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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消费中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内涵 云德在《求是》2007年第19期发表《文化中的国家形象》一文中指出：如果过于放纵文化产业化中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过分倚重文化的娱乐功能，无端推崇炫耀性、夸饰性和奢靡化的文化消费，任由各种毫无档次的娱乐、选秀、游戏、恶搞、小说等恶俗文化流行，引诱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追求享乐主义的文化消费方式，就会导致全社会价值观念的迷失，进而导致全民文化素质乃至道德素养的滑坡。因此，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必须始终注重产业中的文化创造，注重创造中的产业运作，注重消费中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内涵，不断推动文化与产业良性互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推动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悲剧英雄的退场和各种喜剧人物对空场的占领 张进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5期上发表《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一文中认为，在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仍然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对立的两种喜剧化倾向。一种倾向是“非英雄化”，有些作品专门描写极度世俗化、低俗化、鄙俗化和欲望化的普通人物，他们充满奴性和惰性，不能主宰自己命运。这种描写亵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消解人民群众的社会作用和创造精神。另一种倾向是公开鼓吹“英雄史观”，不论是在历史题材还是在现实题材的作品中，都充满着由被神化了的个别人物主宰历史发展的神话，特别是那些戏说的历史剧中所塑造出来的圣君贤相、清官大老爷，几乎都是十分完美的人物。此类作品露骨地流露出皇权意识、人治观念和专制思想，实质上是在宣扬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贬低和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在这两种喜剧化倾向中，人民大众作为历史的真正主体便被历史放逐了两次。一次是为历史的权力运作原则所放逐，他们不像秦皇汉武们那样，既有左史记言，又有右史记事，因而首先从中国浩瀚的史籍中被驱逐出来。而在当代的历史书写中，或者被帝王将相挤出历史题材小说的大厦，或者当人民群众出现在历史叙述中时又被“奴性化”，堪称那些在历史上曾默默无闻的人们被历史的第二次放逐。而作为两次放逐的变体，由作为历史的真正推动力量的普通大众的退场所留下的文本空缺，便由那些嘻嘻哈哈、儿女情长的英雄即“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所占领，而他们也就一反常态而成为具有像普通人一样七情六欲的“英雄”，成为一些将个人欲望与历史过程折中调和的喜剧人物，而再也不是历史中的革命力量。 当下的中国知识界欠缺关于货币的哲学思考 鲁枢元在《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发表《河东，河西》一文中指出：包括医疗卫生、教学科研、新闻出版这些历来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部门，也纷纷遵循起市场规律，鼓捣起量化管理。版税多少，票房高低，也就成了衡量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准。祖传以“清高”自命的中国文化人，也开始为了“货币”日夜算计。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知识界似乎有对于货币的欲望冲动，却欠缺关于货币的哲学思考。在现代货币制度下，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这样的制度可以包装起一个个“超女”、“超男”，可以包容下一个个“上海宝贝”和“芙蓉姐姐”，却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当然，也不再能容下一个鲁迅或徐志摩，一个胡适或陈寅恪。这样的结论，自然也可以成为文学消亡论的一个注脚，成为年长一些的作家、理论家为文学担忧的理由。在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的今天，作为市场精英的资本家完全有办法收买或扼杀那些已经背时倒运的文化精英，面对文化市场的芸芸众生还有可能逃脱那些文化大腕、文化大鳄摆设下的一个又一个的“大众化”陷阱吗？ 原载：《文艺报》2007-11-6 (责任编辑：admin) |