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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海峡两岸的“看张”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政治色彩和戏剧化场面，其中有两岸的左右翼新文学史家，从政治出发，联手挖坑“活埋”张爱玲。过去，我们只注意了大陆的左倾文学史家无视张爱玲的史实，而未充分注意到对岸的右翼文人如苏雪林、周锦也同样用意识形态的石块将其密封。这种左翼与右翼的戏剧性转化及殊途同归现象，多少也有一点张爱玲式的梦魇。 两岸忠义文学评论家私设“文学法庭”，宣判张爱玲为“文化汉奸”。如台湾的刘心皇和大陆的陈辽，把张爱玲定性为汉奸，证据严重不足，属冤假错案。尤其是何满子认为国内学者起劲叫卖张爱玲，得力于夏志清的“反华反共谬论”，这让人觉得好像是大批判又来了。 作为在最不适宜文艺生长的“低气压时代”升起的一颗新星，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张爱玲作品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接受和传播本应不成问题。然而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海峡两岸的“看张”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政治色彩和戏剧化场面，其中有两岸忠义文学评论家私设“文学法庭”，宣判张爱玲为“文化汉奸”；有两岸的左右翼新文学史家，从政治出发，联手挖坑“活埋”张爱玲；近年则有台湾的部分“蓝”“绿”两营的学者共谋，把这位地道的上海作家强行“绑架”为台湾作家。 两岸左右翼文人联手挖坑“活埋”张爱玲 不要说较之于胡适，就是较之于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路翎等作家，张爱玲作品在大陆的接受和传播也姗姗来迟。 这种情况的造成，主要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所致。在一元化的毛泽东时期，文宣部门动辄嗜好对作家进行“政审”。如果张爱玲真的留在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必会遭到清算，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很可能会被红卫兵认为： 第一，张爱玲是流着贵族血液的末代王孙。其社会关系复杂，比如她的外曾祖父是与帝国主义勾勾搭搭，签订丧权辱国的大买办、大官僚李鸿章。当然,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应重在表现，可她后来的表现未能符合革命文学的要求。 第二，张爱玲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她不分敌我，和汪精卫的高级官员金雄白以及两名日本军政人员一起出席“纳凉会”。这个会名为休闲，实际上是在联络感情，准备拉张爱玲“落水”。张氏还接到过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邀请书，报纸上登出她的名字。尽管她声称未曾参加，但缺乏人证物证。如果不是与汪伪政权有暧昧关系，她会列入被邀请名单吗？ 第三，张爱玲是汪伪宣传部次长胡兰成的太太。胡兰成做的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张爱玲有无参与？如未参与却知情不报，就有可能是同案犯，或犯有窝藏汉奸罪。关于她这段历史，极为隐秘。在未看到审查结论以前，只能“控制使用”，否则便会犯政治上不分敌我的错误。 第四，张爱玲声称自己在一切潮流之外，不接受任何政治、社会、宗教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不受意识形态制约的作家。张爱玲号称超党派，这就有如鲁迅说的自己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升天一样。事实上，张爱玲曾表示对“左派的压力”“本能起反感”，并嘲讽过无产阶级文学。她不是中间派作家，至少是中间偏右的文人，还有可能是汉奸文人的同路人或同盟军。 第五，张爱玲的作品大部分发表在日伪系统的刊物上，其中有的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如使其一夜成名的便是周瘦鹃主编的黄色刊物《紫罗兰》。鸳鸯蝴蝶派在新文学史上属逆流，张爱玲的作品又充满着情欲欢愉与“滥用身体”的描写，自然不能对其进行褒扬。 第六，张爱玲对大陆的红色政权不满。解放后，她看不惯人民当家作主，南逃香港，竟有“从阴间回到阳间之感”。她如此向往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应定性为叛逃文人。 第七，张爱玲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她到香港后，在美国对外宣传机构新闻署的《今日世界》任职。她靠洋人养活自己，并翻译过国民党高级官员陈纪滢在台湾写的反共小说《荻村传》。 第八，张爱玲曾在“美元文化”的资助下，写过两本反共反华小说《秧歌》、《赤地之恋》。 