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阅读中外生态文学,有两个深切感受。第一,以国别而论,国外生态文学文本中充满光明、欢乐、安静、幸福、赞美与感恩,如俄国米·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鸟儿不惊的地方》、《大自然的日历》,美国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美国约翰·谬尔的《夏日走过山间》,加拿大杰克·迈纳尔的《我与飞鸟》,加拿大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的《动物记 我眼中的野生动物》等,而中国生态文学的内容充满忧伤、痛苦和焦虑,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世纪末的忧思》、《拯救大地》,姜戎的《狼图腾》,曲格平的《困境与选择》,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易正的《中国抉择——关于中国生存条件的报告》等。第二个感受,以纵向历史时段看,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几乎所有生态文学文本都笼罩在由科技化、工业化及现代化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害之中,几乎所有生态文学作家的心都充满焦虑。美国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美国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徐刚的《谁在谋害大地母亲》,哲夫的《淮河生态报告》等都是这样的文本。面对此时段之后的生态文学,人们再也感觉不到大自然的完美与和谐,人们看到的多是被毁绝的森林,被沙化的草原,被污染的江河及遭罪的大地。这时候,全球生态文学家都发出了焦急的呐喊、规劝与请求,都把急切的目光转向了“生存还是毁灭”这一最基本的人生问题。 1979年,汉语版《寂静的春天》的出版被认为是中国大陆关注生态文学的起点。当时只有少数人感觉到了有关生态文学文本的内在价值,但还未有明确的“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环保文学”或“生态文学”概念。据说,即便在美国,《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问世时,那个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感觉也比较迟钝,当时的报刊上几乎没有“环境保护”一词。有一点非常重要,即这样一本给汉语读者“生态文学”初次印象的著作,从头到尾讲的是科技产品的负面效应对生态环境的毁坏,而这种毁坏是一切已知的毁坏方式中最致命、最具变异性、最暴虐、最具瓦解性的毁坏,美好和谐的地球生态在农药、化肥、工业废料等“死神的特效药”面前很多动物灭绝,很多植物的生命系统崩溃,人类的生存状况受到根本的威胁。 许多经典的生态文学文本里只有大自然的美好,只有大地赐给人类的幸福与快乐,整个大自然就像天堂一般。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约翰·谬尔的《夏日走过山间》等所描绘的就是由美好的自然生态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人间天堂,那些作家也是以完全平安的心走进大自然,走进那永恒的“无名之国,无疆之国”,成了森林、沼泽、草原、大地的歌者和守护者,成了与大自然溶为一体的伟大的牧神(1)。有些研究专著也是如此,如程虹的《寻归荒野》、杨素梅和闫吉青的《俄罗斯生态文学论》等。但涉及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生态文学的心骤然变暗,而文本所关注的灾害根源之一是科技产品的负面效应,如哲夫的《淮河生态报告》等。研究论著也是如此,我最早读到的汉语生态研究著作是上世纪末叶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生态公义》、《基督信仰中的生态神学——天地人合一——地》、《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等,但这些研究文本基本上是文化的和哲学的。一般来说,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是最早和最正式进入生态文学理论研究的著作。总体上说,生态文学文本和理论研究文本的基本特点是:1.抛弃征服自然的观念,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看做社会人生的最高标准;2.考察自然界各种关系的原初样态,寻找原本的和谐与统一;3.汲取各民族原创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精神资源,思考地球大团体的生态伦理及生态公义;4.对人类“唯发展主义”及“增长癖”提出警示; 5.揭示生态灾害的社会根源,展示生态文学的存在价值;6.吁请人类警醒,激发人类本来与自然生态生死与共的正常认知感觉,使疯狂掠夺和毁坏的人类重新过上和谐与正常的生活(2)。这些关注的重心之一是化工污染,是科技产品的负面效应。 二 生态文学对科学和技术的负面效应有过一些谨慎的思考,这些思考对社会人生是有价值的。科学的本来含义,是指谨慎探索宇宙万物的规律以合理面对人生的求真求确精神和求真务实行为,这一内在因素是科学能够在人类历史上树立正面形象的主要原因。但科技的有些效应却是负面的:只求速度,只走捷径,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规律及后果。比如杀虫剂DDT,这项科学成果的发明者瑞士化学家米勒(P.H.Muller)为此而获诺贝尔奖。作为一种被宣传为“无害”的杀虫剂,自1939年被大量生产和使用以来,每年数亿万磅被用于农业及日常生活。这项成果使地球生态大量生物种群绝迹,大地土壤坏死,江河湖海污染,生物肌体大面积致癌。就人而言,DDT通过水、蔬菜、粮食等各种污染渠道而导致肾上腺、睾丸、甲状腺、肝脏的肌体细胞瓦解和坏死,最终导致癌症。与现代人日常生活形影相随的催长剂、催熟剂、色素、杀虫剂、除草剂、抗生素、氟里昂、火药、炸弹、汽车、大炮、火箭、生化武器、转基因等等,贯穿的最基本的科学道理是速度和效率。 俄国生态文学家莫斯科维奇说,许多日常的科技产品实际上是不利于地球健康的, 许多科技行为实际上仅仅是用来制造某种东西的快速操作流程,在此过程中,被强调的是速度和效率而不是其后果。(3) “今天的科学是大科学(Big science):巨型实验室,长达几公里的粒子加速器,巨大的农业研究所等等。其中有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组成一个技术官僚网络,负责发放资金、管理合同、向各类奖项建议候选人等等。”