所支配，其创作成就高下，并不取决于是哪一种情绪（“激昂”的情绪或“寂寞”的情绪），关键是看情绪是否真切，是否是切合艺术表现的合理运用。“寂寞”作为作家的一种创作心态，既是个人心理素质的呈现，也是外部世界的纷纭复杂现象投射于创作主体的心理呈示。“寂寞”作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心理现象，它常常有作家对生活的细细咀嚼，反映出一个作家对人生对生活独到的心理体验，因而往往能产生出动人的艺术作品。在中外艺术史上，“寂寞作家”的创作取得杰出艺术成就的可说是比比皆是。如果仅以“激昂”情绪或“寂寞”情绪判定作品的高下，那么文学史上那些历来脍炙人口的表现“寂寞”情绪的作品就一钱不值了。即以王文一再提到的萧红的恩师鲁迅而言，其创作何尝没有浓重的“寂寞”成分。鲁迅在《题〈彷徨〉》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正是这种非常浓厚的寂寞、孤独心态，才使鲁迅体验到了人生的大悲哀、大痛苦，这才有小说思想精深的艺术表达。反观茅盾对《呼兰河传》的评论，他在作品里读出了萧红寂寞、孤独的情绪，并联系作家的心境对这种情绪做了合情合理的分析，最后给作品以诗、画、歌相融合的评论，可说是对这部作品由作家情绪所渲染从而产生独特艺术韵致的独到分析。应该说，突破了以往对作家的评价常常以情绪是否高亢、激越（包括唱高调、说大话）作为重要标准的评论模式（如葛浩文先生所说，萧红的作品因此而“遭到当时某些文学评论家们很严厉的批评”），茅盾的评论侧重从艺术的层面上开掘，揭示了萧红的作品在艺术上最值得称道的东西，正是对萧红作品研究的深化。然而王文却认为这是对萧红艺术的贬损，真不知何所据而云，看来，还是那种将情绪作政治评价的惯常思维模式在起作用。作者慷慨激昂地下判断：“说作品‘寂寞’，太看低我们反帝反封建的左翼女作家了”。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原来只有“左翼女作家”时期的萧红才是值得肯定的萧红，换一种笔调写作，就不再是萧红，也不应该是萧红。王文一再批评别人在进行“惯性思维”，依我们看，这才是最典型的“惯性思维”。对“寂寞”美学意义理解的偏差，必然会影响到作品描写“寂寞”的价值估定。王文谈《呼兰河传》的一个重要思想内涵，是小说揭示了病态的国民灵魂，这原是不错的。问题是在于，作者谈这一点，恰恰是为了批评“寂寞”论：“《呼兰河传》是萧红作为作家的责任感、道义感和良知、诉求的真切表露，哪里是什么浪迹天涯海角、游走感情旋涡的寂寞哀鸣？”言下之意是“，寂寞”情绪与表达深刻思想内涵肯定是对立的，作家表现“寂寞”，只能在作品中发出“哀鸣”之声，不可能去表现“道义感和良知”。这样的判断就很有些荒谬了。姑不论鲁迅在《彷徨》中流露的“寂寞”心态，并不是什么“寂寞哀鸣”，恰恰是对国民病态灵魂最深切的体验与表现，可见“寂寞作家”的情绪不一定都是低下的，它同样可以表现诸如改造国民性这样的重大命题；即便是萧红小说表现国民病态灵魂，也同样联系着作家的“寂寞”心态，说明了萧红的“寂寞”也能表现深刻的思想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其实也揭示过作品的这一特色，并非如王文所说的讲了“寂寞”就没有讲“道义感和良知”。他认为这部小说的人物大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萧红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单纯”，是既“同情”又“不留情地鞭笞”。这说明茅盾对萧红小说揭示国民性弱点的特色是充分注意到的。只不过茅盾同时又指出，萧红有对国民弱点的深刻透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寂寞”心态：“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童年在这“寂寞环境”中度过，才能“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这样的评论联系作家的思想情绪揭示作品的内涵，对“寂寞”所能产生的艺术效应作了合理分析，不知道这该有什么过错？ 王文的另一种“惯性思维”是，基于对“寂寞”论的否定，竟然认为作家的创作格调是一成不变的，对萧红某个作品作“寂寞”的评论就否定了其全部创作。作者说，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不能“就作品论作品”，必须将其“放到一个大的系统中去观照”。这话粗粗一看也没有错，但推究其逻辑思路，似乎是说，作家的创作都逃不出“系统”的制约，于是，一个作家各个时期的创作就只能是一种格调。作者对“寂寞”论的批评，就先预设一个“系统”，然后提出责问：萧红面对的是“噩梦时代”，“这时代、这情景，岂只是‘寂寞’所能概括得了的？”在这时代里，闻一多、郭沫若、鲁迅等都唱出了“大河天来，激涛澎湃”之歌，萧红本人也有《生死场》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偏偏却对《呼兰河传》得出了‘寂寞’的结论”？这责问听起来颇有些义正词严，但其实也不难回答。因为作者对“噩梦时代”情绪“系统”的简单划一概括，前提并不成立。其实在这个时代里，作家们的歌唱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有“激涛澎湃”的，也有低吟浅唱的，两者都构成对“噩梦时代”的诅咒与否定，并非一定只有“激涛澎湃”才算尽了“时代的责任”。认为一个时代只能有一种情绪，而且非是高昂情绪不可，这样的评论习惯依然没有逃脱只对情绪作政治评价的“思维定势”。 由于对“寂寞”论抱有一种成见，或者是“感情的因素”使然，王文对茅盾序文的批评常常采取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明明茅盾已对一些问题作了深入论析，却故意视而不见，再大做一通文章，当作自己的“发现”；或者并未认真细读文本，擅自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这显然都不是严谨的批评者所应有的学术态度。比如，作者认为《呼兰河传》是一部既无鲜明主题，又无中心人物，更无连贯情节的“三无小说”，就不能“一概认定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读过《〈呼兰河传〉序》的人该知道“，三无小说”之说始自茅盾，并非作者的发明；而且茅盾在序文中恰恰指出《呼兰河传》就好在“像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并没有在“自叙传”上大做文章，他注重探讨的是这“不像”之外的艺术意义。又如，王文用了很大篇幅论证《呼兰河传》的主要艺术持色是喜剧性幽默反讽的运用，其实在茅盾的序文中对作品“有讽刺，也有幽默”也有很多论述，只不过王文作了更具体的论证而已。一方面是沿用别人的观点，另一方面又以此作为批评的理由，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反而更有力地证明了六十年前茅盾对《呼兰河传》评析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注释：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葛浩文：《萧红评传》第138-140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葛浩文《：萧红评传》第180、196页，版本同上。 4、白朗《：遥祭》《，谷雨》，1942年延安出版。 5、骆宾基《：萧红小传》第7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6、靳以：《悼萧红》，《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原载：《文艺争鸣》2005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