第九，张爱玲的作品取“琐碎”而拒排“伟大”，取“苍凉”而舍“悲壮”。她站在云端上看厮杀，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观潮派。在举国上下救亡的关键时刻，这位海派文人袖手旁观，不讴歌抗日战争，尽是写些“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她只会咀嚼个人的悲欢离合，调子低沉，用傅雷的话来说是“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或用另一位大陆批评家的话来说，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散发着行将死亡的气氛”，她“没有理想，并拒绝任何理想”。像这类满怀末世苍凉感的“小资”作家的作品，让其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传播，只会误导青年，不利于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接班人。 第十，张爱玲蔑视一般的道德教训，反对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秧歌》中又借剧作家顾冈的形象讥讽大陆的文艺政策，处处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唱反调。 第十一，赞扬张爱玲的都是反共文人或对新中国不怀好感的右翼文人，如为美国政府及其侵朝美军军官编写《中国手册》的夏志清。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 这样的“政治审查”或曰“审判”虽然没有形诸系统文字，但大陆的新文学史家，从王瑶到唐弢，从丁易到刘绶松，在他们的新文学史著作中之所以拒排张爱玲，就是根据这些不同的理由作取舍的。 在“十七年”出版的新文学史著作中，王瑶的开山之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写的作家最多，覆盖面最大，连周作人、林语堂、李金发这些或汉奸或非左翼作家也占有一席地位，可张爱玲就是没有提名的机会。尽管此书后来遭到主流话语的抨击，但不应忘记：此书总的说来是运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而统率全书”的。 王瑶之所以有意遗漏张爱玲，有可能是张爱玲于1950年应上海文艺界负责人之邀，参加上海市首届文代会，后来受到批评，夏衍还为此作了检讨有关。至于丁易、刘绶松等人，他们基于王瑶的前车之鉴，只能把评论尺度越收越紧，把可写可不写的对象坚决舍去，以免成为下一次批判的对象。 大陆在十年浩劫后传入了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的评价。学术界为此震动不小。通过拨乱反正，张爱玲的作品在1980年代成了“出土文物”，大陆学者终于敢从正面“看张”，认为她的作品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学的艺术特质，表现了真实动人的人生欲望，写乱世男女的物质世界时透出一种悲凉气氛，有不同凡响的民间文化形态。不过，人们在这时还心有余悸，在肯定她的“传奇”小说、“流言”散文时仍小心翼翼，生怕不慎踩了“地雷”，即使出版其作品也是打着“教学参考资料”的名义。 在80年代出现的现代文学史中，激进文艺思潮的影响仍然存在，如最早把张爱玲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黄修己，在介绍其创作生平和艺术特色时，连忙加上批判性词语：张爱玲作品表现了“一群在敌伪统治下苟活者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当人民革命风暴来到后，她的思想将趋向反动。”北京四位学者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影响更大的一种教材。该书把张爱玲视为“四十年代上海洋场小说的代表作家”，赞扬其“有很好的艺术素质”，同时用春秋笔法补上一句：“却被她的政治立场所蔽。”这里讲的“政治立场”虽然语焉不详，但从下面批评张爱玲“做为一个满清达官显臣的后裔”，其作品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没落感”，“在洋化环境里却依然顽固地存留着封建心灵”，便不难看到这些论述背后，著者手中所捏的仍然是“政治标准第一”的标尺，这就难怪该书对非无产阶级作家所作的评价有所保留。 号称“自由中国”的台湾，对张爱玲的接受和传播是否要“自由”些呢？应该说比大陆要相对宽松和自由些，并早了20多年，但这也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国民党营垒中的右翼文人，和左翼文人一样，评价作品时同样把作品体现的政治思想内容放在首位，所重点褒扬的是长中华民族志气的抗战作品。对不谈政治尤其是写男欢女爱的作品，他们同样不屑一顾。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用了众多篇幅论述抗战时期的作家，可就是不见张爱玲的名字。