(4)出资人、老板、雇工各干各的事,各拿各的钱,至于干的究竟是什么事,他们无暇顾及。那些被叫做科学家的人实际上也是普通人,“我认为,从工厂中消失的体力劳动福特主义被研究机构实施的脑力劳动福特主义所取代,人们在那里过的已不再是生活,而是达尔文(Darwin)机制下求生存:要么出成果,要么被淘汰。”(5)“科学福特主义”(fordisme scientifique)控制的时代,科学家们各自被安置在一些研究机构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仅仅为了推出产品获得巨大利润,他们只是在恶性竞争的科技市场上争口粮,他们别无选择(6)。“一些大研究机构和大学者,他们为了实现霸权,正在实施一系列庞大的‘科学+军事或科学+工业项目’”(7),潘多拉的盒子往往都在这些项目当中。从长远历史看,科学常常在犯错,而且犯的都是改天换地的,使生物系统崩溃和毁灭的错。“这个星球上的物种正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那些物质影响了性激素的正常机能,正在使雄性的鱼和鸟变性。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传播给人类。”(8) 仅在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几年时间里,仅农场使用的农药就增加到每年11亿吨,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增加了400%,生命食物链全面中毒,癌症肆虐。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之类显然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灾难,但国会仍然宠爱这些工业。“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考虑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纯粹是自掘陷阱。农业产量的增加是以癌症、神经病等的潜在增长为代价的。”(9)科技“改天换地”的速度概念与人们的占有欲望一拍即合,而且,从催长剂到转基因的科技产品都被宣告是“无害”、“无毒”、“造福人类”和“必需”的。光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田曾经每年要喷洒7000万吨农药,虫子被杀无数,食物链中许多物种灭绝,而人类得到的幸福就是神经和免疫系统被摧毁,致癌物积淀于肌体,癌症泛滥。 以生态整体观看,有些科技产品确实有负面效应。比如极为日常的电池、氟里昂、味精等。“仅2000年,中国电池产量和消费量高达140亿只,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10),但是,电池中含的铅、汞、镉、锰、锌、铬等重金属都会随渗液溢出,造成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进入人和动物体内,长期滞留而难以消除,会致癌(11)。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使600吨水受到污染,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用水量。(12)氟里昂被其发明者和诸如杜邦公司等大型化工集团宣称为“无毒”,实际上,不到一个世纪,这个“无毒”的宝贝已经给地表大气层和太阳光带来了巨大毁坏。氟里昂从各种电器中飘出来,与紫外线作用而产生几乎能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的一氧化氯,“一氧化氯能夺去臭氧中的1个氧原子,使臭氧变成纯氧,丧失其吸收紫外线的能力,1个一氧化氯能够这样连续破坏近10万个臭氧分子。而且一旦进入大气,氟里昂类物质可在那里滞留近100年。氟里昂的破坏力如此之大,无怪乎会出现臭氧层空洞了。1984年,英国科学考察队首先在南极上空发现了相当于美国国土大小的臭氧空洞。1998年,这个空洞已扩展到2720万平方千米,是14年前的3倍。”(13)“随着臭氧层破坏日益严重,地球的生态系统直接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皮肤癌患者和免疫系统疾病患者会急剧增加。……臭氧层消耗现象若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到2075年,臭氧层破坏将达到50%,全世界将有1.5亿人患皮肤癌,其中300万人死亡,1800万人患白内障。” 氟里昂会在较短时间里使整个地球的气候和生态系统崩溃,因而,有学者认为,“大气臭氧层的破坏比核战争还可怕,它将不可避免地使地球走上毁灭之路”(14)。 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科学精神和科学实践,但以生态关怀立场看,对科技的负面效应予以思考是必要的。毋庸置疑,生态文学对科技的负面效应的警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米·普里什文著,吴嘉佑译:《普里什文文集 鸟儿不惊的地方》,总序,第1~24页。 (2)参照王诺:《刻不容缓的生态意识确立》,《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5日。 (3)(4)(5)(6)(7)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著作,庄晨燕邱寅晨译,于硕校:《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6页,第49页,第49页,第7页,第6页。 (8)王诺著:《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导论。原引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Ha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Cambridge. (9)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13-15页。 (10)(11)(12)(13)(14)艾柯尔 马克:《人类最糟糕的发明——科技的发展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52-53页,第53页,第53-54页,第37页,第39-40页。 (作者单位:兰州交通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原载：《文艺争鸣》 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