号称一生“反鲁反共”的苏雪林，虽然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由于张爱玲政治取向与她不同，张氏至少不“反鲁”，故苏雪林的《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有“多角恋爱的小说家张资平”、“心理小说家施蛰存”，可就是没有张爱玲的位置。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在“新文学第二期的小说创作”、“新文学第三期的小说创作”中，张爱玲也缺席。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97年。有一本将两岸文学融合起来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第四编《救亡图存（1937-1948）》所绘制的“抗战时期作家分布·沦陷地区”文学地图中，上海作者开列了总计23人的名单： 李健吾、夏丐（丏）尊、郑振铎、耿济之、刘大杰、邵洵美、陆蠡、辛笛、纪弦、穆时英、孔另境、王统照、钱钟书、杨绛、王独清、许广平、钱杏村、魏金枝、柯灵、张资平、柳存仁、陈醉云、胡兰成等。 这里有货真价实的文化汉奸胡兰成，也有被长期误解为文化汉奸的穆时英，可同样没有乱世才女张爱玲！可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新文学史家，均对张爱玲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偏见，认为她的作品不能进入文学史。正是这些忠烈道德派或曰忠义文学史家，在两岸不同的地方联手挖坑“活埋”了这位“冷月情魔”。 有人填坑，也有人开掘文墓。海外的夏志清就是一位勇于让张爱玲著作从权力的重压下重见天日的学者，但他并不是超政治、越党派的。1957年他在台湾发表的有关论文中，毫不掩饰他的政治立场：“《秧歌》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受苦难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满了人类的理想与梦想的悲剧；而人类的理想与梦想是为共产党所不容的。”张爱玲也认为，夏志清等人评价“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右翼文人之所以把张爱玲的作品与反共联在一起，是基于国民党“反共复国”政策的需要。正是这种反共政治，张爱玲才借着这个缝隙进入宝岛，并为以后的右翼文人写新文学史提及她打下基础。首次论及张爱玲创作的是厚得像电话簿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张爱玲，于抗战时期的上海，开始写短篇小说。大陆变色，未及走逃，曾亲眼见到毛共人员的种种暴行。“三反”前夕，始获逃离大陆。民国四十一年间发表的《秧歌》，就是以她在毛共区的所闻所见为题材，甚获读者好评。 张爱玲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赤地之恋》，就是以毛共的“三反”为题材…… 表面看来，台湾新文学史家终于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中了。可短短一段文字，连续三次使用了“毛共”字眼，可见这不是文学评论，而是“匪情研究”式的政治评判。正因为不是文学评论，故这段话与张爱玲的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另方面，这部官修文学史即使写了张爱玲，仍改变不了张爱玲的边缘身份。这从该书不是在抗战时期小说创作中提及张爱玲，而是在海外“华侨文艺”中写到她可见一斑。 张爱玲作品在台湾尽管获得了通行证，但决不是一帆风顺。张爱玲去世后，张晓风、彭歌、陈芳明、桑品载、彭树君等人的文章中回忆：在1950、1960年代的台湾，《赤地之恋》并没有被官方视为合格的反共文艺作品，而是要经过删改后才能出版，有一度还将《赤地之恋》列为禁书。 张爱玲作品之所以在台湾的接受和传播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曲折，是因为当年台湾文化的严酷氛围所致： 第一，台湾从1949年5月开始了世界上最长的戒严时期。在军事管制的体系下，大陆1930年代乃至1940年代文艺作品均属禁书，图书馆不准借阅，老师也不能在课堂上讲授。 第二，国民党把共产党员作家诬为“共匪作家”，把留在大陆的文人称为“附匪作家”。对这两顶帽子，曾在上海解放初滞留过的张爱玲也分到了后一顶。这位一度“附匪”的文人，在解放后写的《十八春》中传达了左倾文艺信息，《小艾》则用“蒋匪帮”来诅咒国民党。对这类按中共调子写出的作品，只能“内部借阅，严禁外传。” 第三，张爱玲否定“以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的文学，认为这一类文学只能振奋人心，而不能给人启示。她还认为“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这种理论及其“文学喷嚏”、“文学哈欠”的实践，不利于蒋介石提倡的“战斗文学”的推广。 第四，张爱玲不仅是拜金主义者，而且是极端个人主义者。胡兰成就曾说“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在厉行“国家总动员法令”的年代，张爱玲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只会涣散军心，腐蚀斗志，不符合“中国文艺协会”公约的第二、三、四条“发扬民族精神，致力救国文艺”、“团结文艺力量，坚持反共斗争”、“厉行新速实简，转移社会风气”。 第五，台湾当局于1954年开展过清除“赤色之毒”、“黄色之害”、“黑色之罪”的“文化清洁运动”。在充满仇共、反共情绪的台湾，容不得“灰色和黄色”的东西。当时的文坛，“方形的黄色杂志和报导内幕的杂志很多，里面的东西不是黄得一塌糊涂，就是捕风捉影的似是而非的战局内幕，和一些私人生活的内幕。报纸副刊的文章，充满了名人以及名女人轶事，陈旧不堪的掌故，‘鸳鸯派’的抒情，以及庸俗酬唱的旧诗词。有多少文人噤若寒蝉，不敢说话，也不敢发表文章；有多少文人写着‘大腿、隆胸、丰臀’的黄色文艺，和胡扯八道的洋幽默。”如果让张爱玲那些充满畸形、病态甚至反常态的小说在1950年代出版，恐怕也会被右翼文人视为“黄色之害”，成为“文化清洁运动”的对象。 第六，在“保卫台澎金马”的年代，国民党需要的是孙陵那样高喊“创造士兵文学！创造反共文学！”的呐喊式作品，而张爱玲的小说写的尽是对旧生活的留恋，还声称“生命是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纯属病态的美。这位“闺阁话语”的操持者既不会写抗战，又不高喊“反攻大陆”，她在上海沦陷时期写的并不是《秧歌》式作品，自然不符合“反共复国”的政治需要，故只好采取尘封态度。 第七，张爱玲的代表作如果在1960年代前期的台湾出现，会对当时流行的反共文学大锅菜式的同质性,尤其是牛哥那类“牛伯伯打游击”公式作出讽刺。 第八，在1949年底至1952年，张爱玲没有随国民党到台湾，显然对“党国不忠”。正如有的台湾作家所指出：“张爱玲当年如果来台湾，一定会很惨……张爱玲这一辈子做了许多错误选择，包括和胡兰成在一起。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没有到台湾来。所以和台湾保持了一个很怪而安全的距离，被许多读者阅读着，慢慢形成口碑。” 第九，胡兰成于1974年被中国文化大学聘为教授。他到台湾后，重新点燃“张爱玲现 象之火”，使张氏作品进一步得到传播。与此同时，出现了强烈的反胡声音。如“立法委员”胡秋原出于民族自尊心，便写了《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当胡兰成所著《山河岁月》在台北出版后，余光中立即写了《山河岁月话渔樵》一文，引发了台湾文化界对胡兰成其人其文的抨击，形成群起而攻的架势。如发展下去，就会“‘恨’屋及乌”，完全有可能祸及自恋、自虐和世故的张爱玲。俗气加冷气的张爱玲自然不是丧失民族大义的逆贼胡兰成，她1961年去台湾也没有人声称要驱逐她出境。她这次是悄悄去的，很多人不知道。但在这种讨胡、反胡的氛围下，让与胡兰成的“胡说”有密切关系的“张腔”写进体现统治者利益和愿望的新文学史中，毕竟不利于树立当局的正面形象。 第十，台湾虽然出版过水晶、唐文标等人研究张爱玲的论著，但水晶是海外评论家，唐文标是左翼评论家，他们都不能代表官方。台湾的张爱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于1982年秋天开过以张爱玲作品为主要讨论对象的《现代文学专题》课，但不是本科必修，是任课教师张健的个人兴趣所致。 …… 和大陆一样，台湾任何一位新文学史家在写自己的著作时，均不一定直接或明确作出如上价值判断。但从这分析和推测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在台湾也有过“历险记”。过去，我们只注意了大陆的左倾文学史家无视张爱玲的史实，而未充分注意到对岸的右翼文人也同样用意识形态的石块将其密封。 吊诡的是，左右翼文人之间曾打过多次笔仗，在意识形态上似乎势不两立，可他们的思维方式及其信奉的“工具论”，又使他们找到了共同话语，在“看张”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左右翼新文学史家居然由你死我活变为同一战壕抹杀张爱玲的“战友”，即使号称中间地带的香港新文学史家也扮演了这种特殊的“对照组”角色。这种左翼与右翼的戏剧性转化及殊途同归现象，多少也有一点张爱玲式的梦魇吧。 两岸忠义文学评论家联袂 “宣判”张爱玲为“文化汉奸” 张爱玲怕谁？张爱玲本身有这样高的艺术成就，自然用不着怕谁，尤其害怕自己的文学史地位会被埋没。但她也是凡人，在活着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对别人的尖锐批评毫不动容，对别人不负责任的评价尤其是乱扣帽子的做法毫不动怒。她在194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传奇》增订本前言中，“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可见，张爱玲最“怕”的就是别人说她与日本侵略者有不正常的往来。可她的表白并没有起到作用，也许还有人会认为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早在1945年11月，由司马文侦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就把她和胡兰成捆绑在一起，作为汉奸文人加以讨伐，并列举了罪状。到了1970年台湾出版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刘心皇也把批判矛头指向张爱玲的政治身份： 关于她的散文和小说，可以说是文情并茂，毛病甚少。可悲的是她在抗日时期，没有到大后方，而留在沦陷后的上海，又偏偏没有和从事抗战工作的人员有联络，而终日和组织的高级人员混在一起，又和他们之中的一个同居，这是特别令人注意的。她虽然在文字上没有替他们宣传，但从政治立场上来看，不能说没有问题。国家多难，是非分明，忠奸要分。 这里并没有明确说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可到著者谈《南方伪组织的文学》时，张爱玲被正式戴上“落水文人”的帽子。 何谓“落水文人”？刘心皇自立了七条“落水文人”即“文化汉奸”的标准，其中有这么几条特别引人瞩目： （一）曾经担任敌人的职务者； （二）曾经担任汉奸政权的职务者； （五）曾经在敌伪报章、杂志、书店等处发表文章及出版书籍者； （六）曾经在敌伪保障之下出版报章、杂志、书籍者； （七）曾参与敌伪文艺活动者。 这种“落水作家”的标准显然过宽。笔者认为：不能把凡在敌伪机构任过职的人都看作是汉奸。在敌伪机关任职，一般说来是敌我不分、正义观点沦落的表现，但对此要具体分析，这里有被迫的，有自愿的；有卖身投靠的，有奉命打入地下做工作的，其中有国民党方面的，也有共产党派进去的；有一般的工作人员与官员之分，官员中又有低级官员和高级官员之别。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有关法令中，对这些人是区别对待的，并没有把凡是在日寇或汪伪政权中任职的人统统都看作是汉奸。比如曾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员，其表现远比张爱玲坏的苏青，据台湾烛微先生在1987年2月《世界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在司法机关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而她的同事差不多都被抓了进去），以至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苏青是以“性贩子”著称的，她的作品大部分内容是写男女性爱。她不仅和周作人、胡兰成有所不同，而且和大写侵略有理、反抗有罪的汉奸作家有别。 以在敌伪报刊发表文章为由把张爱玲列为“落水文人”，这种做法也很不恰当。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而应注意本质，即主要看其发表作品的内容是否有鼓吹日军侵略有理，或诋毁中国人民抗日行动的内容。而在张爱玲作品中，并未发现这方面的问题。 关于第七条，也嫌过于笼统。比如背景复杂，被刘心皇一口咬定“为敌伪服务”的《杂志》，于1944年3月16日召开过一个“女作家聚谈会”，出席者有女作家和女性文学研究者：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蓝业珍、关露、苏青。这里的谭正璧、关露明显是爱国作家。故以是否参加过敌伪文艺活动作为辨别“文化汉奸”的标准，显然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回想起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把凡是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或与胡风有私人来往，或参加其宗派活动的人都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或准胡风分子，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刘心皇是一个爱国学者，同时又是一个治学不甚严谨，无视复杂的历史情况，乱给作家扣帽子的文学史家。仅以上海地区而论，就有不少爱国作家被刘心皇视为文化汉奸：如柯灵、关露、刘慕清、袁殊、恽逸群、邱韵铎、包天笑、周瘦鹃……此外，著名的满族革命作家沫南（即关沫南）也被其列入东北伪组织的汉奸作家之列。 刘心皇还有另一本挂着“国立编译馆主编”名义的《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其存在的定性失误和史料差错，与《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极为相似，这里不再评述。 在大陆，和刘心皇同调的有著名评论家陈辽。他曾以老新四军战士的身份给张爱玲补划“文化汉奸”，其根据为：一、张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与大汉奸胡兰成先同居后结婚”；二、“她从1943年5月到1944年底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敌伪主办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三、“即使在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汉奸胡兰成还是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义。” 笔者认为，这几点只能说明张爱玲“不辨民族大义”，而不能构成她堕落为“文化汉奸”的罪状。因为所谓“文化汉奸”，是指卖身投靠日寇或汪伪政权，在敌人指使下从事背叛祖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对一个作家来说，主要是指大量炮制宣传、鼓吹“大东亚战争”的作品。而陈辽并未列举出这一事实。以陈氏提出的论据而言，“卖身”大汉奸胡兰成不等于卖身汪伪政权，应把个人婚姻生活与政治活动适当区分开来。自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像张爱玲的婚姻是不可能完全超脱政治的，但胡兰成干的坏事并不等于都是张爱玲干的。与汉奸结婚的人，诚然是民族气节亏败的表现，但有亏者不等于是汉奸。笔者曾和陈辽商榷过这个问题，可他没有接受别人的意见，在《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对〈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的回应》中，仍认为张爱玲是汉奸作家。 把张爱玲定性为汉奸，从法律角度来说证据严重不足，属冤假错案；从学术上来讲，逻辑欠通，论点与论据不符，如陈辽称张爱玲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其“不同方式”包括“宣称不谈政治”；“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标榜人性”，“搞色情文学”，“作无病呻吟”，等等。这里没有一条可以说明张爱玲犯有背叛祖国的政治罪行，只能表明这位女作家与主流作家题材、风格的不同和文艺观的差异。至于说“色情文学”，也属无限上纲。比起当下大陆流行的“下半身写作”来说，张爱玲的哀艳文字要干净、卫生得多。当然，也不能说陈氏没有抓到张爱玲的一点所谓证据，如张爱玲在《流言》中称“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美善的标准”。这便被判为“歌颂日本”。这里要分辨的是：歌颂日本并不等于歌颂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更不等于“拥护上海被占领”。如这种推理和演绎可以成立，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这种观点在大陆仍有相当的市场。最近的例子是何满子《这不是“反”了吗？》。他自称这是“本着良知发言”的文章，然而在笔者看来，此文激愤多于说理，感想多于论证，谩骂多于解说，是一篇不负责任的文章。譬如他一口咬定张爱玲是“附逆的丑类”，是“附逆文人”，并比陈辽多出了一条新“证据”：张爱玲社会关系复杂，行动诡秘，“在南京陪随着胡逆周旋于周佛海、林柏生等汉奸头子之间。” 其实这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与汉奸接触不等于就加入他们的组织，更不等于在汪伪政权任要职，或拿他们的特殊津贴，或与汉奸一起狼狈为奸，一起干出卖中华民族的勾当。至于何满子把沦陷区走红当作张爱玲“附逆”的另一个理由，更是牵强附会。 解放前有人判张爱玲为“附逆文人”，一个重要“证据”是前面提及的张爱玲出席过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何满子居然不知道这一极有利于他立论的“证据”。可这一“证据”也很难求证。就是求证出来了，也只能勉强将张爱玲定为“附逆嫌疑人”，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汉奸”。因为出席会议还要看她有无发言和内容是什么，开完会后有无填表加入汪伪组织，如加入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是有名无实还是货真价实的，是一般成员还是骨干分子，这均应区别对待。 何满子又说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召开“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嘲弄，民族气节的挑衅”，这纯属情绪性反应。因为张爱玲不是卖国主义者，另方面研究张爱玲主要是研究她的艺术成就和做文本分析，并不是离开会议主题去赞扬她的前夫胡兰成丧失民族气节的“附逆”行为。在国内开的众多张爱玲研讨会，均未发现这一政治失误。何满子还认为国内学者起劲叫卖张爱玲，得力于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蓄意吹捧”，而夏氏这样做是别有用心，是为了“颠覆”新文学以来的鲁迅传统，因而这位海外学者的评价不过是些“胡扯”，甚至是“反华反共谬论”。这种文风所体现的盛气、霸气和杀气，让人觉得好像是大批判运动又来了。 何满子一提到张爱玲就不忘记将其和胡兰成捆绑在一起，并称其为“狗男女”。在另一篇《貌作公正状的话语诫条》中，又把胡张两人笼统称为“汉奸夫妇”，这欠妥。因为胡兰成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夫”，而张爱玲还不是汉奸女人即“汉奸妇”。看来，何满子对胡、张两人的生平了解太少，至少是缺乏认真的研究。在《这不是“反”了吗？》中，何满子认为张爱玲去香港，是在胡兰成从台湾被赶回日本之后，这在时间上不对。胡兰成到中国文化大学教书的时间为1974年，返回日本是1975年，而张爱玲由解放后的上海到香港是1952年。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如同对周作人一样，对胡兰成也不能因人废文。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有多面性，也不是生来就是汉奸。他对中国文化的见解不能说一无是处，不能因为他“附逆”就否认他的学识及其对中国文字的锻炼功夫。余光中在70年代激烈抨击胡兰成新出的旧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时，也说前者“妍媸互见”，后者“是一部慧美双修的奇书”。 在50年代的反胡风运动中，何满子曾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其遭遇十分令人同情。想不到平反后他竟用别人当年批判他的语言抨击“张热”，使用了一系列诸如“丧心病狂”等语言暴力。这种反文明的语言使用，只能说明作者手中无真理，只好靠谩骂和“‘反’了吗”这种耸人听闻的标题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 。 这种现象还说明：反胡风运动和“文革”虽然从地面消逝了，进了历史博物馆，但从文化学角度看，政治运动所使用的语言暴力依然在文坛活着，极左思潮已转化为某些人乃至当年被整肃者的精神潜流。这一戏剧性的转化现象，居然出在何满子这类“老运动员”身上，使人更觉得悲哀和发人深省。 海峡两岸的“看张”所出现的政治性和戏剧化情境，无疑是张爱玲研究中的一道独特景观。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看点，且正在淡化和远去。笔者希望两岸学术界尽快告别意识形态主导的“看张”，以让张爱玲苍凉的手势更好地永留在人们心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还可以看到：张爱玲作品在两岸由封杀到开放，由开放到争议，由争议到经典化，这层出不穷的“看张”现象和不断推出的论著及其评坛新秀，既联系着海峡两岸政治、文化风云变幻的脉动，又提供了永不重复的新鲜信息，张爱玲研究的天地走出政治主导后将会显得愈来愈宽广。这位才女如果泉下有知，也会得到莫大的欣慰吧。 ［编者按：本文因篇幅太长，第三节《台湾部分“蓝”“绿”学者合谋“绑架”张爱玲为台湾作家》（约5000字）在此次发表时全部删去，特向作者致歉。］ 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6年曾出版过张爱玲自编文集《张看》。本文将“张看”颠倒为“看张”，是指阅读和研究张爱玲。 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张爱玲：《写什么》，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张爱玲：《浮花浪蕊》。 台湾，重光出版社1951年版。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所写的农村革命，受了《荻村传》的影响。 这两部小说先在《今日世界》连载，后出英文版和中文版单行本，其中《赤地之恋》由香港天风出版社1954年出版，《秧歌》的英文版于1955年春天在美国推出。香港皇冠出版社1991年又分别出版过。关于这两本小说的评价，大陆学术界已有不同的看法。参看余斌：《张爱玲传》，海口，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3年版。费勇：《张爱玲传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艾晓明：《从文本到彼岸》，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 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上海，《万象》杂志第11期，1944年5月。 李子云：《废墟之上的罂粟花》，上海，《文学报》1995年9月21日。 钱谷融：《谈张爱玲》，北京，《读书》1996年第6期。 上卷，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下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纪录》，北京，《文艺报》1952年第20期（10月25日）。另见该报1958年第3期（10月25日）的有关文章。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7月版。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355页。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86-587页。 台北，中正书局1971年版。 台北，广东出版社1979年版。 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年版。 板桥，骆驼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参看稽康裔：《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掌故》月刊1973年10月号。另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47-48页。 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367页。 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台北，中正书局1971年版，第893页。 1971年2月9日，在“中央文艺工作研讨会”通过《如何配合建国60年大庆展开文艺活动案》的第3项“实施意见”第一款“共同策划事项”第一目后，便依照其内容，有关人员于4月份拟订出《中华民国60年文艺史》编写计划。其编纂委员会主任谷风翔和副主任陈裕清均是官方派来的代表，总编纂尹雪曼则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执行秘书。 以上文章可参看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版，及季季、关鸿编：《永远的张爱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1月版。其中《赤地之恋》删节本由台湾费龙出版社1978年出版。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173页。 1955年1月，蒋介石正式提出“战斗文艺”口号。 胡兰成：《民国女子》，季季、关鸿编：《永远的张爱玲：弟弟、丈夫、亲友笔下的传奇》，第76页。 刘心皇：《自由中国文学三十年》，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第9卷第2期。 孙陵：《文艺工作者底当前任务———展开战斗，反击敌人》，台北，《民族报》1949年11月16日。 张爱玲：《天才梦》，《西风》1939年。另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牛哥，本名李费蒙（1925—1997）。他创作的漫画《牛伯伯打游击》，十分畅销。 台北，《中华杂志》1975年9月。 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75年版。 台北，《书评书目》1975年。另见余光中：《青青边愁》，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61-267页。 张健主编：《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2页。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55年版。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东亚书局1970年版。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中、下卷，香港，昭明书局1975、1976、1978年版，这三本书都同样见不到张爱玲的名字。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蔡凤仪编：《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96年版。 上海，曙光出版社1945年11月版。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30页、第131页、第1-2页。 由“新中国报社”社长袁殊主办，吴江枫主编。主要撰稿人为苏青、予且、黄果夫、文载道（金性尧）、张爱玲、柳雨生等。 上海，《杂志》1944年4月号。 何况《杂志》并非“汉奸”刊物，而是为了扩大爱国作家发表园地，由打入敌人内部的袁殊主办的“大拼盘”式媒体。 苏青就因1950年代前期与贾植芳写过一封讨论司马迁评价问题的信件，在反胡风运动中被请进提篮监狱，关闭一年半之久才恢复自由。 这里补充一个例子，刘心皇去世前不久，曾给笔者一封长信大骂苏雪林，说她先是“追求左派领袖（鲁迅）不成，转而追求右派领袖”胡适。这种由于两人恩恩怨怨而揭她人隐私（其事实根据不足），欠妥。 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5月版。 陈辽：《“张爱玲热”要降温》，天津，《天津文学》1996年第2期。陈辽：《何必匆匆为张爱玲曲辩》，武汉，《今日名流》1996年12月。 北京，《文艺报》2000年1月11日。 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天津，《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2期。 《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6月2日。 余光中：《青青边愁·山河岁月话渔樵》，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61页。 原载：《华文文学》200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